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夏天的一个下午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 会场里坐着的400多位 来自各地的市级纪委书记 发现 今天讲台上的主讲人是位
来自香港的女性
她是香港廉政公署社区关系处处长穆斐文，讲授的题目是《香港打击腐败的经验和成果要素》。这是香港廉政公署的官员首次走进中央党校，向内地的纪委书记介绍廉政公署的经验。
香港1997年回归祖国后，能否保持和继续推进政府和社会的廉洁?这曾经不仅是香港市民，而且是海内外共同关注的话题。
今天，答案昭然。多个国际性调查均公认，香港是全球最廉洁的地区之一，在亚洲更是名列前茅。国际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清廉指数》2010年的报告指出，在世界178个国家或地区的排名中，香港名列第13位。而香港回归时，排名第18位。
美国著名的智库“传统基金会”已经连续16年将香港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系”，其中一项重要因素就是香港拥有廉洁高效的政府。
穆斐文说，香港廉政成功最重要的元素是政府的决心和公民的信心。1977年，“警廉冲突”最严重的时候，2000多名警员上街游行，部分警员甚至砸了初生的廉政公署办事机构。面对这场来自原本是社会稳定支柱的纪律部门的“反反贪哗变”，当局没有向贪腐势力屈服。
其实，廉署每年也进行民意调查。穆斐文说，调查发现“95％的受访市民表示，他们在过去十二个月未遇到过贪污情况”；而更有98％的香港市民表示，他们愿意支持廉署工作。
这样的调查结论，在很多地方难以想像。即使在香港，40年前那里还是“贪腐的天堂”――那时，贪腐是香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台下的纪委书记们频频发问：“廉署查案的手段有哪些”、“公务员的廉政教育是怎么做的”、“对国家推行廉政的看法如何”……一张张提问的纸条传到讲台上，足有厚厚一沓。整个会场，气氛热烈。
这堂课，原计划下午2时30分开始，至4时30分结束。因互动精彩，“拖堂”半个小时仍无法下课。
廉政公署的成功经验究竟有哪些?廉署的机构是如何设置运作的?廉暑的法宝就是“高薪养廉”吗?香港的社会风气，从“群体性贪腐”转变为“廉洁诚信”，靠的又是什么?……
日前，记者走进了廉政公署，访谈多位廉署高阶官员，并随同廉署官员一起走进学校、社区，感受“香港，胜在有你和ICAC(廉政公暑)”。
1974年，香港社会正饱受贪腐之苦。廉政公署(ICAC)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其使命就是挑战潜伏在人内心深处的贪腐。
22年，从“反腐败组”到廉政公署
廉政公署的英文名为Indepen-dent Commlsslon Aqainst Cor-ruption，意为“独立反贪公暑”。廉署执行处处长(政府部门)黄世照先生告诉记者：“廉政公署是拥有独立地位的法定机构，廉政专员只须向行政长官负责，廉政专员的法定责任，就是以‘调查、预防及教育’三管齐下打击贪污。”
这个“独立地位”的意义是：除了政府最高长官以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都无权干涉廉暑专员的工作，任何人都在ICAC的调查范围之内。
国际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认为，成功的反腐败机构应该具有四个特点在政府的最高层中赢得支持：在政治上和操作上有独立性，这样甚至就可以调查政府最高层的腐败，要有足够的权力来查阅文件和询问证人。领导层看起来是高度清廉的。
为了寻找这“四要素”，香港花了22年时间。1952年组建的“反腐败组”，隶属于警署内的刑事侦查处之下，地位相当于一个“科室”。当时香港警队贪腐成风，听说谁调到反腐败组任职，众人即抱拳道贺：“恭喜，恭喜，肥缺，肥缺!”
面对严峻的贪腐现状，当局最初只想在原有的体制框架内解决，不断地提升反腐败组负责人的职级，从警长直提升到警察总长、助理署长乃至副署长，但这招无济于事：然后又将反腐败组升格为反腐败办公室，与刑事侦查处平起平坐，但仍隶属警署。当时的警暑署长认为，如果建立一个独立于警暑以外的独立反贪机构，只会严重打击香港警队的士气，从而危及香港的秩序和稳定。
尽管反腐败办公室顿为努力，但体制的桎梏注定其难以达成使命。1973年，总警司葛柏案的曝光终于引爆了民众的怨愤。成千上万的香港民众走上街头猛烈抨击警方的腐败。一个专责反贪的独立机构――廉政公署，终于由当时的港督麦理浩批准成立了。
“三管齐下”，廉署反腐策略
廉政公署成立前，也曾考虑过别的名称，如“反贪污公署”、“贪污罪行调查署”。但这两个名称都没有能反映出廉署应有的“防止贪污”和“社区教育”这两项重要使命，只能被放弃。《廉政公署条例》规定，廉署采用的是“全面肃贪”的反腐策略，包括执法、预防及教育三方面，即透过严谨的执法，积极鼓励举报，打击惩治违法舞弊行为，令贪污分子“不敢贪”：实行健全的监控制度，并不时检讨，堵塞贪污漏洞，使心有贪念的人士“不能贪”；加强教育宣传工作，提升反贪意识和个人操守，巩固廉洁文化，达致“不想贪”。
黄世照处长说，廉署成立之初，举报人愿意提供个人资料的“具名(实名)举报”比例仅为35％而近年来“具名举报”的比例上升到平均约为70％。这一数据变化，表明了市民对廉暑的信赖，包括对廉署为举报人保守秘密承诺的认同――“廉署保密，密密实实”。
反贪有方，但并无“反贪天书”
香港回归以来，廉署与内地反贪机关的合作和双向交流也更加频密。去年9月，在国家有关方面的安排下，黄世照处长率领廉署其他17位高阶官员，参加了国家行政学院在北京举办的“廉政公署国策研习班”，使廉署官员对国情了解更多，有助于加强廉署与内地检察机关的合作。
廉署反贪有方，但廉署并无“反贪天书”。腐败也许真是“人类状态”的某一部分，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完全杜绝腐败发生。但是，在社会堕落到秩序濒临崩溃的最后关头，正是香港市民的良知和理性选择了廉政公署。而廉政公署又帮助香港社会找回了廉洁诚信的核心价值。这至少已经证明了无论社会风气曾经怎么堕落，物欲如何泛滥横流，贪腐，尽管难以杜绝却绝对可以清扫，法治和良心依然可以重建。
走进廉署大楼
香港北角渣华道303号。25层的廉政公署新大楼所在地。它的背后，就是风光旖旎的维多利亚港。
上午9时30分。与普通商务楼不同的是，底层大堂通往电梯间的走廊上，设置着只有廉署人员门禁卡方可开启的闸机。大堂正面的墙上，则展示着《廉政公署的诞生》等展板，当年香港大学生上街集会游行要求“反贪污，捉葛柏”的大幅黑白照片，格外醒目。
廉署社区关系处高级新闻主任谭家辉先 生告诉记者。
来自“黑暗岁月”的警告
所有的廉署访客必去之地，是廉署二楼的廉署展览厅。
时光在这里悄然倒流回到上个世纪，廉署尚未成立前的20世纪70年代之初――
“当我们在苦苦轮候一个公屋单位时，邻居却透过贿赂政府官员分配到5个单位”；“我只是一个街边小贩，但即使赚钱很少，仍然要向贪污集团献上‘茶钱”……
当年香港底层民众的控诉，历历在目。
这段历史记者早有所闻，但展览厅对当年的称呼，还是让人感到意外――“黑暗岁月(The Dark old Days)”。廉署用这四个字，表达了廉署、其实是全体香港市民对当年社会贪腐成风的憎恶和唾弃。
每一个展台展品，都述说着廉署成立近37年来最经典的反贪案件：
当年香港总警司葛柏的笔记本。总警司相当于内地一级警监，是香港警衔的最高级，葛柏将收受的贿赂分门别类一笔不漏地记得清清楚楚，收受的单位遍布香港、九龙、新界，多达3000多件，其受贿总额在430万港元以上，是他从警22年总薪金的6倍。
一张写着1200万港元的巨额支票。当年“四大华人探长”案震动全港，其中一个罪名成立的华人探长被判充公1600万港元贿款，他第一笔开出的支票就是如此惊人的数额。
看似生肖图案的“猪、羊、狗”标贴。九龙交通部操控的贪污集团，在勒索收受贿款后，在小巴、白牌和货车的挡风玻璃上贴上这些“免控标贴”，显示已经收取了保护费，车辆可以在违规违章后不再受到追究。此案共有16人被捕。
一卷“神仙尺”和一真一假两根桩柱。2001年，沙田两座公屋的36根建筑桩柱，只有4根符合规定的长度，有的整整短了25米。皮尺被人剪去10米后再接上，“5米”后马上跳到“15米”，为打桩商省去了数百万元。这使两栋公屋推倒重建，8名被捕的人犯中有3名是房屋署的官员……
尊重任何人的合法权利
廉署凭借什么让贪腐分子招供，是电影《金钱帝国》审讯室里砭人肌骨的冷气?还是猫尿味道的咖啡?
廉署官员回答记者“都不是”。
位于11楼的廉署审讯室，正式的名称是“录影会面室”。录影会面室门外有一个屏幕，只要廉署官员进入工作，门上的红灯就会自动亮起。
录影会面室的面积大约12平方米左右，始终保持着24℃～25℃的室温，其特点是可以全程、全景地录音录像。当廉署官员开始审讯嫌疑人时，有3部摄像机同时开始摄录，通过对面墙上的一面反光镜，摄像机镜头可以没有死角地拍摄到室内的每个角落，包括时间和温度显示屏在内，为的是防止嫌疑人在法庭上指控廉署在受审时受到了殴打、恐吓，或者温度太高太低的虐待。其实，在审讯中，嫌疑人可以根据自身的感受，要求调高或调低室温。在讯问结束后，3个录影的光碟，一个当着嫌疑人的面密封，由廉署交法庭作为呈堂证供，一个由廉署封存备用，另一个则交给嫌疑人。
但是，通常决定是否录影的不是廉署官员，而是嫌疑人。廉署在开始审问前，会先征询嫌疑人的意见，是选择录影还是只做笔录7如果嫌疑人不同意录影，可以只做笔录。但由于笔录的时间肯定比录影要长，所以绝大多数嫌疑人都选择录影。
该录影系统是上世纪90年代初引入的，为的就是增强透明度和问责性。引进初期，廉署调查人员自己对此也顿不适应，担心讲错话，审问时很紧张。但经过适当训练后，廉署调查人员很快适应了这一新的方式。如今，与嫌疑人的录影会见记录，已经成为香港法庭乐意接受的证物。
这样的审讯制度，真要做到其实并不难。它使廉署成立36年来，从来没有受到“刑讯逼供”的指控。
录影会面室的中央是一张近似三角形的桌子，原来，这是请英国心理学家设计的：方桌的“对抗性”太强，而圆桌又缺乏权威感，对嫌疑人的心理形成不了压力，所以只有三角形的桌子最合适。
而廉署的辨认室，正式的官方名称是“列队认人室”。认人室是一间20多平方米的长方形房间，地上共有1号～9号总共9个号牌标明的站位，面对着的是一面单向镜。需要辨认嫌疑人时，廉署会安排另外8名外貌与嫌疑人相似的“临时演员”一起站在号牌后，由站在单向镜后的辨认人一一辨认。如果同时要辨识2名嫌疑人，则安排12名“临时演员”出场。在室外辨认的廉署官员和辨认人不必担心里面的人看见或听见他们，所有的视觉图像和声音都是单向传输的。他们可以看见和听见里面的切，但室内的人却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
为了保证公平，辨认时，廉署每次还要邀请一位“太平绅士”现场监督。
廉署官员告诉记者，廉署早在1987年就使用单向镜，是东南亚和香港最早使用单面镜的执法部门，为的是保护辨认人的安全。
公平地对待嫌疑人，不贬低侮辱嫌疑人的人格和侵犯其合法权益，是廉暑依法办案的原则。廉署可以拘留嫌疑人的时间是48小时，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车轮大战”式地连续审讯嫌疑人48小时。在嫌疑人提出身体不适，或需要休息时，有获得休息的权利。
廉署拘留中心留置嫌疑人的房间并不是“肮脏的牢房”，而是十分整洁。廉署拘留中心保证嫌疑人每天使用的床单是干净的，嫌疑人的早餐有中式和西式两种可供选择，西式的有果汁、牛奶、火腿煎蛋和面包，而中式的有粥和中式点心。
廉署向嫌疑人提供免费的午餐和晚餐，其实与香港市民通常选择的快餐店的饭菜样式相似，有“咖喱牛腩饭”等等，所不同的是无需付款。据说，曾有香港“水房”(黑社会)大佬被廉署羁押，手下急急忙忙送来其每餐必吃的鱼翅鲍鱼，被廉署拒之门外。外来的食物不得进入廉署，这既是维护法律的威权，也为保护嫌疑人的人身安全。
廉署咖啡的那些事儿
“廉暑的咖啡是否好喝，视乎喝咖啡的人的心情。”廉署专员汤显明先生的话，道出真谛。决定廉署咖啡滋味的，并非咖啡豆本身。醇香或苦涩，因人心境而异。
“廉署请喝咖啡”，早已成为到廉署接受调查的代名词，因此蒙上了层不祥或神秘的色彩。
有的香港人到廉署来办事，为了避讳“不吉利”，无论如何不肯喝咖啡。出去之后，还要向亲友同事郑重声明：“廉署咖啡我没有喝啦!”
也正因为如此，出于好奇，几乎所有来廉署参观的市民、访客和记者，都会提出要尝一尝“廉暑咖啡”。记者未能免俗。下午1点半，前往9楼廉署员工餐厅用膳时，迫不及待提出尝尝“廉署咖啡”的要求。在餐厅东南角的柜台，一位餐厅阿婶问记者“是要8元的咖啡，还是要12元的咖啡?”8港元的是速溶咖啡，12港元的是现磨咖啡。
“是用什么牌子的咖啡豆研磨的呢?”
阿婶回头与餐厅的另几位员工讨论后告诉记者：“咖啡豆的牌子好像叫‘金牌’。”
当然，嫌疑人在录影会面室里被审问时，没有这么好的享受，只能喝速溶咖啡，但一定是免费的。而市民在开放日来廉署参观时，花11港元就可以品尝到一杯“金牌”现磨咖啡，少付1元是廉署对来访市民的优惠。
当地坊间还流传着一种说法廉署的速溶咖啡过去一直使用某个在上海也颇为常见的品牌，前两年忽然换了另外一个市面上的对手品牌。没想到，有的“两进宫”、“三进宫”的嫌疑人一喝，发现咖啡的味道和牌子不对了，提出要换回来。结果，廉署真的换了回来。
对此传闻，廉暑官员哈哈一笑，未予证实。
透过廉署9楼餐厅的大窗，可一览维多利亚港的美景。餐厅里围桌就餐的，有不少是身着西装的年轻男女。他们年轻的脸庞洋溢着青春的阳光。也许，与他们在街上相遇，没有人会将他们与ICAC联系起来。但正是他们，给廉暑带来了青春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