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通过解读凯特·肖邦的《一小时的故事》，探讨了主人公在与传统社会伦理道德束缚抗争过程中个体意识的逐渐苏醒及建立，并由此揭示出蕴含在小说中的女性主义主题，即男权制度下的婚姻对女性价值的漠视和女性作为一名独立个体身份的剥夺。
【关键词】《一小时的故事》 个体意识 女性主义
《一小时的故事》描述了一位具有反传统意识的女性的悲剧人生。主人公马拉德太太被告知自己的丈夫在火车事故中遇难身亡，在众人面前嚎啕大哭之后一个人独自回到房间，却感受到了一种异样的欢愉，正当她张开双臂，迎接未来生活中肉体与灵魂的自由时，却意外地发现丈夫安然无恙地回到了家中，马拉德太太在惊骇中死去，而所有的人都以为她是高兴过度而死的。
该小说仅用三个场景寥寥千字就写就了一出从谷底到巅峰再到谷底的主人公跌宕心理之旅，同时以一种极其内隐的表述方式和极端的情节无声的表现了主人公在与传统社会伦理道德束缚抗争过程中个体意识的逐渐苏醒及建立，表达出由男权社会所制定和导向的既成社会伦理道德对女性的束缚，呈现明显的女性主义倾向。
一、个体意识的萌发
在小说的第一个场景，作者用简短的三个段落开启故事，但是故事没有具体的时代背景，没有景物描写，只有公式化的人名，职务，复杂的人际关系，这说明这是一个标准的男权社会，女性的声音被压抑着，作为受害者家属的马拉德夫人在这三段里也是在第一个场景快要落幕时才出现，并且一出现就被男权社会的规范所制约着。“她的姐姐……吞吞吐吐、遮遮掩掩地暗示着”；“她丈夫的朋友理查德……赶来报告噩耗”，他们掌握了话语权，而马拉德夫人只有“放声大哭”，没有人期待她讲出内心的真实感受，她在家庭中处于一种被动倾听的地位，对所有事情所能做的只有接受，无权表达个人意愿。“要是别的妇女遇到这种情况，一定是手足无措，无法接受现实。她可不是这样。”[1]说明客厅里的人心目中存在一个标准的维多利亚“家中天使”形象。[2]的确，按照常识，马拉德夫人的心脏病很有可能发作或是晕倒，然而，出人意料，“她立刻一下子倒在姐姐的怀里，放声大哭起来”，“立刻、一下子”这种带有反常意味的词语暗示了马拉德夫人的悲痛反应多少带有伪装的色彩，这种伪装就是一位处在男权社会中的女性迫于既成社会伦理规范对自身的道德要求而做出的近似义务和责任式的反应，即作为一名妻子，不论对丈夫的爱是真情或是假意，当丈夫亡故时，悲痛已经是一种必须进行的程式。
小说的第二个场景是马拉德夫人自己的房间，在这里马拉德夫人的个人意识开启了苏醒历程。二十世纪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自己的房间》中表达了女人应有的生活方式：“女人应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这样女人可以宁静地去思考。”[3]它实质上提出的是妇女在社会中是否有一席之地的问题。《一个小时的故事》中，肖邦特意为马拉德夫人安排代表内在自我的房间，作为其独立意识萌发的沃土象征，这样以马拉德夫人的房间为载体，开始了她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心路历程。以房间门为界，将空间划分成了两部分。门外有姐姐、理查德，他们是男权社会势力的代表。姐姐体贴温顺，是传统女人的典范；朋友理查德具有骑士风范，遵循当时的克里奥人的骑士传统。门内是属于玛拉德夫人的私密空间，门外充满了世俗的约束，门内却可以大胆地追求个性的解放。[4]“什么东西正向她走来，她等待着，又有点害怕”， “这会儿，她的胸口激动地起伏着。她开始认出来那正向她逼近、就要占有她的东西，她挣扎着决心把它打回去——可是她意志就像她那白皙纤弱的双手一样软弱无力”。悲痛过后她对渐渐浮出水面的那种对自由的觉悟让她一开始甚至不敢承认那是一种解脱之后的欣喜，她其实已经差不多确定清楚这种感觉之后，她又想趁这份有违伦理道德的感觉还未完全攻占她自己的心智之前用微弱的意志力把它回击回去，她的这种连对自由的欣喜都要压制的矛盾心态反映出社会伦理道德对女性的传统要求已经达到了一种根深蒂固的程度，根深蒂固到可以促使一个人自发的压制与其相违反的思想意识。当马拉德夫人意识到那份感觉到底是什么的时候她很惊恐，这种惊恐是社会道德规范对一个女性灌输影响之后的结果。如果说，在社会道德规范灌输下的女性世界是一个教会，爱夫从夫侍夫等所谓妇德便是教规，当她意识到自己竟然将要打破教规的时，会本能的产生一种被社会主流道德唾弃谴责甚至是处罚的恐惧，她的这份恐惧正是来自于发觉自己偏离了那个全社会大多数人所认同准则的轨道。每人都有一种思想上的归属感，这种偏离就破坏了这种归属感，带来了一种不安全感，说到底是根深蒂固的男权制度导向的道德教条所产生的权威感和不可违抗感导致了马拉德夫人在当自由到来时，甚至都没有承认那是个人独立身份的勇气。但在这种与固有社会主流期望相斗争的状态下，马拉德夫人渴望自由的意愿和个体意识冲破过往社会的层层阻挠之后尖角初露了。
二、个体意识的确认
在小说第二个场景中开始的个体意识萌发之后，男权制度导向的道德教条所产生的不可违抗感仍旧没有完全消解，即使当马拉德夫人“一遍又一遍地低声悄语：‘自由了，自由了，自由了！’”这种对自己的强烈自由意愿笃定的时候，还是会“从她眼中流露出一副茫然的神情、恐惧的神情。”即使在马拉德夫人对自己的个体意识确认了之后，与道德教条的抗争仍然在继续。作品中的马拉德夫人处在一种无辜的处境，她只是对婚姻生活感到了厌倦，希望获得不受婚姻枷锁钳制的单身自由快乐而已，只不过马拉德先生出事之前，这些想法都是被深深地压抑在潜意识当中，埋没在日常生活的表象之下，是被她自己的意识所排斥的，而把她这些原本应当属于个人合理意愿需求消灭殆尽的，也正是男权社会所鼓吹的妇德教条。而丈夫的死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激活了这些隐秘的思想，但却是艰难地冲破层层障碍惊恐而出的。这种思想涌现得太不合时宜，太有悖伦理。她对即将到来的自由产生的欢欣与由于丈夫的死所引起的悲痛并行共存，这种奇特的心境也是被压抑许久的真实意识被突然释放所间接造成的。她的庆幸与欢欣是建立在丈夫的死亡的基础上的，因此，她的自由的得来就不那么光彩，连自由本身也成了一种邪恶的诱惑了。因此在文中，自由的念头被描述为一种入侵的力量，一种外在于主体的东西，其实这正暗示了在那种场合，连马拉德太太都意识到这种念头是可怕的，因为它违反了正常的人伦。一些固着在她思想里的道德感告诉她，即使她再不爱自己的丈夫，也不该在丈夫死亡时感到解脱的快乐和迎接自由的兴奋，可见这些被奉为思想行为硬性准则的道德教条已经内化为每个人都具有的一种自我修正机制，当自己的行为甚至意识深处的想法稍有跟其有相左，已经深嵌在自身中的各种规范、准则、评判机制就会自动发挥其准绳作用，将处在这种制度之下的女性修正成最“模范“的形象。 三、个体意识的建立
经过一系列拉锯式的思想鏖战后，马兰德夫人初生的独立个体意识终于在小说第二个场景的末尾处成形了，“她知道，等她见到死者那交叉着的双手时，等她见到死者那张一向含情脉脉地望着她、如今已是僵硬、灰暗、毫无生气的脸庞时，她还是会哭的。不过她透过那痛苦的时刻看到，来日方长的岁月可就完全属于她了。她张开双臂欢迎这岁月的到来。”“她还是会哭的”是一个非常有仪式性含义的动作，这个最后的哭泣是她对过去作为男性附属品和婚姻困兽生活的一个泪别，既是对过去的祭奠但其中也有对自身冲破社会道德教条束缚追求享受独立自由行为的内疚，同时也含有对自己所谓反传统行为的一种赎罪意义，尽管这种赎罪来的没有多少分量和实际意义，但是长久以来在她思想中所形成的服从感和被统治感还是使她不由自主的对其叛逆行为作出含有认罪象征和赎罪象征的反应动作，只不过这也已经是跟过去的自我最后的告别仪式了，告别之后她将迎接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和自我。“在那即将到来的岁月里……再不会有强烈的意志而迫使她屈从了，……她看清楚：促成这种行为的动机无论是出于善意还是出于恶意，这种行为本身都是有罪的。”这个时候的马拉德夫人已经不仅仅是脱离了之前婚姻枷锁的束缚，而且还对这种枷锁本身进行了批判，用自己的独立场与其彻底划清了界线，这种批判标志着马拉德夫人独立个体意识的正式建立。
小说的结尾处马拉的夫人在巨大的心理落差和极度失望中倒地身亡，那是因为在精神上获得了新生的她在那一小时里已经成为一个和以前完全不一样的人 ，她已无法回到旧日生活的轨道上去 ，重新受压抑受奴役。她的死是她和过去那个扼杀个性的生活的彻底决裂。如果不能过上自己所憧憬的那种新生活，她的自身存在也就失去了意义。她的死是最激烈的反叛形式，她用最极端的方式——死亡来表达对男权社会道德教条的拒绝和反抗，她的死亡也表达了她对自我个体意识的誓死捍，也是一种对自我个体意识的极端形式的申诉和强调。
凯特·肖邦在《一小时的故事》中用极其戏剧化的方式呈现了普通人所能付出的最大代价的自由，用一个个体的死亡表达了对一整个大制度的讽刺和拒绝，马拉德夫人的死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生理消灭，而是在一场无声且实力悬殊的无形鏖战中用生命筑起的防守城墙，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用死亡吹响的战号。整个小说所呈现的马拉德夫人的个体意识由萌芽到确认再到建立的过程深刻的展示了男权制度下的婚姻对女性价值的漠视和女性作为一名独立个体身份的剥夺。
注释：
①本文中《一小时的故事》译文均选自葛林的译文，载朱虹主编，《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1983年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4页。
②宋雪：“凯特·肖邦小说《一小时的故事》的女性主义解读”，沈阳：《沈阳农业大学学报》，2010.
③崔少元.后现代主义与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④翟萍，向继霖：“论凯特·肖班《一小时的变故》中的反讽和象征”，《湘潭工学院学报》，2003（11）。
参考文献：
[1]朱虹.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2]崔少元.后现代主义与欧美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3]罗婷.现代美国妇女的困境与自救[J].外国文学研究，1994，（1）：58-62.
[4]翟萍，向继霖.论凯特·肖班《一小时的变故》中的反讽和象征[J].湘潭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