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8日的《南方周末》发表了秋风先生一篇颇有新意的短文《有人担责比任命程序更重要》。作者对中国传统的话语“任人唯贤”与“任人唯亲”提出质疑，几乎颠倒了二者的褒贬关系。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可以继续探讨。
为了表述得更严谨，我们不妨先来厘清几个关键词的含义。
首先，所谓“任人唯贤”、“任人唯亲”的“唯”，都是为了表强调，它的真正含义是比较而言的“第一位”、“最重要”。事实上，历史上，一般情况下总是贤中选亲，或亲中选贤。类似的，曹操所谓的“唯才是举”也是有前提的，或相信自己有驾驭任何人才的能力(当今之世，则相信依靠一套健全完善的制度可以约束任何德行的官员)，或是相信“偷金盗嫂”之类曾经的失德相对于他的打江山治国平天下的大政目标是无关宏旨的“小节”，可以忽略不计。
其次，秋风将“问责”(担责)分为可问责、不可问责(或曰有人担责、无人担责)两种，不言而喻指的都是当下的、对具体掌权者的直接问责。而事实上问责(担责)，不仅可以从问责对象上分为直接与间接两种，从历时长短上也可有直接、间接之分。秦二世而亡，大体可以说是即期反应(直接“问责”)，而“圣主明君”们担忧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怕的是民怨累积到人心尽失，最终于王朝不利。这种“问责”是算总账，是间接问责。我们今天讲执政党的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不是一劳永逸的，担心反腐败不力会“亡党亡国”，不必讳言也是担心人民的这种并非针对某个具体人的“间接问责”。
任人是应该“唯贤”还是“唯亲”，是个很古老的问题。万章问孟子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孟子拿天命说事，絮叨了半天难服人。韩愈接着求解做了《对禹问》，说天下没有公认的领袖时，只好传子，君主名分“前定”就可免天下英雄争宝座，这样比较有利于社会安定。因为天下出大贤大德、王室出大恶人的可能性都比较小，他从概率上分析得失，讲出了一番帝王传子不传贤的道理，不能说全无道理。而按照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的观点，中国历史上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对于“家天下”来说，黄的话肯定是对的。
如上所说，专制王朝其实也要经受间接(长期)问责的考量，所以专制帝王为了家天下传诸久远，也在选贤选亲之间费周章，要为立不立嫡长子为太子之事伤脑筋。清初皇帝一度把指定的继承人藏在“正大光明”的匾后面，等驾崩后开启，也是想传贤，但仍然免不了王子之间的阋于墙。从汉朝到清朝，中央财政吃紧时，朝廷会论价公开卖官鬻爵，“唯财是举”，不管贤不贤。但这只是权宜之计，而且对于“捐班”出身的人会有限制，实行科举制后捐官很难进入权力中枢。这也是出于对“长期性问责”(官逼民反)的顾忌。
由此不难推断，问责与任人有四种组合：可问责――任人唯贤，可问责――任人唯亲，不可问责――任人唯贤，不可问责――任人唯亲。不可问责而任人唯贤只有五百年一出的大圣人可以做到，不可问责而任人唯亲是四种组合中最糟糕的。在可问责的条件下，“任人唯亲”如秋风所说，并不可怕甚至是理所当然，实际上也会在亲中选贤以免误事。
绝对的“不可问责”既然并不存在，在“家天下”时代也有“覆舟”“亡国”的潜在威慑，那么，人们要问，当下不少地方曝出了“买官卖官”的丑闻是怎么回事？问题就在于，那些卖官的“一把手”都是“土皇帝”，一不怕上级的直接问责(相信上级不会知道或自信有强大的保护伞)，二不能将权位传诸子孙，所以要搞“短期行为”――可见不可问责才是大害，比“家天下”更大的大害；这种情况下，任人唯亲、唯贤都要让位于任人唯财！
回到秋风先生为“任人唯亲”的翻案。他毫不讳言这番新论的参照系是“当今民主、法治健全的国家，行政首长任命其重要官员的方式”。那些行政首长都是通过普选竞争上岗的，严格的民主监督使他得对选民对自己负责。如果还不具备行政首长普选产生、可以个人提名组阁和可以问责的前提，那么，他提出的观点，现在就只有开阔思路的价值。我们还必须为可以搞“任人唯亲”创造社会条件。这，可是不能“超阶段”的！
【刘超荐自《南方都市报》2007年10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