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名叫万里，在长沙阀门厂当了十几年的翻砂工，如今却成了研究医史的学者。这一“突变”及其成就令人赞叹! 他对《中医大辞典・医史文献分册》中八十多处、一千多个人物的某些史实提出了修订意见，得到了编委会的肯定和赞扬。
在纪念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逝世一千三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收到三百多篇论文，只选二十篇，而他这翻砂工送上的两篇论文全都入选，震动了学术讨论会和有关专家。
他以充分的证据否定了《双鹤瑞舞赋》系明清之际思想家王船山所作，从而否定了王船山晚期民族观有变化的说法，这又使学术界对他刮目相待。
他已经发表了十四篇具有真知灼见的论文，他与上海宋大仁教授合著的《张仲景评传》(张系汉末著名医学家)已列入广东科技出版社本年度出书计划……
作为翻砂工的万里只有初中文化水平，怎么能在医史研究中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就?当然，和其他自学成才者一样，他以韧性的战斗精神闯过无数难关，不知流过多少汗水，但他又有自己的成功“秘方”:一是打下坚实的基础，二是精心掌握文献目录学。
万里由于长期阅读古典文学作品，精通古代汉语；他通读过刘向、司马迁、王国维历代史学大师的史籍经典，也研究过美国史学家海斯撰写的《世界通史》。但作为一个研究人员，这些知识远不够用。为了使自己在最短的时间内具备研究医史的能力，他为自己补课。从1973年开始，他攻读了《内经》、《难经》、《伤寒论》等医学经典，攻读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狄德罗等哲学大师的著作；精读过达尔文、赫胥黎、维辛斯基的自然科学论著，中外哲学史；精读了《中国医学史》、《世界医学史》、《印度医学史》、《日本医学史》。此外，他向一位曾被打成“胡风分子”的文学教授学英语，只用两年多时间，他就能读英文原著了，为他进行学术研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既要重视积累知识，又要注意治学方法。万里十分欣赏俄罗斯杰出的诗人和文献学家布留索夫的一句格言:“学问与其说是知识的储蓄，倒不如说是善于在书海中找到需要的知识的本领。”他把掌握文献目录学作为做学问的第一手段，并对清代著名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的“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事，必以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凡该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一段话深有体会。为了精通文献目录学，他攻读了被清代学者金榜誉为“不通《汉书・艺文志》，不可读尽天下书”的《汉书・艺文志》，张之洞的《书目问答》、《书目集要》等书目著作。这样，就使他在钻研医史的道路上，可以有意识地多占有资料，熟悉资料，提高鉴别能力；可以全面了解有关中外医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和存在问题。象在我国古代医学史中，为什么一些被认为定论的记载还有讹误?日本人真的收藏了宋代天圣铜人吗?汉朝八等爵公乘阳庆为什么不肯认自己的高足弟子、名医扁仓是自己的学生呢?而宋朝的王安石为什么说“为贤相不行，愿为一良医?”……
由于他比较熟悉地掌握了有关资料，他一旦提出研究课题，便能很快地取得成效。从1980年下半年到1983年3月，万里利用业余时间，写了四十多篇论文，平均每二十二天一篇。其中参加张仲景学术会议的三篇论文，只用了不到二十天时间。在“纪念孙思邈逝世一千三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中选的两篇论文，从选题、搜集资料、起草、定稿，只用了十天时间。
精通文献目录学，使万里如鱼得水。调到湘潭师专后，万里在周士一副教授的主持下，参加了《周易参同契集注》的研究工作。周易参同契具有相当大科学价值，发明二进位制的德国大科学家尼布莱兹曾苦苦研究过它，但来不及钻透便长逝了。钱学森同志把这项研究任务交给湘潭师专。历史上研究周易参同契的学者甚多，由于受到当时指导思想和科学技术的限制，没能作出完全正确的结论。据史书记载，曾为本书作注的有二十多家，而当时师专科技史室收集到的也只有七种。因此，收集资料的任务便落在了精通文献目录学的万里的肩上。万里追影查踪，七个月时间就收集了十七种。其中明朝著名医学家楼英为周易参同契作的注，因叫《药物火侯图》，被史书列入别类万里只是从六十年代一张报纸上稍有提及的情况下，顺藤摸瓜，从浙江肖山县楼英的家谱中找出来的。按照常规，承担《周易参同契集注》这样的研究任务，从收集资料到著述完毕，给配上十五个人，得要三年时间完成任务；如果就三个人，花上十年也算快的。而他们三个人只花了十个月就大功告成。由于这些年来万里在医史研究中成绩突出，被湘潭地区评为劳动模范。
(摘自《八小时以外》1983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