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打造以红军长征路线、川陕革命根据地、伟人故里、将帅纪念园为主要内容的红色文化产业带，是四川省委省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川陕革命根据地，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巴中地处川陕苏区腹心地带，红四方面军以巴中红军为主体。本文重点从情报信息支援、牵制掩护接应、战斗资源补给和物资后勤保障四个方面，试析巴中红军对长征胜利的作用和贡献，以期为研究这段辉煌的历史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巴中红军；长征；重要贡献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2）04-0145-5
突出巴蜀文化特色，深入挖掘红色文化，打造以红军长征路线、川陕革命根据地、伟人故里、将帅纪念园为主要内容的红色文化产业带，是四川省委省政府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四川的红色文化资源极为丰富，主要集中在川南、川西和川东北地区。由于历史原因，川南、川西研究较多，川东北尤其是作为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四方面军，研究较少。红四方面军发展壮大于川陕苏区。通（江）南（江）巴（中）平（昌）地区地处川陕苏区腹心地带，解放后，划归达县地区。基于对革命老区的纪念，1993年7月5日，经国务院批准，将通（江）南（江）巴（中）平（昌）从原达州地区分离出来成立巴中地区。2000年12月28日，巴中撤地设市。因此，红四方面军是以巴中红军为主体。红四方面军建立的川陕苏区，面积达到4.2万平方公里，人口约600万，建立县（市）级苏维埃政权24个，红军人数最多发展到五个军8万余人。
回顾历史，挖掘红色资源，我们应坚持客观、公正和实事求是的观点和立场。张国焘的历史并不等于红四方面军的历史。一方面，我们应当看到红四方面军当时最高指挥官张国焘所犯分裂主义严重错误给红四方面军蒙上一层历史阴影的客观事实；另—方面，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或抹杀整个红四方面军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这是中国革命史上应当永远铭记的一段历史。
在中国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的艰难转战之时，红四方面军，以川陕苏区为依托，充分发挥情报信息支援、牵制掩护接应、战斗资源补给和后勤保障作用，为中国工农红军创造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一一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实现战略大转移作出了突出贡献。
一、发挥情报信息支援作用，为中央红军正确决策提供可靠依据
军事情报决定战斗胜负，这是革命战争时期我军在长期的军事斗争中总结的一条宝贵经验。毛泽东的军事情报思想指引红军不断走向胜利，他指出：“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朱德总司令就红军的侦察工作发布训令，指出侦察工作是组织战斗的第一步工作，是首长下定决心的基点，是完满作战计划的主因，是战斗过程复杂环境中达到机动的先决条件。它能使战略更加巧妙，使红军的战斗力更加发扬。
中央红军主力在长征初期，由于李德、博古的错误指挥和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致使中央红军疲于行军，处境极其困难，加之国民党严密封锁，消息闭塞，利用报纸了解敌军情况的渠道也被堵塞。由于对情报信息掌握不够，中央红军难以确定正确的战略方针，时常处于被动状态。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虽然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但是自己也损失惨重，至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时，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出发时的8万余人已经锐减至3万余人。
在这种情况下，在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主导承担了为中央红军提供情报信息的任务。情报信息工作由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负责，具体由宋侃夫和蔡威等人负责。情报信息工作得到了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参与，仅巴中县就成立了200多个情报组。宋侃夫后来回忆说：“1934年底，中央红军在贵州被敌人堵截、追击，每天行军很紧张，没有时间收听敌台广播，我们就跟踪敌人电台，逐步查清了中央红军前后左右的敌情，整理后，先送总部的领导看，然后再发给中央红军电台。”
1935年1月4日，红四方面军将所掌握的四川敌情和力求向外发展、扩大根据地的意图向中央军委作了汇报。遵义会议后，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离开遵义向川黔转移，准备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接到红四方面军的电报后，中央于1月20日开会专门讨论制定了渡江作战计划，在对敌情进行充分分析和估量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央红军的作战方针，并给红四方面军下达了任务。后来由于敌情变化，中央红军渡江入川计划受阻，于是制定了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改在云贵川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从2月28日开始，先后四渡赤水，穿插迂回于数十万敌军包围之中，迷惑调动和打击敌人，最终摆脱了敌军重兵的围追堵截。
红四方面军充分发挥情报信息作用，为中央红军正确决策作出了重大贡献，得到了中央的高度赞扬，红军总司令朱德曾说：“我们离开中央苏区，进入湘滇黔川地区，以及四渡赤水时，对周围的敌情搞不清楚，是你们四方面军电台的同志们，也包括你宋侃夫同志，经常在深夜，把破译敌人电报的情况整理电告我们。”这样使中央红军迅速地确定了长征路线和作战方针。
二、发挥牵制掩护接应作用。为中央红军长征创造有利条件
川陕苏区抗击和抵御了地方军阀和胡宗南部的多次进攻，有力地支援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特别从1934年下半年开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方各地红军主力，先后撤出原有苏区，实行战略大转移的长征期间，根据中央部署，全力配合与掩护了红一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的战略转移。为中国革命渡过危急关头，走向新的胜利，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正如徐向前所说：“红军进行战略大转移，如果没有川陕根据地的桥梁和连接作用，将会增加更多的困难，造成更大的损失。它所积蓄的革命力量，对于一、二方面军长征，对于全国的革命，是个很大的支持和掩护。”
在给敌军以重创中发挥了牵制作用。红四方面军在反敌四次“围剿”失利后，撤离了鄂豫皖，实行战略转移，一路征战，过铁路，涉汉江，翻秦岭，越巴山，于1932年底由陕南进抵川北的通（江）、南（江）、巴（中）、平（昌）地区，进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川陕根据地的迅速发展，引起国民党政府的震惊。从1932年底至1934年9月中旬，川军集结起来对根据地发动多次围攻。红四方面军彻底粉碎了敌人的“三路围攻”和“六路围攻”，发动了著名的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宣（汉）达（县）战役以及广（元）昭（化）战役、陕南战役、西渡嘉陵江战役，给川军主力以沉重打击，保卫和发展了川陕苏区。1935年5月中旬，中央红军经会理、冕宁北上，为早日实现会师的目的，红四方面军在连克茶坪、千佛山、大垭口和土门之敌重兵防守的基础上，又长驱西进，在伏泉山将总计14万多的川军主力吸引住，为中央红军摆脱川军重兵纠缠、强渡大渡河及飞夺泸定桥减轻了压力。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的伟大胜利，给中国大西北的革命运动带来极大鼓舞，在《中央致红四方面军的信》中这样写道：“这种惊人的胜利，给整个西北革命运动，奠定下了最强固的基础，在征服中国各省革命发展不平衡上，前进了一大步。”据不完全统计，红四方面军在对四川军阀的作战中，共计歼敌约15万人，缴获枪支6万。在中央红军四渡赤水、转战黔滇，被国民党军前堵后追的非常艰难时期，红四方面军开辟的川陕根据地和取得的嘉陵江战役等一系列的胜利，牵制了国民党川军的绝大部分力量和国民党中央军的部分力量，对中央红军北上起了有力的配合作用。 策应红一方面军北渡金沙江到达川西北。遵义会议后，红一方面军经过四渡赤水之战，南渡乌江，经过云南北渡金沙江。为做好策应工作，红四方面军发起西渡嘉陵江战役，歼敌12个团计万余人，兵逼川西平原，再次给四川军阀以沉重打击，彻底粉碎了四川军阀围堵红一方面军的阴谋。在红—方面军已经过会理、冕宁，红军两大主力即将会师之际，为迎接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总部在茂县专门研究接应准备工作。一是确定由第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第九军军长何畏率先遣队西进懋功地区，扫清这一带的敌人，使中央红军到此有一个安全通道。二是动员各部队必须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做好民族工作。红一方面军胜利北渡金沙江后，蒋介石为阻止两军会师、各个歼灭红军两大主力，调集全川兵力压向川西。红四方面军集结岷江流域，一方面顽强打击敌人进攻，掩护红一方面军北上；另一方面，派出得力部队，接应红—方面军。1935年6月中旬，两军在懋功（现小金）地区胜利会师。
为中央红军打开北上陕甘的通道。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党中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创建陕甘新苏区，红军通过草地向甘南进发。为防止红军北上，企图把红军困死在草地，蒋介石派优势兵力在红军北出甘南的必经之道包座、求吉一线堵截红军。在事关红一、四方面军命运的关键时期，红四方面军在总指挥徐向前的指挥下，在右路军其他部队的配合下，发起包座战役，歼敌4000多人，俘敌800多人，取得了包座战役胜利，打开了红军北上的通道。之后，党中央率右路军一部组成的陕甘支队，北上甘南，达到陕甘边，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了西北。
接应红二、六军团长征。1936年3月，原在湘鄂川黔边区的红二、六军团已开始长征，转至滇西北地区，拟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为接应红二、六军团北上，红四方面军由道孚南下，将企图截击红二、六军团的敌军阻止于雅江以东，保障了红二、六军团北上道路的侧翼安全，并攻占了理化（今理塘）南的甲洼，在甲洼接到了红六军团。红二、六军团全部达到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两军又共同北上，粉碎了敌人的围追堵截，顺利达到静宁、会宁地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终于取得了长征的最后胜利。
三、发挥革命人才补给作用，为中央红军源源不断地输送新生力量
毛泽东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对军队来说，人才是建军之本。要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任务，需要数以万计的骨干，带领广大群众进行斗争。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的大发展，为我们的党和军队，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骨干力量，成为党和人民最宝贵的财富，为党和军队在抗日时期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从陕南翻越大巴山，进踞川陕边的通（江）南（江）巴（中）平（昌）地区，开始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苏区的疆域拓展到东起城口、万源，西至嘉陵江东岸，北抵陕南宁强、镇巴，南迄营山、渠县的广大地区；总面积4.2万平方公里，人口约600万；建立了24个县（市）级苏维埃政权。红军由入川时的四个师1.4万余人发展到五个军15个师48个团8万余人，占当时全国红军总人数30万人的26.67%。除此之外，还有地方武装1.5万人，赤卫军等群众武装10万人。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的发展，是红四方面军历史上发展最迅速的时期。毛泽东同志高度赞扬“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川陕苏区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川陕苏区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的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毛泽东同志对川陕苏区的定位和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川陕苏区人民，不畏艰难，含辛茹苦，养育了英雄的红军将士。巴中作为川陕革命根据地中心，当年总人口约120万人，12万优秀巴山儿女参加红军，其中4万余人献出了宝贵生命，每10人中就有1人参加红军，每30A中就有1人牺牲。川陕苏区人民为革命做出的巨大牺牲与奉献，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极其悲壮的诗篇。
中央红军自长征以来，转战数省，冲破敌军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兵力严重减员到不足3万人，而此时的红四方面军尚有近10万大军。鉴于此种情况，红四方面军从革命全局出发，以实际行动拥护中央正确路线和维护全军团结，向中央建议从四方面军抽调建制部队补充一方面军。四方面军抽调给一方面军三军团的部队是九十师的二七O团和八十九师直属队共计2600余人，抽调给—方面军一军团的部队是九十八师的二九四团和十一师的三十二团共计3200余人。后来，这些编入一方面军的部队在战斗中都发挥了他们的重大作用。
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的发展，为我们的党和军队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力量，成为党和人民最宝贵的财富。1936年10万红军长征结束时，在陕甘边会师的红军三大主力共约6.5万人，其中红四方面军约4万人。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全军共有4.6万人，红四方面军保存下来的兵力及陕北红军一部改编为八路军第129师，全师共1.3万人，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的三大骨干之一。红四方面军培养和造就的大批骨干力量中，不少成为党的优秀干部，担负着党和国家、军队的高级领导工作。新中国建立后授衔红四方面军将军400多名，巴中籍有吴瑞林、傅崇碧、何正文、陈其通、胥光义等27名，曾在川陕苏区战斗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先念、徐向前、秦基伟、洪学智、王树声、许世友等，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及人民军队的高级将领，巴中籍有刘海清、李培基、孙洪道等80多名省部（军）级以上干部。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的大发展，为我们党和军队的人才培养，作出了重大贡献。
四、发挥后勤保障作用。为红军长征及时提供战斗和生活物资
在中央红军极其缺粮的情况下和在极不产粮的少数民族地区，红四方面军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积极筹集慰问中央红军的物资，为中央红军北上过草地，胜利结束长征奠定了物质基础。
加强苏维埃政权建设，强化后勤保障的组织支撑。川陕苏区设置了省、道、县（市）、区、乡四级党组织，设置了省、道、县（市）、区、乡、村五级苏维埃政权机构，共有2个道（相当于地级市），23个县和1个特别市。据不完全统计，川陕苏区拥有区苏维埃160多个，乡苏维埃990多个，村苏维埃4300多个。在群团组织建设上，省到县区乡普遍建立了雇工会、贫农团、妇女会、少共、少先队、儿童团等群团组织，最广泛地动员了川陕苏区各个社会阶层投入革命运动。 川陕苏区军需民用工业发展迅速，红四方面军通江苦草坝兵工厂年生产100余万发（枚）子弹、手榴弹，源源不断供给前线。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期间，通（江）南（江）巴（中）平（昌）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投入运输力量约100万人次，提供军粮数十亿公斤，其中很多人粮背在背上、饿死在路上。
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川西与中央红军会师时，将所筹集的数10万斤粮食和大批其他物资，用马队、牦牛队和人力昼夜兼程第运送到驻小金县一带的中央红军部队，“雪中送炭”使翻越大雪山后几乎“弹尽粮绝”的中央红军“绝处逢生”。
为欢迎中央红军，早在会师前，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就号召全体官兵筹集粮食、盐巴、牛、羊等物，并捐献衣物、鞋袜等作为慰问品，送给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筹集了许多粮食、羊毛、羊皮、牛皮、盐巴、茶叶等，仅军总供给部积存的粮食就达200万斤以上。红四方面军总供给部号召所属人员每人每天节约半两粮，多编些草鞋和毛袜支援中央红军。各部队还动员战士和群众制作中央红军急需物品。徐向前回忆写道：“大家制作的每件慰问品，都渗透着对一方面军的兄弟情谊。从前线到后方，从总部机关到连队，从地方政府到人民群众，处处在为迎接中央忙碌，气氛热烈而紧张，十分感人。”同时，根据红四方面军徐向前的指示，川陕省苏维埃政府迅速组建迎接中央红军筹粮工作队，带上骡马和各种物资，经过几天艰苦行军七百余里，赶到懋功境内的两河口，在卓木碉以北约二十来里的一个小镇上，设立接待站，欢迎必经这里的中央红军。不久，当中央红军达到马尔康后，红四方面军的筹粮工作队又迅速赶到这里，开展了大规模的筹粮工作，并在卓克基建立了三个大粮站。凡是路过此地的中央红军部队，都得到了补充。尤其是中央机关和军委总部，由于不像其他部队能够自行筹粮，就按30斤/人重点给予补给。在马尔康地区共筹集了200万斤粮食，2万斤盐巴和一些牛羊、骡马及蔬菜。这些行动受到了红军总司令朱德的高度赞扬。红四方面军能够筹集这数量巨大的粮食送给中央红军，确是了不起的支援。
巴中是红军故里。在这块红色土地上，红四方面军在创建川陕苏区艰苦卓绝征战中，孕育出的“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红军精神，是川陕苏区精神和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老区人民强大的精神支柱。红军精神的内涵十分丰富：它包含了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共产主义信念；忠于理想、智勇兼备的科学精神；敢闯敢干、勇于创新的开拓精神；吃苦耐劳、为民谋利的奉献精神；勇于牺牲、勇于胜利的大无畏气概；齐心协力、团结一致的集体主义精神。充分运用这一厚重的政治资源，对于打好老区建设发展翻身仗，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