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初,位于重庆市的西南大学研究生部迎来了300名新入学的博士生,令外界侧目的是:“新同学”中有一些是重庆市各区县的党政“一把手”。 事实上,重庆市所辖40个区县的党政“一把手”已有十余人取得博士学位,其中接近一半为西南大学培养,多数学的是经济和管理专业。
现在,“博士书记”、“学者官员”的称号随处可见。而在一些国家部委领跑的“官员博士化”进程中,有的部委博士比例已占到了总人数的一半左右;在经济发达地区和高校集中的省份,省部级、司局级、县处级官员攻读博士几乎成为潮流。
博士证书多样化
“各种各样的办学机构,学位证书颁发机构也很多,大专、本科、硕士、博士均包括,可以说鱼龙混杂,比较混乱。”云南省招生考试院院长朱华山说,“包括曾经很难获得的博士证书也呈多样化形势,不要说普通老百姓,许多党政部门都无法区分真伪,或者都弄不清楚哪些才属于国家教育部门正式认可的。”
2008年12月20日,在西北五省(区)党校研究生班咸阳考区考场里,身为该校07级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班学员、陕西省乾县科技局局长的王显亮对一位重申考场纪律的考区负责人声称“我掏钱买文凭,你有啥资格管我”,可谓一语道破天机。
早在2004年,中组部等四部委经过清查,发现接受调查的67万名县处级以上干部中,每40名就有1名文凭有问题。随后中组部专门发文对此情况进行了清理,规定了正规学历、学位文凭必须经过教育部门的最后认证。文凭能够被教育部门所认可的博士,其入学考试、学习过程和毕业答辩等程序都很正规,每一个步骤都是很严格的。
但现实中,即使是“正规博士”的围栏也不断被突破。重庆市一名在读博士生透露:某些高校、某些导师对于“特殊考生”均采用“单独辅导”、“开小班”等办法帮助考生过关,由于博士生入学考试都是各高校自己出题,操作起来远远比高考、硕考容易。在某些人文社会学科博士点,每年的博士生中,处级以上干部占1/4甚至1/3以上,他们中一些人就是通过权学交易“考上”的。
有人形象地比喻:“官员博士不用愁:一是学费不用愁――渠道多多;二是时间不用愁――书桌太无聊;三是毕业不用愁――枪手代劳;四是文凭不用愁――绝对真实的‘假’文凭。”
2009年6月被双规的深圳前市长许宗衡毕业于湖南省交通学校汽车专业,属于中专学历,但其学历随着职位的升迁也不断“升格”,其首先以“在职研究生”拿到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专业的硕士学位,其后又成为“美国国际东西方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尽管后者的学历并不被美国教育部门承认,但其以“双硕士”头衔在官场荣耀了好多年,最终沦为笑谈。
2008年6月被双规的原中国证监会副主席、西南财经大学博士王益,仅用约两年时间完成经济学博士课程,写成博士论文,发表若干篇学术论文,并通过答辩。由于其工作地点在北京,而西南财大在成都,其如何上课、考试,都令人疑惑。全日制博士生在正常情况下需要三年多时间才能拿到学位,在职博士生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而王益却比正常学制的博士生毕业还要快。
官员读博两“容易”
“以前很多情况都弄不清楚,既然不需要严格考试,对外语考试也没有明确要求,也就糊里糊涂交费报名参加某大学的博士生学习了。”云南省一名正处级干部黄华(化名)说,“主要原因是身边的领导干部们都在参加各种各样的文凭学习班、考试班,从专科到博士都有,在这样的风潮下,自己很难不被卷入。”
他表示,学习时间延续了三年,钱交了好几万,其实也没上多少课,最后就得到了一本“博士学习结业证”,但是这样的证书并不为本单位特别是组织部门认可。他后来到教育部门一咨询,才知道那样的学习只是一种“学习培训”,根本无法获得教育部门认可的文凭,所以在加工资、提拔方面没有什么直接用处。
“可以说我这个‘博士’是白读了,都不好意思拿出来说。”黄华说,“因为基本上都是偷空去学校,所以上课时间少,比较匆忙,老实讲也没有学到多少知识。但是大家都是各种领导,大学校园倒也成为一个‘交朋友’的好去处,互相间也顺利地办成了不少事情。”
“现在的情况是,级别越高的官员越喜欢拿高文凭,相反基层干部并不是很热衷,大家往往有个大专、本科文凭足矣。”黄华说,“之所以更高级的领导干部能够去拿高文凭,有两方面的情况:一是入学容易,有些学习是不需要入学考试的,即使需要考试他们也有办法通过;二是不担心学习经费和学习时间,作为领导这些都很容易解决。”
“真正读博士是非常辛苦的,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官员们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去读博士,那就证明其工作内容和责任是可有可无了;那么在读博士期间,其工作岗位和工资待遇是否应该保留,应该成为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黄华说,“各级组织部门、纪委监察部门应该对类似的情况有个说法,甚至是否应该进行监督、处罚,否则将给社会各方面带来危害。”
大专学历已够条件?
近年来,在中央提倡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背景下,很多地方在选拔干部时,早已不把“大专学历”当回事,而是明确把博士学历作为一个优势条件,这自然使“官员博士大跃进”的浮躁之风愈演愈烈。
“我觉得许多官员已经把‘博士’头衔视为一种时髦、实惠的玩意。”中国传媒大学的一名博士生说,“博士应该是一种专心研究的学者称呼,是一种学术成就的表现,而不应该是一种衡量社会地位高低的标准。”
他表示,中国的行政权力早已很深地介入和主导了学术圈,之所以许多高校、导师愿意接纳官员博士生,众所周知多是由于背后的利益交换所致,即官员可以得到高文凭,而高校和导师可以通过官员权力达成自身利益所需,比如导师不仅可以顺利拿到很多科研项目,而且能借助官员的行政权力获得诸多社会资源。
不过也有例外,2008年3月新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平仅有中专学历,2009年8月新任江苏省苏州市委书记的蒋宏坤学历为“在职大专”。在目前官员高学历的队伍中,这样的文凭的确显得“卓尔不群”,竟然获得社会上极大的赞誉。
2009年1月,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省纪委的一次会议上说:“现在我们有些干部学历越来越高,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越来越弱,面对复杂局面,要么束手无策,要么工作方法简单生硬,这与我们狠抓各项工作落实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显然,汪洋的话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官员的能力其实与学历高低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具体负责选拔干部工作的组织部门又是怎么看待干部高学历这种情况的呢?
云南省的一名组织部干部说:“事实上上级领导要求我们考察、任用和提拔干部时,很少把是否拥有高学历作为主要条件,就目前的现实情况,一般只要有大专以上学历就可以。”
他透露,之所以组织部门有时候会对一些岗位进行“文凭要求”,主要是考虑工作的便利和效率,即用文凭杠杆来先筛掉一批人,否则需要面对的人太多了,组织、人事部门根本无法开展工作。根本原因并不是唯高学历论,其实也是对文凭泛滥的一种无奈,这样的责任应该从没有把好学历关的高校那里去追究。
朱华山说:“在博士学位的获得过程中,如果其中存在官学勾结,或者通过作弊途径,甚至请人代听课、代考试、代写论文等情况,已经是违法犯罪行为了,应该被法律追究。”
(龚宝良荐自《南风窗》2009年第2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