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24日，在《深圳特区报》创刊30周年的盛典上，一部记述该报激情燃烧岁月的专著《旗报——深圳特区报史稿》（下简称《旗报》），引起来自全国各地嘉宾的浓厚兴趣。这部专著由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张昆、《深圳特区报》总编辑陈寅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旗报》出版后，引起中国新闻史研究专家和报界的热切关注。《新闻实践》等新闻核心杂志陆续刊出了《风云收眼底 妙手著华章》等一批评论。
8月7日，来自人大、清华、复旦、暨大等全国名校的10位新闻史专家，以及有关研究人员，汇聚深圳报业大厦38楼会议室，召开了《旗报》学术研讨会。专家们对这部专著的选题、研究方法、内容记述、资料核验等，进行了严谨评判，给予了较高评价：认为《旗报》作为中国新型城市党报的一部正史，是由学界业界联合立项完成的新闻史专著，是对中国当代报业史研究的一次新突破，填补了中国当代党报史研究方面的一项空白。
一、大胆引进高校新闻史专家团队，对报史进行真实记述和客观评价，打破了“当代不修史”的束缚
《深圳特区报》创刊30周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三十而立。记述这份报纸从创刊的4个版、竖排、繁体字，发展为如今具有较强传播力的中国新型城市党报历程，总结其发展规律和经验，编撰一部报史，既是向创刊30周年盛典献礼，也是报社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工程。
然而，“隔代修史”是史学研究的一个传统。理由是历史事件经过沉淀以后，才容易看清其本质；当事人不在场，没有利益冲突，对历史事件的评述，易于客观公正。而《旗报》涵盖的时间范围，属于当代史的“眼前史”，如果报社自写这段历史，难免融进“感情色彩”，也难以化解“利益冲突”。为认真总结《深圳特区报》的发展规律和特点，首先面临是否敢于冲破“当代不修史”的红线。2011年春节后，报社编委会经过认真研判，决定引进一个新闻史专家团队，以专业眼光对报史给予客观记述和公正评价。
经过几个月与多家著名大学的新闻史专家接触沟通，报社最终与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达成协议，确定联合完成这一科研课题。
对此，参加《旗报》学界讨论会的专家们给予赞赏，他们认为：引进专家团队写史，既破解了“自写历史”带来的难题，也摒弃了“当代不修史”的羁绊。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新闻学院执行院长倪宁认为：专家团队作为局外人易于如实评述报社历史，避免了歌功颂德，客观提炼了《深圳特区报》可借鉴的经验。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导师段京肃认为，《旗报》客观叙述《深圳特区报》办报经历，做到了不虚美、不饰非。像1993年的爆炸报道和1992年的股票风波，深刻反省，留下启示，十分难得。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体现了对这份报纸30年历史的尊重，对创造这段历史的几代新闻人的尊重。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范以锦的看法更不同凡响，他认为：修当代史虽然有很大的难度，但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大家都还健在，一个事件是怎么回事，很容易搞清楚。《旗报》将最关键的一些事件都如实反映出来了，一清二楚，不含含糊糊。
二、破解“科研空间远距离”的难题，探索科研团队运作模式，成功推出学界和业界优势互补的有效流程
报史联合立项，并不意味着就立刻实现了高校和报社科研力量的优势互补。特别是这次报史研究对象在深圳，专家团队在武汉，“科研空间远距离”难题凸显。如何破解这一难题，张昆院长向专家们介绍了成功的运作模式：
一是采写递进，分合定责。两位主编制定科研总体路数、敲定大纲、统稿定稿；分设两个团队，即撰写初稿的三位博士各担重任；报社成立14人的专项资料队伍。尽管各自责任明确，但撰写专家不可能在深圳长期居住查阅资料，如何使其在最短的时间了解报史？先是由写过报史综述的报社科研人员讲述概况，然后陆续三次召开有代表性的老领导、老报人座谈会；在基本掌握报史脉络后，撰写专家分头专访历任社长、总编辑，初稿大框开始明晰。
二是资料“听令”，网上直供。写史，获取资料是基础工作，资料的水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著述质量。报社提供了大量的纸质和电子文献，包括75人的口述史料，大事记，人事、改版、广告、发行、印刷等文档。为了克服远距离核实资料的困难，报社设有专人24小时听令，只要撰写专家来短信或电话，确认情况，就立刻搜集整理，通过网络传递过去。对于报社大事，还派出记者采访当事人，弄清来龙去脉，第一时间上网传送，确保撰写需求。
三是写审结合，交叉统稿。为加快写作修改的速度，2012年2月初稿出炉后，张昆院长、陈寅总编辑在深圳分别统稿，交叉交流修改意见。并将初稿报送报社历任7位主要领导。再根据老领导的审阅意见，反复修改。4月底两位主编定稿，送交出版社；5月24日前，书从北京空运深圳，如期参加盛典。
专家们对这一科研模式给予较高评价，认为通过《深圳特区报》的个案研究，不仅让学界走出高校、拓宽了新闻史研究的领域，也探索出高校如何远距离研究新闻史的模式，开拓出高校如何为中国报业发展服务，提供可借鉴的新路子。张昆院长欣喜地说，华中科大新闻学院有了第一个中国主流媒体的专项档案，如果有了十几家，研究当代中国新闻史就占领了制高点。
三、排除“报史纷繁庞杂”的困扰，在构架和内容上周密布局，对史料运用和性质评判进行了成功探索
《深圳特区报》作为科研对象，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因为《深圳特区报》和一般的党报不同，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这份报纸则是“改革开放的窗口”，真实记录着特区发展的历史，一直被人们热切关注。湖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原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吴高福认为：这几十年的改革是共和国非常重要的历史阶段，这份报纸处于改革最前沿，《旗报》价值不同寻常。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黄瑚一语中的：“《深圳特区报》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值得书写的党报。”
然而，面对《深圳特区报》历史大事和丰富资料，如何在著述中成功驾驭？ 第一，《旗报》坐标准确、构架合理。将报纸纳入中国改革开放大环境建构体系，在发展阶段划分三个10年：第一个10年是艰苦创业，确立大报地位；第二个10年是一份报纸发展为报业舰队；第三个10年是新集团框架下的探索。按照这个历史逻辑建构了《旗报》总体框架。专家们对此给予肯定，认为跳出了过去新闻史研究主要是事业史的老套路，记述该报是在什么样的环境和机制下演进的，有什么样的人在创造历史，从而把一维变成三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陈建云分析说，《旗报》的构架讲述了报社发展中的三种关系：一是一份报纸和一座城市的关系；二是一份报纸和一项国策的关系；三是一份报纸和一种开拓创新精神的关系。这三种关系是这部书的主线，把握住了深圳特区30年的历史，共和国30年的脉动，《深圳特区报》报道深圳精神，第一句话是“开拓创新”，这不但是这座城市的精神，也是这份报纸的精神。《旗报》把类似事件的精髓提炼出来，见识很高。
第二，《旗报》横纵分明、明暗有序。记述30年的历史，有很多的人，很多的事；哪些详写，哪些略写？《旗报》主体构架既注意纵向的线索，也注意报纸与整个中国社会演进的互动；横向则彰显出《深圳特区报》的重要历史价值。全书详略得当，如详细记载1992年邓小平视察深圳的报道大事，因为这是确立《深圳特区报》大报地位的标志；还详细评述了2010年改版，确立了3+X模式，描摹报社在新媒介背景下如何继续快跑。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导师，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陈昌凤评价《旗报》个案做得非常深，中国当代新闻史还没有另外一个媒体能够这么深入去刨史料，非常丰厚。《旗报》记述的一个路数“以报兴业，以业强报”，是中国报业最大的问题，也是今后报业的发展方向。
第三，《旗报》内容丰满、线条清晰。全书设立上、中、下3篇7章。每篇包括宏观背景、人事改革、组织严格、新闻创新、经营管理等内容，记述《深圳特区报》不同时期的改革大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郭光华认为：这既写出了《深圳特区报》是特区的忠实记录者，也反映出这份报纸在报道改革开放中提升了自身价值，比如“深圳速度”、“惊天一槌”，扩大了党报的影响力；丛飞报告、“直通车”获得中国新闻奖，等等，成为“改革开放的窗口”。倪宁认为《旗报》内容上的特点，是深刻分析时代和报纸的关联，彰显特区报人的创新气概；《旗报》叙事上的特点，是表达比较生动，有一定故事性。
第四，《旗报》著述严谨、评价公允。不仅实事求是地记述了这份报纸30年的发展历史和成功经验，还对一些失误进行了深刻反省和提出启示。黄瑚留意到《旗报》的许多细节都有注释，时间、地点，访谈了哪位当事人，史料详实可靠。厦门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赵振祥称赞道：《深圳特区报》发起了一场抢救历史的运动，很多资料做了及时的搜集整理。《深圳特区报》的个案，将来无论在什么时候写中国新闻史，都是绕不过去的一笔，这个资料留给未来是非常重要的。
四、专家对《旗报》的评判和修订建议
1.《旗报》的学术价值
一是《旗报》通过全面记述“中国特区第一报”历史，竖起一面中国报业改革创新的旗帜。专家们形象地说：透过一滴水看太阳，透过《旗报》一方面看到深圳整个改革开放的历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新闻人的追求、超越、艰辛和反思。譬如《旗报》记述了《深圳特区报》从创刊开始，一直坚持立足深圳、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展现了很强的外张力。
倪宁认为《旗报》这个书名是比较恰当的。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特区报》作为党委机关报来说，是一面旗帜，江总书记为报社题词“改革开放的窗口”，就是竖起了这面旗帜。《旗报》副标题“史稿”，则显示了修史人的一种胸怀。
二是《旗报》通过总结《深圳特区报》历史，为党报改革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可借鉴性经验。范以锦认为：这本书非常有价值，对后代人有借鉴作用。譬如办报纸怎么来打擦边球？擦边球是一个非常精彩的球，《旗报》提供了经验，尤其是邓小平视察深圳，讲了话，能不能报道？这就要看勇气，看智慧，底线在哪里，对于办报的人是个样板。专家们认为，一张报纸的风格和理念，和不同时期的领导风格是直接相关的。该报历任领导班子的思考和沉淀，最终形成了报纸的风格，这对中国新闻事业提供了办报理念和模式的借鉴。《旗报》也是一部非常好用的教学参考书。比如党报在头版刊登整版广告、党报和财政脱钩，都是率先行为，彰显出该报特有的品质。
三是《旗报》的出版，实现了中国当代报业史研究的一次新突破。作为中国新型城市党报的一部正史，它是由学界业界联合立项完成的新闻史专著，在中国特区新闻史研究上填补了一项空白，在中国当代党报史研究上填补了一项空白。原深圳特区报新闻研究中心主任、高级编辑胡志民认为：《旗报》从整体角度讲是非常成功的，它回答了两个问题，一是党报究竟应该干什么？它的使命不是简单的配合党委政府的工作，它应该为改革开放鼓与呼，勇于担当一些风险。1992年发表的“猴年新春八评”、《东方风来满眼春》，表明了《深圳特区报》的使命感是非常鲜明的，党报的性格是非常鲜明的。二是党报在市场经济中如何抓两个效率？这个经验非常丰富，也是《深圳特区报》较早进行了探索。
2.专家建议
专家们认为《旗报》很成功，但因为《深圳特区报》的历史还在发生，还在冒热气，还没有沉淀，著述就会留下某些缺陷。他们建议，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应尽早启动修订。
一是从一个报纸单线的研究，扩展到在中国新闻业变迁的语境中。譬如《深圳特区报》和《深圳商报》的竞争，以及南方报业进入深圳的故事、竞争。从学术角度，做独立的判断。把《深圳特区报》对中国新闻业的影响提炼出来。
二是把《深圳特区报》放在党报史研究的平台上分析，论证它的特殊地位，这份报纸的内涵提炼就会提升一个层次。譬如深圳的报系竞争是非常激烈的，怎么站稳脚跟，怎么去发展机关报？在新集团的框架下《深圳特区报》如何发展？相信精彩的东西还非常多。原深圳特区报总编室副主任邢平安说：《深圳特区报》在市场经济下，一手抓舆论导向，另一手抓经营管理，这个成功经验和做法应该写透。
（深圳特区报发展研究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