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先生，我实在不愿意打扰你休息。”普雷斯说。 “肯定是发生了危机。”卡特判断道。 “不是，我正和邓小平副总理会见，他问了一个我无法回答的问题。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
“当然可以。”
“他问能不能派5000人。”
“你告诉邓小平，他可以派10万人。”
2008年12月，在中美建交30周年前夕，卡特接受中国媒体集体采访时，回忆起北京时间1978年7月10日发生的这一幕。
“当然，不可能一下子就派5000人，第一批只有50人。”2011年11月15日，在北京中关村的办公室内，美国加州大学北京中心主任唐占唏(John Thomson)说。33年前，他是美国驻华联络处一等秘书。
中美两国领导人达成互派留学生的共识后，两个承担具体工作的人，成为中美双方落实政策的直接接口。美方就是唐占唏，中方则是教育部外事局出国处工作人员郭懿清。
33年后，2011年11月美国国际教育研究所的报告显示，在2010/11学年度，美国共招收国际留学生723277人，其中中国留学生人数为157558人。
一扇多年敲不开的门
上世纪60年代初，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John Thomson访问台湾后，对中国文字和文化产生兴趣。他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唐占唏”。
为使拟留学出国人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进一步得到锻炼和提高”，1966年6月30日，负责留学工作的高等教育部向全国下发通知，“经请示中央批准，今年选拔、派遣留学生的工作决定推迟半年进行”。
“半年”的时间，最终变成了12年。“文革”10年期间，中国仅仅向21个国家派出337名留学生。
“这些所谓的留学生，实际上都是语言生，跟1978年之后以理工科为主的留学生，并不大一样。”2011年11月29日，郭懿清在家中回忆说。
1973年，33岁的南开大学外语系教师郭懿清曾作为考察团成员赴美，教育部派这个8人团赴美考察的内容，仅限于语言教学。
此时，她未来的合作伙伴唐占唏，已从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专业硕士毕业，担任美国新闻总署驻台湾新闻处新闻官。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第二年，美国在中国大陆设驻华联络处。但1974年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中美关系变得扑朔迷离。
“中国正在‘文革’，美国又发生了‘水门事件’，而且中国正讲阶级斗争，大家很怕涉外事件。中美还没正式建交，跟美帝国主义合作，谁敢说？敢说就有人给你戴帽子。”唐占唏说。
自1970年在台湾担任外交官开始，唐占唏的工作和生活与中国再未脱离关系，对一些颇具时代特色的中国词汇，他应用自如。唐占唏回忆，“美方一直提出要交换学生，中国一直没有接受”。郭懿清1976年被借调到教育部外事局出国处，她也记得当时的情形，“美国一直想跟中国交换学生，咱们一直没答应”。
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
1978年6月的一天，被调往美国驻华联络处的唐占唏一大早从台湾出发，辗转香港、深圳，飞抵北京首都机场。
就在唐占唏赴任的这个月23日，邓小平决定专门安排时间，和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一起，听取清华大学有关学校各项工作清查整顿情况的当面汇报。
“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现在我们迈的步子太小，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我们一方面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大学水平，一方面派人出去学习，这样可以有一个比较，看看我们自己的大学究竟办得如何。”
邓小平当场作了这一后来被称为“扩大派遣出国留学人员的重要讲话”的表态，并指出：“不要怕出一点问题，中国留学生绝大多数是好的，个别人出一点问题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即使一千人跑掉一百个，也只占十分之一，还剩九百个。”
教育部外事局随后专门开会，传达讲话精神。郭懿清回忆，“会上听到这一消息后，我们特别振奋。”
7月7日，美国总统卡特的科学顾问普雷斯博士率领美国科技代表团与方毅在人民大会堂会谈。在现场的唐占唏注意到，谈判桌两边，一排穿西装的美国人对面坐着一排穿中山装的中国人，“界线非常分明”。
对互派留学生一事，美方只是作为谈判筹码，并不抱太大希望。普雷斯在上午提出可以互派留学生时，中方并未给予回应。但下午会谈即将结束时，方毅突然提出，中国政府要谈的最后一项，是1979年想先派500个学者到美国进修学习。
唐占唏作目瞪口呆状，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方毅的话被翻译后，美方人员有那么片刻愣住了。坐在方毅正对面的普雷斯，用手碰了碰身旁随行人员，低声问，“有没有这方面的预算？”他得到的是否定的答案。
“Who will pay(谁出钱)？”普雷斯严肃而略带困惑地问。
方毅随即告诉他，“费用由中方来付。”在当天的欢迎晚宴上祝酒时，方毅说，希望中美双方在科技交流和合作方面，“步子要迈得更大一些，路子要开得更宽一些”。
随后两天，带着谈判时获得的“惊喜”，来自美国科技、农业、地质和卫生等研究机构的代表，分头开始跟中国同行商谈合作交流事宜。唐占唏陪美国地质研究所的人去了北京地质学院，但“因为政治的问题，没有办法谈妥”。
“当时还没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基本路线还是阶级斗争，不是改革开放。”唐占唏这样解读当时的困局。
7月10日，在会见普雷斯时，邓小平强调，美国的科学技术在很多领域比其他国家先进，中国已经大大落后，迫切需要获得帮助，以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唐占唏回忆道：“邓小平说，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科技知识，美国是最先进的国家，应该帮助我们。他提出派人到美国学习。”
随即，卡特总统在凌晨3点接到了普雷斯的紧急越洋电话。
美方没有料到，中国竟然会主动推开这扇留学之门。
“那时候从上到下，是从内心里觉得美国比我们先进，真心要向他们学习。”郭懿清回忆说。
“红色中国”要派学者到美国来？
邓小平发表讲话后不到20天，教育部便完成了《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数量的报告》，确定了选派计划。
但在普雷斯回到华盛顿近3个月后，中美双方有关教育合作交流的工作协议还没有达成。普雷斯向方毅发出邀请，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团赴美商谈有关留学人员的事宜。
这件事，让唐占唏第一次到了位于北京西城的教育部。唐占唏看到一栋五六层的红砖楼，不少玻璃已经被打碎，大门外面挂着的教育部的牌子却很新。
“什么人？要干什么？”看门的人问。
“美国驻华联络处一等秘书。”唐占唏回答，同时递上名片。
经过商谈，中国教育代表团定于当年10月访问美国。在华盛顿，经反复商谈后，双方同意，“在1978至1979学年，美方接受中方500名至700名留学生、研究生和访问学者，中方接受美方60名留学生、访问学者”。
会后，唐占唏接到通知：“明天到白宫旁边的国家科学基金会，找罗宾逊先生。”
第二天，唐占唏一走进罗宾逊的办公室，“听说‘红色中国’要派学者到美国来，怎么回事？”罗宾逊问。
“白宫要开始跟中国交流。”唐占唏答。
“多少人？”
“第一批，500个。”
“哦，黑板不够大，写不下。你明天再来讨论吧。”罗宾逊告诉唐占唏。
次日，唐占唏发现开会地点改在一个小会议室。一番自我介绍后，他才知道坐着的10多个人来自空军、国防部、联邦调查局(FBI)、中央情报局(CIA)、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等部门，大都是情报人员。有些部门，这个海军陆战队前队员甚至从未听闻。
唐占唏告诉他们：“白宫方面和总统本人，都决定开始跟中国交流学者。”这些人则从国防的角度，指出有一些学术领域，外国学者尤其是苏联和中国的学者不可以涉及，并划定了一系列范围。唐占唏回忆，根据这个范围，他们设计出一个表格，以后申请留美的中国人，都需要填写各自的学术背景、研究领域等信息。
在美方眼里，中国教育被“文革”耽误10年后，有些太先进的技术暂时还无法在中国运用，因此中国学生除了在名校学习外，还可以到一些社区大学学习。但中方明确表示，中国留学生只进美国的一流大学，学美国的一流技术。
建交之前，第一批留美人员必须到美国
代表团回国后，教育部的首要任务，是选拔出首批50名留美人员。这50个人是通过英语考试、业务考试和政治考核后，严格选拔出来的。他们原定在1979年9月赴美。
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两国从1979年1月1日起正式建交。
唐占唏当天就接到教育部打来的电话：“邓小平同志昨天亲自打电话给部长，要求建交之前，第一批留美人员必须到美国。”
唐占唏和郭懿清开始手忙脚乱起来。
英语考试，60分及格，但真正能考到60分以上的不多。有几个考到八九十分的，要么本人是1949年前从教会学校毕业，要么他们的导师1949年前曾在英美留学。
教育部非常重视人员选拔，明确表示：“第一次往美国派留学人员，必须保证质量，政治上要过硬，业务能力要强。”
最终，外事局确定了50人的名单，其中女性不到10人。郭懿清等人开始正式下达集训通知。集训内容除了国际国内形势、留学有关规定、出国外事纪律，还包括一些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生活常识――国外报纸很多，但不能用来擦屁股，会堵塞马桶。后来，这批人出发前在国内买了很多手纸，带到美国去。因为听说在美国上厕所要投币收费，下飞机前他们甚至提前上好了厕所。
集训期间，每人得到700元置装费，带着证明信，便可在专门给留学人员做服装的出国人员服务部选衣服。他们被一辆大巴车统一拉到王府井百货大楼背后的服务部后，尽管被告知可以自由选择，但几乎都做了同样的选择――当时国内最好的黑色“银枪呢”大衣，还有一样的西服，一样的皮鞋和包。
后来，他们又被拉到美国驻华联络处办理签证。唐占唏看到，车上下来的50个人，大多穿着涤卡中山装，所有的纽扣都扣得紧紧的。
面试前，唐占唏扯了扯签证官的衣袖：“嗨，这些人没有问题，你放心。”
随后，他听到了这样的问答。
“Which school are you going to(到哪个学校去)？”
“Chemistry(化学)。”
“Oh，what subject will you study in America(打算到美国研究什么)？”
“Born in 1933(生于1933年)。”
“OK，very good(好了，很好)。”
“他们大都40岁左右，不少人英文很差，可能事先背好了答案。不过还是给了他们签证。”唐占唏回忆说，为这50个人拿到签证，是他的任务。 周培源在北大的学生姜伯驹和张恭庆，当时恰好获得美国的奖学金，即将去进修。外事局觉得，虽然这两人不由中方出钱，但也应纳入公派留学队伍。首批留美人员，于是变成52人。
国家派你们来不容易，你们学成后要回国
1978年12月26日晚上八九点，一群穿着黑大衣和黑皮鞋、带着黑色手提包的人，顺利登上飞机。
12月31日，是个星期天，美国驻华联络处工作人员接到中国科学院打来的电话，请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当天上午到友谊宾馆，接受他们的科技合作文件草稿，“因为邓小平下的命令，留学的事一定要抓紧时间办”。
第二天，中美正式建交，邓小平来到伍德科克大使官邸。两人会谈时，唐占唏为大使翻译。他近距离感受到，“邓小平是没有耐心的，就是要干，所以教育部那些人只能说‘yes sir’，抓紧时间干”。
20多天后，邓小平将访美。为此，中方希望美方提供相关的经济、地理、政治、历史、教育等资料。这需要刚上任的新闻与文化参赞唐占唏去负责操办。
1979年1月31日，邓小平访美期间与卡特总统签署关于派遣留学生的正式协议。签署协议前，邓小平在中国驻美使馆接见了留美人员代表。
52名留美人员还应邀参加总统夫人为邓小平夫人卓琳举办的招待会。招待会后，卓琳把他们叫到一起，告诉他们：国家派你们来不容易，你们学成后要回国，你们要是不回去的话，小平同志要着急的。
唐占唏的工作则是继续鼓励中国人走出去。当时，唐占唏不管到哪个地方，对方介绍情况时，第一句话总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我们现在还处在一种落后的状况。“到哪儿开头都是这样念，然后结尾是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四个字还很少提到。”唐占唏边说边挺直身子，模仿那些人拿着纸念稿子的样子。
但他也发现，“中国报纸上登的文章一直在说，路线要转变”。他当时对“改革开放”四个字的理解，就是让中国人跟外国人接触，跟外面交流。
在他看来，当时这种交流非常困难，但又非常必要。在送走和迎来中美双方第一批留学人员后，唐占唏还要落实美国的“国际访问计划”，即每年选几十个中国人到美国访问，包括媒体、教育等方面的人士。
第一批，他邀请了北京5家有影响的媒体的国际新闻编辑。他当时想，“媒体很重要，访问美国后，可以写文章报道，传播信息。”出发前，唐占唏和美国使馆的几个官员请这几位编辑吃饭，跟他们确定访问路线，并安排在各个地点的访问内容。
在唐占唏看来，媒体人士一定要访问纽约，因为那里是美国的媒体中心。他介绍完纽约的情况后，问眼前的编辑：“你们到纽约想看什么？”
一位稍微年长者发言：“我们到纽约去，最主要是想了解纽约市党委怎么控制《纽约时报》。”
“我当时告诉他们，美国有两大党，但《纽约时报》不属于任何一个党，跟政府没有关系。但他们不相信，一脸疑虑。”唐占唏回忆。
当他告诉几位编辑“美国总统有权力，但没钱，总统的预算必须得靠国会批准，国会不批准，总统就没钱”时，同样遭到了怀疑。
百年串起留美历史
33年前的那个雪夜，在首都机场，看着52个“几乎一模一样”的中国人离开祖国赴美，唐占唏不由自主地想起前溯一个世纪的那群留美幼童。
120名幼童，被清政府派遣赴美。他们坐着蒸汽轮船一路向东，需要经过25天左右的颠簸。“当年詹天佑他们，都是中途被搞回来了的。这些人……”送别这52个人时，唐占唏在心里嘀咕。
与幼童留美计划中途夭折不同的是，现在这扇被推开的门不会再关上了。两年多以后，当唐占唏离任时，已经有几千个中国留美人员在美国，也有两三百个美国学者和学生在中国，还有80个美国大学跟中国大学或研究机构签订了交流协议。
“除了官方，民间交流已经很深入。万一两个国家的关系又搞不好，官方交流发生困难时，我相信，还有这么多桥梁可以沟通，不会再像100多年前那些留美幼童那样。”唐占唏说。
其实，在那52名留学人员走出国门之后，到1981年，中国政府已经与英国、埃及、加拿大、荷兰、意大利、日本、联邦德国、法国和比利时等国政府达成交换留学生协议。
首批52名留美人员，除一人延期外，均在两年后按时归国。他们后来大多成为中国科技领域的领军人物。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思想已经发生了让唐占唏们“想都想不到”的改变。那52个人的档案，作为真实的历史记录，被存入国家档案馆。
（源自《中国青年报》）
“在美方眼里，中国教育被“文革”耽误10年后，有些太先进的技术暂时还无法在中国运用，因此中国学生除了在名校学习外，还可以到一些社区大学学习。但中方明确表示，中国留学生只进美国的一流大学，学美国的一流技术。”
“第一批，他邀请了北京5家有影响的媒体的国际新闻编辑。他当时想，“媒体很重要，访问美国后，可以写文章报道，传播信息。”出发前，唐占唏和美国使馆的几个官员请这几位编辑吃饭，跟他们确定访问路线，并安排在各个地点的访问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