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两个世纪以来，有那么一些西洋人，学说汉语，儒冠儒服，悉心于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筚路蓝缕，胼手胝足，积而至今，已蔚为大成，其学为“汉学”，其人为“汉学家”，杰出者如已故费正清先生、李约瑟先生，几达家喻户晓。他们的辛苦劳作，对于打破文化间的隔阂，增进文明间的相互体谅，特别是对于我们“落后”民族和“后进”文化的那份体谅，助力不少。单听他们那一口流利的汉语，凡有过学习外语经历的，都不得不钦佩他们下的苦功夫。
汉学家们的成就和贡献，人实俱在，毋庸置喙，也不是我这样的一个门外汉三言两语就能讲清的。我要说的是根据我本人的接触与观察，感觉到某些汉学家们有一个共同现象，或可称之为内行的偏见――自负的内行的外行话。
大凡一个研究者选择某一学科作为自己下功夫的领域，虽有碰巧的时候，但大部分必有其兴趣、情感或建功立业方面的追求。十几年或几十年在某一领域起居，成就虽有大小，但都是积劳积慧、上下求索、来之不易的心得。信奉自己切身钻研得到的心得，是知识的自信，认真作学问的人，对此都不陌生。问题在于，任何“心得”，作为一种知识形式，都带有研究者个人的身家背景在内。你所信为“客观”的东西，可能恰恰是最为“主观”的；你自信持论公允，到头来却惊觉仍然没有跳出圈外。毕竟，就资质而言，大家基本上都是中材之人，对于自己的东西要做到洞若观火，难矣哉！因此，当汉学家们带着各自的价值与知识背景进入汉学研究时，不仅有一个知识对于事实的解释问题，更有一个价值与价值的冲突在内，特别是身为一种文明浸泡长大的人，对于他种文明的苦难虽或有理念的同情，却很难有设身处地的切肤体贴和揪心关念。于是，我所说的问题出现了。
汉学家们无论秉持什么主义，都是文艺复兴以来的近代西方精神喂养大的，不论他对这一精神是褒扬还是批判，甚至于因感受到这一文明的压迫而对其进行决绝的抨击，所凭藉的资源还是这一精神。一定意义上或许应该说，后者更反映了西方文化及其知识分子的禀性。当他们为了褒扬有力或批判犀利而从自己的汉学研究资源中积薪借火时，为我所用的“择善而从”或一厢情愿的附会，便会在有意无意中，因着某一契合点的出现，自觉或不自觉地形诸于白纸黑字。因此，信奉马列“偏锋”的“左派”，会真诚地认为中国离不开“毛主义”；或恰恰相反，不脱欧洲中心的，则又处处发现病灶，连“老外”这一亲切的打趣称呼，竟也成为中国人歧视“非我族类”、传统上就封闭排“外”的现代语词证据。因着一百多年饱受西方列强凌辱的背景，中国人好不容易吼一嗓子，为自己的黑发黄肤自豪，个别汉学家竟将这流行歌曲等同于希特勒的种族主义，却不想一想这样一来“星条旗永不落”说的又是什么；另一方面，中国人痛心疾首之处(如所谓的“集体主义”、“街道居委会”之类)，他们却津津乐道，褒奖有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至于分不清究竟广东话还是普通话是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共同语言，或说“河南是中国的一个东南沿海省份”，或如唐德刚先生说的连“谨请光临寒舍便饭”的字条都看不懂的“汉学家”，更是所谓自郐以下了。而这样的“中国研究者”，就笔者的接触来看，还确乎有一些呢！其中极少数只能说是或想成为“纵横家”，中国人的优点没学到，诸如拉关系走后门等中国人的缺点倒是全学会了。可惜，中国文化故乡的一些人，有的不摸底细，真诚加上天真，有的别有所图，聪明连带着恶心，竟将他们和他们那些半通不通的“汉学研究”奉若神明，虽属门禁取消之后，“文化交流”初期，弱势一方不可免的现象，但总归是叫人“感慨莫名”的！
由此我想到，对于一个文明的真正理解，是在对于这个文明的苦难，特别是应对苦难的方式彻底了解之后，就像对于一个人的了解必须是在对他具有何种幸福，特别是他如何享受幸福有了彻底理解之后。(他不得势吃苦的时候与你哥俩好，一朝腾达，或许就会问你“同志，你贵姓？”)否则，真可能闹出“没饭吃？那为什么不吃肉”这样的事来。当我们赞美基督教对于西方文明的意义时，有几人想过西方社会和西方精神从宗教的一统天下中挣扎着解放出来，流了多少泪，死了多少人；人自为战的西方人礼赞“雷锋精神”，但不知“中国文化的最大缺失在于个人之永不被发现和承认”，彼此关顾的心意感通有助于营造人伦温情，但个体权利就不免要打折扣，竟至被完全抹煞。这些两难的窘境，是文明本身的悖论，不浸淫其中，便很难体会，硬要强作解释，只会“隔”得更凶。天底下既没有性善性恶一面倒的人，哪里会有好坏利弊一边倒的文明呢！汉学家们可以说中国话，更乐意品尝中国菜，也常常喜欢在自己的办公室或家中挂几帧中国朋友送的书法，但几乎没有人能够真正欣赏中国书法的神韵风骨，就因为书法这东西需要流在血脉里的文化精神的体贴，不光是一个知识论的问题。散点透视还是焦点透视，用毛笔还是排笔，画在纸上还是形诸绢帛，解决不了无论“夜半晨朝，心中忽然一声”的那份荡漾。文本误读或许可以歪打正着地引发新知，但大部分时候可能导致误会。这些问题，有个人身家背景的感情蕴涵其中，远远不是一个什么“翻译”理论就能一言以蔽之的。毕竟，东、西方的学人对于对方文化的取弃褒贬，多数时候是以自己一方为立足点的，一种文化所“化”愈深之人，对于其文化的缺失便愈有深切体会，因而亦往往容易注意到他种文化所有而自己所缺的东西，但同时便容易忽略这“东西’’恰是对方的痛苦之处。站在“人类的立场说话”，知易行难。马克思和雨果激烈抨击八国联军的兽行，其他站出来说话的还有几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