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前子1963年生于苏州，曾用“车前子”“顾盼”等名发表作品。出版有诗集《纸梯》（上海某出版社）《怀抱公鸡的素食者》（伦敦某出版社）和《独角兽与香料》（这一部诗集由朋友出资私自印刷，属于“地下出版物”，在北京和摇滚音乐碟片一起出售）三册，散文随笔集《明月前身》《西来花选》《偏看见》《云头花朵》《江南话本》《草堂计划》等十五种。另外，还有戏剧和绘画作品上演与展出。
一个人的饮食习惯像一个国家的文学习惯，是很难理解的。美国人喜欢的《红字》作者霍桑，只是个二流作家，情节上矫揉造作，漏洞多得像漏勺，美国人就是喜欢霍桑。爱伦・坡当然是天才，美国人并不喜欢他，与其说是不喜欢，还不如说是不信任。因为爱伦・坡的作品中没有霍桑的本土关怀，更多的是异国风情（车前子注：对，就像我在北京街头见到西餐馆这类的异国风情，总是缺乏信任感）。
毛姆这么说。
饮食习惯中的很大部分划给了本土关怀，毛泽东身在怀仁堂，放眼的还是辣子和红烧肉。他在陕北多年，并没有爱上酸菜和油馍；他在北京这么多年，也没有爱上豆汁和驴打滚。
驴打滚，一种北京小吃。
本土关怀，作为饮食习惯中的世界观与地方性，是极其狭窄的，酸菜和油馍，豆汁和驴打滚，对毛泽东而言，就是异国风情了。所以可以这么说，毛泽东的饮食习惯基本上像美国的文学习惯，只能说是二流的。但一个领袖在饮食习惯上甘居二流，是会得到人民爱戴的，如果人民以为他们的领袖天天山珍海味，自己吃粥的时候就会觉得粥酸。
异国风情，欧洲人为了表达他们文化的开放性，不远千里来到中国，在饭店里喝汤，也坚持要用筷子喝。对异国风情的迷恋或者爱好，或许是优越感的曲折表现。
罗兰・巴特说：“筷子在他们手里是飞翔的翅膀，到了欧洲人手里，无疑是拐杖，凄凉的是――还是双拐。但我宁愿拄它，比起刀啊叉啊这种屠杀的感觉，还是好。”
一个国家的文学习惯像一个人的饮食习惯，毛姆这么说。
（在散文里）毛姆说得很好，他本人的小说却不怎么样。他迫于压力或者是为自己辩白，他开始和多数人一起抬举契诃夫。我也是喜欢契诃夫的，我认为短篇小说在契诃夫之后，只有短篇，而没有小说了。现在多数人一起抬举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我也是喜欢博尔赫斯的，但我还是更同意纳博科夫的那句话：“博尔赫斯――南美的一个小品文作家”，在纳博科夫那里，或许是轻视；而在我看来，真是独具慧眼，其中有纳博科夫对异国风情的拒绝，所以他长得也像一块红烧肉。
我准备写一篇有关扁豆的小品文，不料写了文学。我在准备扁豆素材的时候，突然想起契诃夫有个小说，他写他看到十几个中国人在一起吃扁豆，有一个人一定要把扁豆（用筷子）竖着夹起后，才吃。像一艘船嘟嘟嘟地开进嘴里。
我不知道扁豆在扁豆学中如何划分，我只根据我眼睛来区别扁豆。
紫色的，我叫紫扁豆。绿色的，我叫绿扁豆。粉色的，我叫粉扁豆。青色的，我叫青扁豆。红色的，我叫红扁豆。我有时候会把青扁豆和绿扁豆搞混。我从来没有把紫扁豆和红扁豆搞混过。白色的，我叫白扁豆。黑色的，我叫黑扁豆。
我喜欢紫扁豆。
叶子落了，黑扁豆爬满粉墙，“愿爱与慈悲／阖上它双眼（乔伊斯《咏扁豆》）”。乔伊斯不能用它来煮扁豆汤了。
我不论清炒扁豆还是红烧扁豆，都要放姜，一放放不少，否则我会觉得腥气（在蔬菜之中我觉得扁豆是最接近鸡鸭鱼蛋的植物，还有茄子，还有鱼腥草……），这是我吃扁豆时候的习惯。
十二点缺五分
文学的联系是很脆弱的。索性不联系。想来到了境界，修成正果，还是寂寞。没有寂寞的文学是大光明，人世偏于暗调子，于是也就没有――没有寂寞的文学。寂寞是可以忍耐的，但无法忽略不计。可以忽略不计的是伤害与背叛。起码疏远是必然的，大家都在长进，枝条东西，千里万里，难免玩不到一块。太湖石下，独立者的背影消瘦，这消瘦就格格不入。
格格不入了。
路灯照射的墙头芭蕉金黄，疑人翻墙而来，我欣赏我的幻觉：不安全感和要摆脱感都会产生幻觉。诗来自这里？诗的联系是更很脆弱的，所以珍贵。我现在已经有一套对付追逐我的激情的方法，我突然停下，发呆，激情会觉得很无趣，弃我而去，干涸的河床上的大石头也是突然停下的，黄河上游干涸的河床上的大石头，大得简直能够挖个洞，住进去，当家作主。这是愉快的。对于追逐我的观念和思想，我只得用文字――反复书写，一遍一遍地涂得厚厚。我需要一个壳，不是掩藏，是反抗和嘲弄。明知不可为而为，理想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文学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尤其是诗。我需要一个壳用来反抗和嘲弄，这时代陷落在假想透明的狂欢里，以为什么都能搞定。
诗人的高贵在于晚年流落街头要饭时问心无愧，我现在做的这一切或许就是这样的结果。
我常常会突然伸出食指，而面前什么也没有，正因为这样，我把什么看穿了。
有幻觉，没幻想，诗人生在何时何地都是不幸的，不幸是他的胎记。但并不能剥夺诗人的快乐。他在吃桑椹的时候就很快乐。我看到一个诗人狡猾的眼神――现在又想起了，这狡猾的眼神竟然也能够如此澄澈。他想骗我，他先笑了起来。他想骗我，他先不好意思。看一个诗人真伪，就是看他还会不会不好意思。看穿自己就不会觉得压抑了。
刚才很压抑，写到这里，像出汗，梅雨时节出一点汗，是一种对流，也就舒坦。舒坦这两字真好，尤其是“坦”这一个字，字形大度。
这几天老有用毛笔写四尺整宣的冲动，但别说毛笔宣纸，就是展开的地方也没有。我要写，我要写，除了线条，还是线条，如果你们认出字来，那是我的失误。
我来说说时空。我现在在一张单人床和茶几之间，笔记本搁在茶几上，我坐在小板凳打字，茶几的左面摞着书，最上面的一本是《葡萄牙建筑》，朋友买重送我的。一摞书的一侧（更靠近笔记本），是一瓶兰州产的六味地黄丸，昨天开始服用，很土气的包装让我觉得亲切。茶几的右面：鼠标，稿笺，牙签，风油精，梳子，打火机，烟盒。
茶几右面的重头戏是一台早已不用的收音机，“凯歌”牌。收音机上的文字抄录如下：
KAIGE
关
高音低音
音调音量
中波5506007008001000120014001600千周
短波679121518兆周
（在“中波”和“短波”栏下，各有一行红字，我望过去看不太清楚，就忽略不计。）
中波短波
波段调谐
上海无线电四厂
我拧了一下开关，“嘀嗒”。
我细看了一下“凯歌”商标，图案是一把军号和红旗。
收音机上也是一摞书，中有《陆游诗选》。陆游的诗我至今还不知妙处，但这两句倒常常脱口而出：
千载无斯人，吾将谁与归（《读陶诗》）？
茶壶反而在茶几上没有立足之地，我就放在脚边。
时间：十二点缺五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