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者》的诞生很意外，是在小说家林权宏家写的。2012年5月，我一家在西安小住。我两年没写小说了。我不知道下一篇何时动笔——手持铁风筝等着捕捉天空的闪电。14日深夜，我头脑中蹦出了一个愁眉苦脸的男子：他因丧失现实感而逃避现实，其他人物轮番登场。15日，小说家周瑄璞约我一家跟林权宏（他俩都是我的鲁院同学）去游袁家村。晚上我手写了初稿，翌日用电脑写了第二稿。我不比别人对主人公有更多了解。每个人都横看成岭侧成峰。“我”的经验被颠覆了——现实的、他人讲述的、“我”眼中的他，构成了多重的镜像关系。我写的比没写的少得多。
在今天，各种事件及信息铺天盖地，复述意义不大，小说家必须有所发现并挖掘其精神性。写作的乐趣在于挖掘对现实的创造性洞见，我对当下时髦的摄像头记录般的小说敬而远之，也不信任一竿子捅到底的线性叙事。我想走自己的路。现成的道路有千万条，但不是我的。
跟权宏兄交流时，我说喜欢的小说家有两类：一类是传统的、既有的小说艺术的集大成者，譬如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类是新异的、陌生的小说艺术的开创者，譬如卡夫卡、普鲁斯特、乔伊斯、博尔赫斯、吴尔夫、纳博科夫、卡尔维诺、马尔克斯和格里耶（还有卡彭铁尔、科塔萨尔、卡萨雷斯、帕维奇、尤瑟纳尔等）。前者被称为传统派或现实主义作家，拥有更多读者和追随者。后者被归入现代派，读者只有“无限的少数”，被要求更有耐心和思考，阅读也是一门需要训练的技艺（两者之间有莫拉维亚、辛格、福尔斯、莫里亚克、莱辛、阿特伍德、欧茨等等）。作家要什么样的读者，就考虑什么样的写作。在我们这里，传统派声势浩大；现代派势单力薄，也常被小说鉴定者裁决为离经叛道。坏的作家以真理在握的架势将所写当成现实，却无视生活的复杂性（表象之下潜流暗涌、神秘未知及不可言说之种种），此类写作阐释空间有限又每被作者框定，说服力不够。好的作家对现实之复杂充满敬畏，警惕书写的局限及歪曲，只呈现某个视角下的某些侧面，却希望通过隐喻、象征和暗示等诗性的话语方式，提醒并要求读者去探寻潜藏的实情。吊诡的是，有人擅长写实却写下了伪现实，有人以超现实的方式揭示了现实。
现代主义跟现实主义的分野不仅在于小说修辞（如语言、视角、叙事及技术）上的革新，也在于世界观及方法论上的颠覆，若以工具作譬，一为刀矛，一为枪械。两军对垒，武器落后者未必落败，但看着手持梭镖的人冲向枪林弹雨，或以步枪狙击轰炸机，让人心酸。人家都登月了，我们还停留在茹毛饮血、刀耕火种的阶段。当然，两者并非泾渭分明乃至水火不容。好的作家超越这个那个主义，化腐朽为神奇；坏的作家捉襟见肘，什么主义也帮不了。一个好的作家（或一部杰作）的诞生，是天地间的造化。好的小说反映现实，更好的小说揭示现实乃至创造新世界。也许，现实主义是“无边”的。谁能否认卡夫卡的现实性？他的写作跟他生活的世界及他创造的世界是统一的。巴尔扎克也是，但他的时代远去了，卡夫卡式的世界仍在持续。
5月下旬，我在西安写了“地下人”系列中篇的《洞穴》和《金苹果》。之后，我在广州写出了该系列的《实验室》、《新生活》、《日记簿》。是《逃亡者》激发了我写它们的欲望，感谢《青春》对它的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