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六十三岁，站在中国两个三十年的界限上回想，之前三十年有我极其不能忍受的东西，转过身来看发展中的这三十年也有问题。但是我看到这些问题我也不会转回头去。 25 年，从“雪城”到“返城”
梁晓声，原名梁绍生。1949 年生于黑龙江哈尔滨市。
1968 年插队北大荒，1974 年被推荐进入复旦中文系创作专业，毕业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任编辑，1988 年调至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当编剧。现任教于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1979 年起他发表大量文学作品，代表作包括《那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师恩难忘》、《年轮》等。在梁晓声迄今的全部作品中，以知青生活为题材的大概只占五分之一，却是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刻下的最深的痕迹。其中短篇《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篇《今夜有暴风雪》，和长篇《雪城》特别出色，他笔下那些在农村里摸爬滚打、返城后又撞得头破血流的青年形象，让一代人的心灵为之震颤。这三部小说陆续被拍成影视剧，影响更加巨大。“下雪啦天晴啦，下雪别忘穿棉袄，下雪啦天晴啦，天晴别忘戴草帽……”刘欢演唱的《心中的太阳》传唱至今，就是当年电视剧《雪城》的主题歌。这部16 集的大剧在1986 年摄制，由李文岐导演根据梁晓声小说改编并执导，播出后风靡大江南北。
25 年后的今天，《雪城》姊妹篇《返城年代》在哈尔滨开机，在这部剧中梁晓声与李文歧再度合作，青年演员史光辉、颜丹晨、朱杰等担任主演。该剧讲述上世纪80 年代，在北大荒插队的何凝之与丈夫林超然等知青返城后回到哈尔滨的经历。此时，“文革”造成的错误影响尚未完全消除，知青们在城市里不仅遭遇到生活的艰辛，更感受到对未来的迷茫，同时，各自的情感之路也历经坎坷。以一种近乎编年体的体例和节奏，聚焦知情返城后的生计和生活。
梁晓声说，“写《返城年代》就是想回到八十年代那个端点，那时我们没估计到中国的发展会带来这么多的新问题”。
“如果十年后的中国还像现在这样，我要么移民，要么自杀。”不久前，因为被转发两万多次的一句话，作家梁晓声突然成为微博红人。一向很少接受媒体采访的他不得不又站出来向媒体说明：“我要表达的原意是：十年后中国如果回到‘文革’，我要么移民要么自杀。”这样的解释，却引来了更多的猜疑和围攻。
梁晓声不能够忍受当今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他形容自己如同“关在笼子里的动物”，焦躁不安，无时无刻不再寻求冲出去的机会。但他对发展保持肯定的态度，“当下的中国是充满问题的中国，但这些问题都需要时间来一一解决。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我们不能找出任何一种救中国的方法和依据”。
这样的态度，在他编剧的新剧《返城年代》中表露无疑。
有必要让人们了解那个年代
记者：您的很多作品一直致力于表现“知青”――这个特殊年代的特殊群体。对于那个年代，您持有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梁（晓声）：从1957 年到“文革”结束这一段，都是有问题的。而且我觉得这一段的问题比目前中国存在的问题要大得多。今天的问题是我们发展中的问题，我们只要有智慧就能够破解它，这是希望中的问题。但那个年代对于我这种读过一些书的人来说，是一个绝望的时代。
但是那一段历史，经历过的人已经忘了，没经历的人不知道，在文化中也被遮蔽掉了，因此我们甚至不能认识到这三十年的发展变化有多大。
记者：在《返城年代》开机仪式上，我感到一种怀旧的氛围。这种氛围似乎洋溢在老一辈人的记忆中，您怎么看待现在人对于“文革”的这种态度？
梁：我们不是在怀旧。至少作为编剧，我的主观意识上要补课：让人们知道，那个时代有多“左”，只有这个题材能够多少承载一些，其他的题材是很难看到的。我觉得非常有必要让人们真正了解那个年代，现在有些不了解的人甚至认为：那时候没有那么不好，我们还改革干吗？大家不知道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们花了多大的力量来纠正那个年代的“左”，有很多人为此做出了牺牲。
现在需要我站出来说话
记者：在您记忆里，80年代的中国什么样？
梁：那时也有因为涨工资跳楼的，其实涨工资只是涨七元钱；也有因为分房子发疯的，房子就是十几平方米的小平房。
我返城之后住在哈尔滨最破烂的地方。八十年代初已经有人邀请我到北京参加各种会议，都是住在宾馆里。可一回到哈尔滨，出了火车站就走啊走，先是经过主街，然后到了城市最边缘的小街道，都是土路泥泞不堪，厕所是街头一个，街尾一个，上面搭个板儿，动不动就会发生孩子掉下去淹死的事情。我们那时候不敢想有一天在家里面会有卫生间，丢一辆自行车，就让人感觉像破产一样。我结婚的时候只住一间11.1平方米的房子，除了一张床什么都没有。写《雪城》的时候，我在暖气片上垫一个胶合板，写了110 多万字。从那样一个破烂不堪的年代走过来之后，这些年我们确实看到了中国的发展变化。现在我63 岁，站在中国两个30 年的界限上回想，之前30 年有我极其不能忍受的东西，转过身来看发展中的这三十年也有问题。但是我看到这些问题我也不会转回头去。此外，这两个30 年中其实存在有很多共同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记者：“文革”回潮的一个现实背景是人们对现状的不满？
梁：当然有些问题是今天特有的。我个人觉得当代中国就三个问题：
第一，是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口太多，现在的中国人口差不多相当于一百年前的世界人口。这就导致不是每一个人的才能都可以发挥出来，除非你极冒尖。另外一个问题是分配问题，这牵扯到利益集团。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文化。我们呈现从前是不够的，我们表达现实也是不够的。你说美国的电影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但它发生的所有大事件在半年之后都会拍成电影、电视剧。我们的社会发生了那么多荒诞的、丑恶的事情，除了新闻以外，有一部影视作品可以以此为题材吗？拍不出来。
不是说回过头去能够找到解决的方法，而是我们从来没有遇到的问题出现了，这就需要我们这种年龄的人站出来说话了，我们好在已经退休了。是以这些年我写的时评比较多――您老说自己是知识分子，人家问，在中国特殊时期您做了什么？您只是写了几个商业片赚了多少钱，这好像说不过去啊。
我知道真相，但不能屈从
记者：怎么看待改革开放后中国发生的这种变化？
梁：这次写《返城年代》就是想回到八十年代那个端点去。
有一种说法，“经济搞上去了，文化自然而然就会跟上来了”。现在我们发现可能完全相反，经济发展了，文化丧失了自觉性的时候，就变成了全民族的娱乐场。现在人们都有这样的理念：无论是一幅画、一首歌、一出戏或是一部电影，首先的判断是我已经挣了那么多钱，它当然就已经是好作品了。其实它是不是最优秀的作品却不一定。
我写得最差的一本书里面掺杂了黄赌毒的内容，却是发行最多的一本。我那时是受左拉的影响，希望尝试一下纯自然主义写法，但后来再版时我就都删掉了，结果发行就很少了。所以说这个真相我是知道的，但不能说知道这个真相就开始按照这个去做。反而要告诫自己毕竟是在搞创作，我不能屈从这些东西。
（源自《北京青年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