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有两个舅舅，一个于解放前去美国留学，后来在美国匹兹堡大学教书；一个于1945年抗战胜利后赴台湾一所大学教书。这种社会关系，是由于父母对党和政府忠诚才填写的。但后来才明白。在极“左”年代，如果有这样“复杂”的海外关系，想入党或者被重用无疑是不可能的。由于这样一个社会背景，再加上1957年大学毕业前夕我的一次向学校“献礼”(也就是学校统战部要求毕业生向党、向学校提意见。我讲的是，我们各门功课的参考书，不一定非要苏联的不可，苏联的农业技术书籍不一定适合中国，尤其不适合我国南方；甚至我国某些有关水稻方面的技术书，已远远超过苏联了；并讲了南斯拉夫不是修正主义国家。也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它是工人自治)，我被扣上了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为修正主义翻案的帽子，被打成“右派学生”。
“文化大革命”开始没多久，我就顺理成章地被列入另类。被造反派冠以“美国特务”的罪名。我爱人也无可幸免，被造反派煞费苦心地株连进来。一是因为我爱人是满族人，造反派把我爱人说成是“慈禧太后的孙女”。二是认为她严重失去立场，理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干部追求你，你不干，为什么偏偏要嫁给一个右派?因此，造反派们认为我俩是两条大鱼，有潜力可挖。在当时，能搞出一个关帝特务，是单位造反派一件极重大的政绩。
1996年冬天的一个夜晚，3个造反派突然把我抓到县政府的传达室内。一个握了根鸭蛋粗的木棍，一个抄了根捅火炉的铁条，另一个拿了支步枪。他们3个人站成三角形，一枪托打过来，我转过身；又一木棍，再转一下身，铁条又上来了。他们打人的技巧很熟练，好像受过一定训练似的。打我的人是工厂里的造反派，可我觉得他们更像国民党的特务打手!但我很快明白，这怨不得他们，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什么样的人，就像种子发芽，需要氧气、水、温度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在“文化大革命”那种环境下，社会就会产生一类“人不人、畜不畜的非人”。我爱人则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于大广场上示众，罪名是宁愿嫁给右派，也不肯嫁给共产党员的“阶级异己分子”。在单位里，即使到了深更半夜，也要罚她一个人围着院子跑步。
造反派们还根据我的社会关系，轮流去上海、北京、苏州、南京、无锡、广州。调查我的“问题”，并顺便当做一种很开心的旅游。我的父辈在哪个城市有社会关系，对于他们来说，那里就为他们借机寻找我的特务线索提供了方便。只可惜的是，他们实在没有办法去台湾和美国。他们串通了上海里弄的造反派，到我母亲家抄家；他们撬开地板，挖地三尺，企图能找到电台和秘密文件。遗憾的是，结果很令他们失望，不仅不能带来惊喜和收获，反而把我家的成分搞清楚了。我的父母教了一辈子书，解放前没有当过任何政府官员，甚至没有经过商。我们家的成分是“职员”，大约相当于农村的中农吧。
虽然造反派费尽了心机，也没有找出有力的证据，但他们依然不甘心。有一天晚上，造反派不准我睡觉，到了半夜，把我押到一间屋子里。在那间屋子里，4个造反派拿了棍棒对我连续殴打。他们把我打倒在地。用脚踏在我的头上。整整一夜，他们一边打，一边逼我交代特务活动。直到早上7点，他们才把我放出来。也许是为了掩饰他们的暴行，临出门，他们竟然叫我把脸上的土擦干净。
在我们单位，“支左”的军代表一共有两人，一个是姓项的排长，一个是不知姓什么的班长。他们在公开场合不亲自动手，只在旁边观看，暗暗支持着打人。有一次我被批斗时，造反派叫我跪正。也许是对我跪的姿势不够满意，无端又遭来一顿疯狂的拳脚。那个班长就在旁边站着看，一声不吭。
这一次，或许他们觉得来硬的不行，需要来软的了。刚一出门。一名军代表马上找我谈话。他说：“我现在孤掌难鸣，你如果配合我，承认罪行，我保证给你出路。”我不知道该怎样承认我的特务罪行。我亲眼看见某单位的一名工人被迫承认是特务后。就召开了全县的批斗大会，然后立即逮捕。军代表和造反派的话能算话吗?他们在诱惑我，他们只想立功。我听说。一位在农业局任副股长的同志，被迫承认毒死了牲口，被抓了起来，后来就死在牢里，若干年后才平反。一个姓王的林业技术员，被诬陷是国民党、三青团员，他不承认，于是就天天挨打、天天被批斗。一天他爬上了水塔，高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项排长(指军代表)、老杜(指造反派头)，我不是国民党员。”然后跳了下去。当时没有断气，被送到医院，医院来电话说：“要输血，才能得救。”军代表和造反派头子说：“革命群众的血，不能输给反革命分子。”结果，这位王技术员当天就死在医院里。因为有了这些前车之鉴，我表示坚决不答应军代表与我的交易，就让他孤掌难鸣吧!
其实，在那个时候，最让人无法忍受的还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折磨，而是精神上的。其中，造反派对我最恶毒的行径就是逼我赶集游街。他们敲锣开道，让我在脖子上挂一块牌子，肩扛一条长板凳，在热闹的集市上游街示众。每到一个十字街头，他们就让我站在长凳上，接受造反派的批斗。让我感动的是，如此热闹的集市上，围观我的群众却并不多。因为我从1957年大学毕业分配到这个县工作，到当时的1968年已整整10年了。期间为了传授农业技术，推广麦茬稻(小麦收后再种一茬水稻)技术，我走遍了全县220个村庄，使每个公社都吃上了大米。在这10年里，听过我讲技术课的农民何止万人!这些赶集的老乡，很多都认识我。他们见我挂着牌子站在板凳上。只是当做不认识。连看也不看。即使如此，也不能不说，造反派的确达到了当街羞辱我的目的，他们在撕裂一个人的人格上。的确做到了入木三分。使我好长时间害怕上街。
就这样，我被彻查了好几年，全国只要有我们家社会关系的大城市也都跑完了，但始终找不到半点特务之嫌。我爱人当时才29岁，首先从年龄上就做不了“慈禧太后的孙女”，造反派陷入了窘境。最后一次是那个项排长找我谈话，他问：“你到底有没有问题，有问题我可以帮你了结。”听到我答没有，他苦笑了两声，看得出来他是那么的失望。
于是，我成了一个被挂起来的人，案子也成了悬案。接着，我又被送到县政府的一个小院里，也就是我们的“牛棚”。因为这里关有县长、县政协副主席、政府副县长以及一些有“历史问题的人”。用军代表和造反派的话来说，“这是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小撮最坏的坏人”。本来我是一个普通的农业技术员，想不到现在却能和县里的这些“大官”朝夕相处了，
二
在“牛棚”里。我们这些“坏 人”和“走资派”白天劳动，如打扫厕所、清理猪圈、维修马路等，什么活儿都干。干活我不怕，那时我才30岁出头，有的是力气。但人格的侮辱却很难忍受。每次上街，不管几个人，我们都要排成一字形，前面有一个骑自行车的造反派押着。我们左臂上戴一个白袖章，上面写着各式各样的“身份”，如“右派分子”、“走资派”、“特务”、“坏分子”等等。
其中，有三个“坏人”的例子最使我难忘。一个是果园的技术员。他曾当过冯玉祥的副官，专门替冯玉祥管理果园，是个上了年纪的残疾人。他没有上过学。也没有多少文化，因为替冯玉祥管理果园多年，混了个少校副官。造反派让他写检查，他实在写不出来。虽然顶多写上半张纸，但最后一句总要写上“我一定积极改造自己，争取加入共产党”，弄得造反派哭笑不得。还有一个姓李的是畜牧兽医，他的罪名是“日本特务”。据说这个“特务”神通广大，只要日本飞机来轰炸、扫射，他用手向空中某个方向一指，飞机便会在他指的地方投炸弹。另外一个姓田，解放前任过政府部门的书记。当时的政府书记，实际上只是负责抄抄写写的低级职员，造反派却以为是一种官职，与现在的书记等同起来了，所以逼他承认罪行。他有理说不清，整天哭泣，很快就不像人样了。
人是要尊严的，可我们这些人，尊严早已扫地。在那样的环境下，我们虽然外形像人，其实只是个能听懂话、能劳动的动物而已。
到了晚上，我们不敢开灯，不敢相互谈话。不敢早点休息。因为那些造反派，随时都会来我们的“牛棚”。他们来时会大叫“某某某滚出来”，然后不分青红皂白。乱打一顿。他们把打“坏人”当成一种消遣，一种“革命行动”。所以，在“牛棚”里的难友们，一到天黑就心惊肉跳。不知道今晚又会轮到谁。到食堂买饭，要等到别人大都吃完了，我们才敢去，且从不敢买肉菜和馒头，怕人家说“这伙人还想吃好的”!我们这些可怜虫，最怕见的是人。不仅怕见造反派那凶狠的脸色，还怕见到熟人、朋友的冷漠面孔，怕见到和我们划清界限人的冷酷目光，更怕见到陌生人那奇怪的眼神。因为，在他们眼中，我们还有一个人的样子吗?俗话说，人要脸，树要皮。“文化大革命”的最恶毒之处，就是要你失去人的脸面和尊严，使人与人之间失去正常的人性。
一天，有个姓侯的造反派来牛棚找我，对我说：“从今天起，你要检查你的男女关系问题，已经有人检举，并且有后果。”听到这话，我的心“咯噔”一下，这意味着，他们又在找我的新碴儿。
在那个年代，要想把人弄臭、弄倒，第一是在政治上，第二就是在男女关系上。一个人如果犯了男女关系错误。那他一辈子就抬不起头。一个参加过这类批斗会的人告诉我：“可有意思了，就跟耍猴一样，在批斗会上问他‘裤子脱到脚跟还是全脱了’。他们的目的就是羞辱人，同时满足肮脏卑鄙的心理。”我认识一位印刷厂的女会计，她因为与造反派的观点不一样，便被硬说成是“破鞋”。他们把这个姑娘关在房间里，脱下她的裤子，用皮带抽打她的下身，打完后还让她父亲用小车拉着游街示众。那是一个让人迷惑的年代。我想不到，我们的共和国竟会发生如此事情，我们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吗?这些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情吗?就在造反派用棍棒、枪托、捅火炉的铁条打我时，我凝视着墙上的毛泽东像，他笑得那样慈祥、仁爱，我在心里默默地问他：“毛主席，你不是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吗?你不是说这次运动的名字叫文化大革命吗?为什么你的造反派和红卫兵会如此对我这样的普通老百姓下毒手?我们全家于1948年在苏州时就上街喊着你的名字，祝你万岁，我们可从来没有反对过你啊!”
我无论如何也弄不懂发生在我眼前的事实，但却明白，这意味着，我的新一轮被整又将开始了。新一轮的审问、逼供、批斗、拷打、游街，那非人的折磨，又在我眼前闪现，在残暴和恐怖面前我没有任何力量抗拒。我想了一整夜，既然如此，干脆离开这鬼地方，因为男女关系比特务更难听、难辨。说你是美国特务，至少大部分人不会相信；但男女问题，就不好说了，有不少人会半信半疑。为此，我在心里暗暗地下定决心，我一定要离开这个鬼地方，哪怕不计一切后果。
第二天一早，我换了件干净衣服。揣上仅有的20元钱，就逃了出来。我抛下了这里的全部――我的工作、我的屈辱、我的痛苦，期望着这一切能够全都过去、
出了县城南门，我直向滹沱河走去。风变得冷硬起来，把河水吹起了波澜。我想�过河去，可刚迈进去几步，水就没过膝盖，棉裤湿了半截。河水太冷，我只好退了回来。就这样，我穿着这条湿漉漉的棉裤沿着滹沱河一直向南走。我一心想要离开我的那间“牢房”，只顾逃命，不知道饥饿，不知道寒冷。我心里明白，如果再被抓回去，等待我的将是什么。哎，被人侮辱比死亡更令人厌恶啊!
走了近一天，终于来到了临近城市的一个小火车站。此时，天色已晚，到火车站一打听，晚上9点有趟开往太原的车，我赶紧买了票。我有个大表哥在太原一所大学教书，这层社会关系，我从来没有提起过。因为我同这位表哥也只是见过一面，没有什么来往。造反派无从得知，想来应该不会到那儿去抓我。
这趟车是慢车，每站都停，乘客大都是沿途的农民。要想挤上这趟车，对于又冷又饿又累的我来说，实在不是那么容易。等到我好不容易挤到车门时，车门恰好被列车员关上。但我一定要走，不然车票白买不说，万一造反派追来咋办?漫漫长夜，哪里才是我的去处?拼死也要登上这趟车。强烈的求生欲望占据了我大脑的每根神经，于是我踩在车厢门口，紧紧地抓住车厢门口的两个把手。火车在快速奔驰，寒风像刀一样割着我的脸和手，我的湿棉裤也早已结成了冰。我知道，万一脱手摔了下去，我将必死无疑。我咬着牙，心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要挺住，要活着，要自由!这总比被造反派抓回去拷打、侮辱、游街、批斗好吧。在生命与尊严之间，我选择了后者。
大概过了20多分钟，车速慢慢地缓了下来，意识中知道快到一个车站了。到站后，门开了，我第一个挤进了车厢。从零下10摄氏度的寒风中突然扑进温暖的车厢里，我首先意识到我又活了。
每当回想起这段经历，我都对自己产生怀疑，我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能耐，能与奔驰的火车一起追赶生命?生命遭到压制时，的确是一种痛苦，但受压制的生命，却常常能成就一段凄美。人在渴望得到一些东西，特别是在渴望自由时，会作出一些超出自己极限的行为，即使面对死亡……(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