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低温下的等待 2009年12月14日。周一。联合国气候谈判大会进入决定性一周的第一天，哥本哈根的气温也突降至零度。 这也是我前来报道此次大会的第一天，没想到在寒冷刺骨的天气中，站了整整4个多小时，也没能领取到入场证件。而和我有着同样遭遇的人。达到上千。我们一行由“中外对话”资助的5人记者团，是在12月12日晚上才到达哥本哈根，参加第二周的气候谈判报道的。
我一直跟人开玩笑说，之所以第二个星期才到哥本哈根，是因为重要人物都在第二周出现，比如各国的环境能源部长，以及110多个国家的元首及重要领导人。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内。不过，事实很快证明，第二周出现并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13日，周日。根据大会秘书处之前发的邮件，这一天是可以注册领取入门证件的。于是。我们上午坐地铁来到会场贝拉中心，但门口负责保安工作的当地警察跟我们说，周日全天关门。不办理证件领取。我们只好悻悻而归。周日晚上。一周前来的同事建议我们，周一早上最好早点去，因为人会很多。由于注册人数远远超过会场所能容纳的极限，从第一周开始已经实行限人进入的做法。而且有传言。由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秘书处发放的证件过多。第二周来的记者可能会有麻烦。
我们起了个大早――我6点起床的时候，外面还是一片漆黑。哥本哈根的冬天，天亮得很晚，黑得很早(下午4点左右就天黑了)。但还是赶了个晚集――等我们赶到贝拉会场中心的时候，已经8点多了。门口一队警察三三两两地站着在指挥秩序，他们指示我们没有证件的到后面排队，有证件的则可以放行。
我们跟着刚到的人群寻找队尾。找啊找，发现这个拐了两道弯的队伍已经排出200多米开外了，我们倒吸了一口凉气。队伍前进得很缓慢。很快，我们身后就又出现了一条长龙，这让我们感觉好了一些――我们不是队尾了。
空气中浸澜着一股刺骨的寒气。慢慢地。我们都开始感到身上的热量在逐渐消散。我开始在原地蹦跳，并琢磨着如果能练上一会太极拳就好了。
两小时前进不到100米
时间就在无所事事和对寒冷尖锐的感受中流逝了，两个小时过去了，我们只前进了不到100米。我的脚趾头已经开始麻木。我不停地原地蹦跳。同事们也开始活动起来，一位男同事的上唇挂起了鼻涕。这时一个熟人走了过来。是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全球副总裁黄杰夫，他自然地“夹塞”到我们中间。他惊讶地说。“怎么有这么多人排队?”当他听到我们已经排了两个多小时，就更是惊讶了。他说，早知道有这么多人排队，要排那么久的队，他就把厚外套和手套带来了。他被邀请在当天下午的一个边会上发言，所以只穿了一条西裤就过来了。很快他就冻得瑟瑟发抖，不停地担心自己要得病。
从流动厕所回来的同事说。厕所里倒是挺暖和的，建议大家如果想取暖，可以到厕所里果一会。
队伍停停走走。像蜗牛般爬行。听人说，贝拉中心地铁站(就在会场的入口处)暂时施行交通管制，列车经过不停车(听起来很熟悉是不是?)，来会场的人必须在前一站下车。然后走过来，因为会场外面的人拥堵得太厉害。我们排到地铁站出站口的地方时。看见警察已经将出站口用警戒线拦起来了，
黄杰夫要扔一个东西，他钻过警戒线去找垃圾箱。他跟守在地铁入口处的警察聊了一会。这时。对面有人在奔跑，黄杰夫也跟了过去。
我原以为他过去看热闹。可过了好一阵子，也不见他回来。我们的队伍继续前行了。还是不见他的踪影，我开始怀疑他混了进去。
会场外面有铁丝网拦着。要进入会场得先通过铁丝网的入口。快12点的时候，我们终于挪到了靠近铁丝网入口的地方。两队人马(另外一队就是先前形成的)在这里汇集。
不远处，有一个非政府组织放立的大屏幕在播放宣传视频。其中有一组镜头是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头像，字幕大致意思是说，现在不行动，10年以后，你如何告诉你的孙辈们?奥巴马头像随之变幻成10年后的灰白头发，脸上的皱纹如沟壑。
我们就在原地等着。有高音喇叭喊话说。进入到铁丝网里的人，还将等待一到两个小时才能进入会场；而铁丝网外的人，可能要等3到6个小时才能进入。
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都快绝望了。我们决定先解决午饭问题。但会场周边没有任何卖食品的地方――贝拉中心是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我建议派一个人坐地铁到城里去买些吃的运回来。
有同事建议说。如此，我们不如回去算了，回到我们租住的那个大房子里，可以泡方便面吃。在这里排着，又冷又饿。还不能有任何产出。关键是不知道何时才能进去。而注册发放证件的地方晚上6点就耍关门。
两位男同事决定打道回府。我们剩下的3个决定再排一会――就此放弃总觉得不甘心。
有朋友带来消息说，有人用高音喇叭喊话，由于会场容量已满不再接待任何注册领取证件者。我们惟一的选择是，第二天再提前一个小时到达会场。
非政府组织入场受限
经历了周一在冰冷刺骨的天气中站立数个小时，仍进入不了会场办理证件领取的“悲惨遭遇”后，我们决定在周二(12月15日)早上，派一个人提前一个小时去会场排队。这个艰巨的任务落在了《南方都市报》的秦轩身上。前一天晚上，他发誓第二天一定要拿到证件进入会场。我们开玩笑地说，你现在就去吧。我们明天罩上来给你送早龌。秦轩果然起了个大早，匆匆吃过早餐后，不到6点半的时候就先出发了。“中外对话”的易水第二个出门。我是第三个出门的，等我到达贝拉会场时，7点刚过一刻。
不出所料，会场外已经聚集了很多人。原本担心周二会重蹈周一的复辙，我特地加穿了一件毛衣，以防叉要在寒风中站数个小时。
但周二早上竟没有那么冷，甚至散发着一股温暖的气息。显然秘书处提前做了准备，用栏杆隔出两个通道。但现场依然有些混乱，因为没有提示，警察也没有给出明确的指示。其中一个通道已经排起了一条长龙，另一个通道人则少得多。经秦轩指点，媒体排在人少的这队，这才让我避免站错队。
周一(12月14日)发生在贝拉会场外的混乱，已经成为当天的一个重大新闻。除了有很多人在第二周抵达哥本哈根。增加了大会主办方接待的负担，另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非政府组织成员的入场受到大会秘书处的严格限制。从当天开始，公约秘书处发出通知，由于会议注册人数远远超过会场所能容纳的极限(3倍以上)，加上第二周各国部长及110多个国家的首脑将陆续到来，保安工作将更加严格，非政府组织人员的入场因此将受到限制。
所以，周二的情况好了很多，8点开门后，我们排了不到一个小时就顺利进入会场。但大会对非政府组织成员进入会场的限制将日益严格，从周三开始，可能要将非政府组织成员的总人数控制在1000人左右。这是一个很大的限制。前来参加哥本哈根会议的非政府组织人员目前已达2万多人。他们除了在会场外以游行示威、表演、散发传单等方式给谈判进程施加压力之外，也在会场内设置各种展台。参与大会会议。和谈判团成员密切联络，及时对谈判进程发表看法，并积极呼吁达成一个公平、野心勃勃的协议。
在媒体中心，我碰到了英国《卫报》披露“丹麦文本”的记者约翰(所谓“丹麦之本”，是指由一些英美人士参与起草的秘密协议，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减排责任。)。他悄悄地对我说，他正在起草一份“请愿书”，要求取消对非政府组织的入场限制，然后让愿意签名的记者签名。“非政府组织是这个会议的重要组成部分。”约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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