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黑格尔的“陷阱”呢？那就是他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中的概念辩证法，它关于事物的运动发展之内容被“绝对理念”自身的运动形式所歪曲、窒息。它是一种形而上学式的辩证法。它对许多问题的解释确乎很诱人，很容易被它牵着鼻子走，结果成为一个“陷阶”。
正视这一问题，对于端正文化研究中的思想方法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目前在研究民族文化时，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对某一问题的争议往往各持一端，有极大的片面性。例如，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有几乎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这便是“民族虚无主义”和“国粹主义”。一个数典忘祖，一个抱残守缺，都是极端、片面、形而上学。二者虽然都表现出一定的民族情感，但那情感也是片面而狭隘的：一个对中华民族文化之长处视而不见，而将其短处看成全体并深恶痛绝；一个则正相反，对其短处熟视无睹，而将其长处认同全体并热烈顶礼。甚至有一种逆反心态：在前者眼中，优点也象缺陷一样可厌；在后者心里，缺点也象优点一样光彩。
何以能产生这种形而上学的现象呢？因为研究者的思想方法偏执。具体说，他们头脑中的“民族文化”是一个绝对固定的观念，是衡量各民族文化水准的唯一尺度。也即是说，他们所持的是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老黑格尔把诸如“民族文化”、“民族意识”包括在内的“民族精神”视为一个、绝对固定的理念，一切其他形态的民族文化都由它发展演变而来，外化而生：“在这种发展的过程里，理念的某一形式某一阶段在某一民族里得到自觉；而这一民族在这一时间内，只表现这一形式，即在这一形式内它造成它的世界，它造成它的情况。反之，那较高的阶段，在许多世纪以后，又发现在另一民族里。”(《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37页)在黑格尔看来，“民族精神”这一绝对理念是运动的，其外化过程是：希腊―――埃及――东方(阿拉伯、印度、中国)――欧洲(日尔曼)，由最高典范到衰落，到在德意志民族那里最后复兴为新的最佳状态。在黑格尔看来，“事物及其发展只是在世界出现以前已经在某个地方存在着的‘观念’的现实化的反映”(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德国古典哲学》，商务印书馆，158页)。实际上，他从希腊文化或希腊精神那一有限的事物中得出“民族精神”这一绝对理念，并把它绝对化为唯一的尺度去衡量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和精神，这就忽略了理念自身内容所包含的诸多差异，以及不同对象各自的诸多具体差异，而仅仅以对象中某些具体特点(优点或缺点)与理念内容中某些特定的差异相对应，结果得出合度或不合度即肯定或否定之类片面结论。不言而喻，这位辩证法大家讲出了民族文化是发展变化的这个辩证法，但可惜，不是讲活生生特定的各民族文化自身的千差万别的运动，只是讲绝对理念的运动和自我发展，从而，辩证法内容窒息在形而上学的理念体系之内。因而，这是僵死的辩证法，形而上学的辩证法。这样，黑格尔必然极力贬斥印度、中国等民族的文化，例如否认他们的哲学的品质、史诗的风格、悲剧的性质以及思维方式等等方面的特殊性，而在以希腊文化为理想的同时，夸张地颂扬了德意志民族的文化。这显然是偏狭的民族自大表现，又一种“阿Q”相。
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这点，许多人实际上是拿着“概念的辩证法”去评价中国民族文化，尤其是自觉不自觉地以黑格尔曾悬为绝对理念的希腊―欧洲文化为尺度，判别中华民族文化的“优”与“劣”。于是，或者以其中某些方面、特点在尺度之外，便判之为“劣”，或者以其中某些方面、特点在尺度之内，便判之为“优”。但在这过程中，二者持为尺度的理念却走着相反的运动方向：前者一如黑格尔：希腊――东方――欧洲，后者则是中国――阿拉伯――欧洲！结果出现这样的局面：表面上，双方针对同一个“民族文化”理念、尺度争持不下，实质上，各自在谈着不尽相同的对象或对象的不同方面，亦即并不相同的“民族文化”概念。而各自却并未觉察。这就造成双方永难休止的“矛盾运动”。
这种矛盾实质上乃是概念运动与具体事物运动间的矛盾，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使这矛盾更加表面化。所谓思想方法，由所研究的对象之内容决定，是一种评价角度和尺度，也是对于对象所应抱有的情感态度的依据。真正辩证的思想方法往往是探得事物真正性质及规律的必要前提。形而上学思想方法则适得其反，会把简单问题搞复杂，把复杂问题弄糊涂。
所以，要充分认识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危害性。因为事实表明，这种思想方法在当今学术界并非绝无仅有。例如，探讨民族文化传统时，一说中国古代已有“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一说只有西方文艺复兴才有“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二者都以为有一个共同适用的固定的“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尺度，后者以为只有西方文化特别是文艺复兴文化才合于此度，前者则极力将中国文化附会于此度。结果二者各持己见，使人莫衷一是。每种见解其实都是从某些具体有限的事物中抽绎出来的，却被说成客观的因而是普遍的无限的概念，唯一的尺度。这样，在衡量千差万别的具体事物时，以不变应万变，在强调某一概念的普遍性客观性的同时，势必造成这样的局面：在客观上，对千姿百态的事物削足适履，忽视、阉割乃至抹杀了它们生动的差异性和特殊性，更为严重的，压制、扼杀了许多新鲜活泼的创造性思想见解，把人们的思考束缚在有限的范围之内；在主观上，则以一己之爱憎冒充全体之爱憎。这就把对活生生具体事物的讨论变为对某个唯一抽象概念的争论，造成思想理论沉滞。
由此可见，客观唯心论及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目前仍是妨碍生动民主的学术空气的大敌，不可等闲视之。
那么，在研究诸如民族文化之类问题时，是不是干脆不要概念、规律和普遍性的观念呢？不是。因为那将走入另一个极端：只要具体的个别现象，不要抽象的一般概括，而结果只剩下对现象的归纳和描述，而泯灭了理论研究应具备的概括性和指导性品质。
因此，较为恰当的思想方法应是对以上两个极端的中和：不象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那样，总是试图从某一绝对固定的理念出发，去剪裁千差万别的具体对象，也不是完全反其道而行之，而是从千差万别的具体对象出发，寻找能概括其各自规律的特殊理念。这样，就得首先承认诸多事物各自的存在的合理性、各自发展的独立性，以及由此而来的各自规律(自成体系)性。对于民族文化研究来说，就是承认中华民族文化自身存在发展的独立体系性――不比西方文化低劣，也不更高贵，也承认西方文化的独立体系性；既重视华夏文化的优良传统，也不忽视其顽固劣根；同时，既看到异域文化对华夏文化的渗透，也肯定后者对前者的影响。从而，我们可以得到诸如“华夏文化”、“希腊文化”、“欧洲文化”、“印度文化”等等具体的概念、规律和体系，它们各自独立，同时互相又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在众多的特殊文化体系相互参照之中，我们以及其他各民族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才会各爱其所应爱，憎其所应憎，于己扬长弃短，于人取长补短，不卑也不亢，自尊而不自大，自信而不自夸，最后把本民族文化引向世界引向现代，从而与其他民族文化在撞击、交融之中汇成人类更完美的文化。在这样切实作了以后，如果愿意，可以从中升华出更高的概括――“民族(或人类)文化”及其普遍规律，但不是为了框定各民族的文化并扬此抑彼或扬彼抑此，而是为了引导它们向更高的水平共同发展。――最高的概括应是真实的，真实的概括应是有限性的相对的，如果它一旦成为无限性的绝对的，便立即化为一堆空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