著名作家欧阳黔森的短篇新作《心上的眼睛》发表于《中国作家》2005年第10期，拜读之后，心灵又一次受到震撼，为其深沉的英雄主义情结感叹、折服。综观欧阳黔森的小说，无论是短篇、中篇还是长篇，英雄主义都或多或少地体现在作品中，可以说，英雄主义是作者一贯力求表达的思想、主题、情感。我曾在拙著、省教育厅课题《铜仁地区当代作家评传》中这样评述欧阳黔森的小说创作：“欧阳黔森的创作……在冷静与激情、残忍与温情的创作立场中呈现了文学理性与感性的冰与火的缠绵。当然，在两极重组中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某种模式化，而且作家的知识积累和生活积累有限性也让他重复着诸如地质、找矿、下海、知青经历等细节。但与此同时，他的形而下思考和技术层面的操作又使他的创作呈现了并不枯燥、情节人物也并不会被彼此混淆的阅读效果。换句话说，欧阳黔森目前的情感积累和技术经验达到了某种默契。但对于今后的创作而言，这种默契能够持续的关键恐怕还在于如何突破既有的模式，而这种突破的关键则是如何在积累技术经验的同时拓展情感维度的丰富生活经验，因为对于一个有生命力的作家而言，二者缺一不可。”现在，反观这段评述，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因为从《心上的眼睛》我们明显地可以感触到作者已经从他原本熟悉的地质、找矿、下海、知青经历的模式中，实现了创作题材的突破。
《心上的眼睛》所叙述的故事并不复杂，但它依旧带有作者小说独具的特质：于简单、明了的故事中蕴藉着深邃的思想，闪耀着作家对历史、现实理性思考的光芒。
黔北连绵巍峨的群山、险峻雄伟的娄山关在主人公“我”的心中已不单纯是“山”与“关”，而成为一种象征 ，一种精神的体现。“遥望远方，苍山如海，这里不缺的正是这连绵不断的群山。它与天安门广场那座如山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同样耸立在一片蓝天之下”。当然，也耸立在作者、耸立在“我”的心中。所以，“我”才“不止一次站在娄山关的隘口，俯瞰一片巍峨的群山”；所以，“我”才有了“但有了公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雄关还是翻越的吗？”这一现实对历史深沉的叩问。
历史已经运去，但创造历史的英雄们和他们的精神却随历史的演进永远存留于现实。而现实生活的五彩缤纷又让我们领略了各色人等对已凝结了英雄精神的娄山关的不同态度。“雄关漫道”的偏远险峻遏制了远方客人再次来的兴趣；当地人的再次光临却是来休闲的；红色圣地出现了没穿内裤的少女招揽生意的不和谐、卑劣的黄色音调。这时，“我”再也无法接受世俗的人们对英雄的亵渎，“用电脑打印了几十封信寄给了许多部门，信中很义愤地揭发并慷慨激昂地讲了红色圣地怎能有黄色出现”，因为这样的行为深深地刺痛着有强烈英雄主义情结的“我”：“娄山关的险峻是英雄夺关斩将展示风采的地方，这也正是我经常想去的理由。”不知是“我”的信撞了巧还是怎么的，那些“黄色”被清扫掉了，“我”当了一回无名“英雄”。在这个缺乏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缺少英雄而逐渐世俗化，一切以名、利作为衡量标准的年代，“我”的行为当然值得钦佩，他捍卫着“英雄们”的圣洁。然而，小说最感人、最震撼人的地方还不在这里，而是在小说的尾声。一位因公受伤双目失明的男军人，用他的眼睛――“心上的眼睛”瞩目着苍山如海的娄山关――已经被赋予了象征英雄的雄关险隘。“我虽然没有了眼睛，可是，我的心现在比什么时候都清楚。我有眼睛，这眼睛比头上的还要清晰，我的眼睛就在心里。男军人面对着苍山如海，手指着胸口。”这位男军人本身就是英雄，不仅是保家卫国的战斗英雄，也是勇于面对困难，迎接挑战的生活中的英雄。他本身就是一座高山，一座无法与之攀比，无法翻越的高山。他巍峨地站在娄山关，与连绵不断的群山融为一体，他们就是我们这个英雄的民族的象征！
欧阳黔森自己说过，短篇小说对于他可称得上是一种快乐的形式，因为它的篇幅短小，不需要太耗体力，在兴奋点还没有消失的时候就已经完成，所以常常给人以饱满、激动和完美的印象。短篇小说就像小说的浓缩液，能最大限度地去掉废话，能在最短的时间里给读者以小说的全部享受。的确，读欧阳黔森的短篇小说你真的能享受到小说的全部。
胡适说过：“短篇小说要应用横截面的描写法。”这句话，它道出了短篇小说的某些艺术特点和写作的基本规律。大家都知道短篇小说的最大的特点是简短而集中，短篇小说虽然篇幅简短，但优秀之作，其思想意义与艺术价值却不逊于某些长篇巨制。究其原因，是由于它能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以一当十。这正 像鲁迅所说：“借一斑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那么如何才能做到“以一当十”、“借一斑窥全豹”呢？用横截的艺术手法精细刻画能展现全过程的某一关键环节，能显示整体社会面貌的某一瞬间生活。所谓“以目传神”，即从眼睛里可以窥见人物的神情风貌、思想性格，引申开来，一个瞬间场景则可透露出时代社会乃至某些历史的信息。这一成功经验，在中外的优秀中短篇小说中比比皆是，《心上的眼睛》不就是借助于一个景点来表现理想与现实、历史与当代的矛盾冲突，体现作者的价值取向，让读者为之感叹、折服的吗？
文学理论告诉我们，作品中的各种因素――人物、场面、情景、意蕴、艺术手法等等一旦组织在特定的结构中，它们就不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而是处于一种相互制约、相互渗透和不断转化的整体关系中。结构是将诸种小说因素组织成为一种整体关系的微妙秩序，是内容和形式的一种有机组合。无论内容或形式，在特定的作品结构里，都有表层和深层之别。作品的意义结构与社会生活结构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历史内涵往往潜伏于作品的深层结构中，时代思潮则浮现于作品的表层题旨里。《心上的眼睛》的深刻性在于它的深层结构里有一种说不尽的历史内涵。它对世俗的批判，对英雄主义的赞扬，无论现在还是将来，依然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艺术积淀是形式，生活积淀是艺术”（ 李泽厚：《美学杂谈》）。一位与时代共呼吸的作家，一旦熟练地掌握了某种艺术形式，往往会自然地创造出一些具有思想价值又有艺术魅力的佳作来。《心上的眼睛》之所以具有思想价值，是因为它能透过时代表象，深入到社会历史深处，潜藏着寻绎不尽的意蕴；《心上的眼睛》的艺术魅力，不仅由于它的艺术运用不落后于时代艺术的发展，而且其艺术表现浸透着思想，而其思想内涵又与艺术形式互为表里，不可分割。
欧阳黔森在经历了创作中短暂的低沉、反思后，凭借着一个作家对读者负责的态度，为读者服务的精神，以他日趋娴熟的笔法相继在《人民文学》（2005年第12期）发表了短篇小说《敲狗》，《十月》（2006年第2期）发表了中篇小说《莽昆仑》，继续为我们演绎这精彩纷呈、可观耐品、内涵丰富的故事，讲述着人生的哲理。“欧阳黔森已初步形成了自己富于个性化的叙述方式和文本自觉意识，这也是对他勤奋创作的酬报”（雷达《欧阳黔森小说印象》）。我们有理由相信，欧阳黔森，这位个性像虎，习惯在自己的地盘上自由自在毫无顾忌地走来走去，虎气十足的作家，定能长啸于中国文学的圣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