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4日下午2时，万众瞩目的“火星六勇士”顺利出舱，按计划结束了人类首次全过程模拟的520天“火星之旅”。 来自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王跃，第三个走出试验舱。相比进舱前，他消瘦了许多，但步伐依然从容坚定，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言语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时隔520天，我们终于回来了！”
地球与火星的距离，远则4亿多千米，近则5500万多千米。按照这个距离计算，王跃在这520天里“飞行”了至少1亿千米，正可谓“飞”得最远的中国人。
火星探测之艰辛
西方的“战神玛尔斯”，中国的“荧惑”，都是指火星。作为太阳系八大行星之一，火星位列由内往外数的第四颗，属类地行星，自转轴倾角、自转周期均与地球相近，直径约为地球的一半，公转一周约为地球公转时间的两倍。
火星地表沙丘、砾石遍布，没有稳定的液态水体，基本是沙漠行星。大气以二氧化碳为主，既稀薄又寒冷，沙尘悬浮其中，每年常有尘暴发生。火星两极皆有水冰与干冰组成的极冠，会随季节消长。
尽管自然条件恶劣，但火星地表的物质构成极具开发潜力。夜空中的它呈现橘红色，因其遍地都是红色的土壤和岩石，富含氧化铁，“火星”也因此得名。它的铁含量之高，在太阳系中首屈一指，如能大量提取为地球所用，将会成为一座巨大无比的炼铁厂。
上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苏联、欧洲及日本都竞相开始探索火星。截至目前，人类共向火星发射了40多个探测器，但大都以失败告终，足见火星探测的艰辛。
1965年，“水手4号”飞行器起航，这是人类首次对火星的探测，但直至1997年7月4日，“探路者号”才终于成功登陆火星，这距离首次探测火星已经过去了32年。
来自“火星”的召唤
“火星500”是一个探索火星的国际试验项目，是人类首次在地面上模拟载人飞往火星、环绕火星、登陆火星和返回地球的全过程，由俄罗斯组织、多国参与，试验地点设在莫斯科郊外的俄罗斯航天生物医学问题研究所内。
2007年，中国航天员中心主任陈善广应邀赴俄访问，在与时任俄罗斯生物医学问题研究所所长、现任俄罗斯科学院副院长格里高利耶夫交谈的过程中，了解到俄罗斯正准备实施这项大型载人航天试验。陈善广立即意识到，这项试验科学意义重大，当下就向格里高利耶夫表达了参与意向，但未获积极回应。
2008年，“神舟七号”飞船顺利升空，航天英雄翟志刚身穿中国人自己研制的“飞天”舱外服成功出舱，此前的2007年，我国自主研制的首个月球探测器“嫦娥一号”也成功发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步伐坚定而迅速，令全世界刮目相看。
时光飞逝，转眼就到了2009年。5月中旬，陈善广带队前往美国休斯敦，参加在那里举行的第三届国际航天医学峰会。会上，俄罗斯生物医学问题研究所专家详细讲解了“火星500”试验的具体情况。那时，为期105天的第二阶段试验正在进行。
陈善广听完介绍，忽然摘下同声传译器，对坐在身边的中国航天员中心航天医学基础与应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李莹辉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国际试验项目，我们一定要跟上。”
正是这句“一定要跟上”，最终促成了“火星500”试验中国志愿者和中国参试项目的出现。
中国人加入“火星500”
从美国归来后，陈善广立即把参加“火星500”试验的想法向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领导汇报，获得许可和支持。同时，他积极与俄方取得联系，表达了参试意向。
在2009年10月中旬召开的中俄航天领域合作联委会第五次会议上，中方正式向俄罗斯提出准备参加“火星500”试验的合作意向，俄罗斯方面当即表示欢迎中国人加入，并把参试一事纳入协议框架。10多天后，俄罗斯生物问题医学研究所向中国航天员中心发来传真，提出合作“火星500”项目的概要要求。
2009年12月14日，李莹辉带队前往俄罗斯，就“火星500”试验合作事宜与俄方进行谈判。2010年1月30日至2月11日，中国航天员中心副主任白延强再次抵达俄罗斯，就合作具体问题继续与俄方磋商。不久，中俄双方谈妥合作细则，郑重签订合同，中国作为世界航天大国，正式成为“火星500”的主要合作方之一。
俄罗斯专家在交流中曾做出这样的评价：这次试验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将会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其实，“火星500”项目自2003年就已开始筹划。2007年11月15日至29日，6名志愿者参加了为期14天的首次隔离试验，对新建成的“火星500”模拟试验舱进行试运行测试；2009年3月14日至7月14日，6名志愿者又参加了为期105天的第二次试验，测试项目是否合理，整个程序是否可行，这两次试验是“火星500”的前奏。
2010年6月3日，第三次试验正式开始，包括中国志愿者王跃在内的6名志愿者一同度过了这最为关键的520天。
中方三大参试项目
世界各国共有105个项目参与了此次试验，其中中国有三大参试项目，均依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发展的实际需要和自身特色选择。中国航天员中心作为主要参试方，自2009年11月面向整个航天员系统招标遴选出10多个项目，组织专家对项目的意义、作用深入分析后，经多次筛选，最终确定了三大项目。
它们分别是：长期密闭环境下人体中医辨证研究、火星任务地面模拟环境对近日生物节律与氧化应激的影响研究、长期密闭环境对乘组成员非言语交流的影响研究。
中医药在航天医学问题的干预与防护中初显作用，俄罗斯同行对此表现出浓厚兴趣。“太空养心丸”等中医方剂，已成为中国航天员重要的医监医保措施。航天员首席医监医保医生李勇枝等人，用中医的理论和视角。采取望闻问切的诊法，研究长期密闭环境下人体整体生命活动的状态，阐释其特点及变化规律，富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我国在“神七”任务中围绕这一项目研究取得了丰富成果。目前正聚焦于时间生物学问题的相关研究。利用“火星500”试验这一契机，可进一步深化失重、受限等空间因素对生物节律的影响研究，建立有助于航天员维持最佳绩效水平的对抗措施。 长期密闭环境对乘组成员非言语交流的影响研究，是中国第一次将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下乘组成员作为研究对象。对于没有参与过多国航天员合作飞行的中国而言，这一项目将大大丰富对人在密闭环境下的心理行为特点规律的认识。
百里挑一，艰难的选拔路
2009年11月，“火星500”志愿者选拔在中国航天员中心正式展开。航天员选拔训练研究室主任吴斌介绍，“火星500”志愿者要求年龄是25～50周岁之间，身体健壮，情绪稳定，富有激情和动力，拥有高等学历，并且对不同文化持开放态度。中国志愿者的选拔主要是注重综合素质，吴斌说，我们的志愿者就是这个领域的科研人员。取得的试验效果会更直接、更充分。
在中国航天员中心的志愿者选拔过程中，共有71名科技工作者报名。志愿者的选拔包括心理测试、外语测试以及临床医学检查，此外还要考察参试者的政治思想品德、报名动机、专业知识背景及职业能力、饮食习惯以及对宗教文化的看法等。选拔过程要求非常严格，近乎苛刻，不仅不能有器质性疾病，就连脚气、龋齿这样的小毛病也不能有。王跃有两颗智齿，虽然从来没有疼过，但为了防备可能出现的牙疼，在去俄罗斯之前还是拔掉了。
英语口语测试，王跃的分数排名第一，语言优势凸显。而在包括心理测试等各项考察中，王跃的分数都排名靠前。
参与了选拔工作的航天员教员杨月虹清楚地记得，王跃的智商测试成绩也是最高的，而且提前20分钟交卷，原因是要上厕所。
相对于很多没有航天专业背景的国外志愿者而言，中国志愿者王跃本身是航天员教员。白延强介绍，这样做的主要考虑是，中国参试的立项论证准备时间较短，如果志愿者有专业背景，对项目的理解以及风险的认识会更加深刻，将大大减少培训时间，这一点与航天科普教育深入的欧洲相比是不一样的。
与中国的志愿者选拔相比，俄罗斯筛选出的志愿者都来自军队，因为俄方相信军人的心理素质比较稳定，意志力也更坚定。而欧洲航空局则更注重志愿者的心理条件，要求志愿者的个性不能太强。毕竟要和同伴在一个密闭的环境中生活520天，如果个性太强、喜欢争强好胜，到时候选指令长都会成为问题。
异域生活并非充满情调
2010年1月底，12名各国志愿者候选人齐聚俄罗斯，开始为期两个月的“魔鬼训练”。陪同王跃前往俄罗斯的，还有中国航天员中心的俄语翻译宋尧。
来到莫斯科，正值寒冬。为了给国家节省经费，王跃找到一个廉价小旅馆，租金80美元一天。这个价格在国内相当于星级宾馆标准，但在莫斯科当地已经是非常便宜了。住处离俄罗斯生物问题研究所很远，王跃每天来回要花上3个小时乘地铁，几乎一路站到终点。“不是没有座位，而是俄罗斯男人比较讲风度，看到身边有妇女都要主动让座。”王跃说。3月29日，莫斯科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地铁爆炸案，当时王跃也在地铁上，所幸的是没有乘坐同一趟列车，但国内后方人员却为他捏了一把汗。
王跃回忆起训练的日子，他说，刚来的时候，不太习惯俄罗斯的饮食习惯。早饭和晚饭虽说是旅店提供，但“吃起来不知道什么味道，勉强填饱肚子。吃得最多的是土豆泥、土豆块，肉也没有盐，都是油。”培训时间很长，午餐基本上要拖到下午两三点，“经常饿得胃里流酸水”，王跃说，有时干脆吃点饼干充充饥。加上蔬菜水果缺乏，一个多月下来王跃的口腔开始溃疡。
相比生活困难，内心的压力是最难熬的。说是训练，其实谁心里都清楚，最后进入试验舱的只有6个名额。“魔鬼训练”其实也是一次选拔。某天培训课上候选人少了一个，就意味着他被淘汰了。原因也不会公布。
王跃说，每个候选人心里都清楚主办方在“背地里”的动作，但谁都没心思顾及，因为那些日子大脑已经被培训内容占满了。
“不能丢人！不能丢人！”
2011年3月11日，俄罗斯组织了野外生存训练。王跃和2个法国人、3个俄罗斯人编成一组，任务是在雪深过膝的森林里待上一天一夜，并于次日11点前到达指定位置。每个人的食物是限定的，两个罐头、四盒饼干，其他的装备包括睡袋、垫子、通话器、信号弹、斧子等。那一天下大雪，气温零下6摄氏度。他们选择在一条冰河旁的避风处宿营，连铲带刨清理出一块直径5米的空地，准备就地搭建帐篷。几个人把树根旁的积雪奋力推开后，砍倒了碗口粗的白桦树，用作帐篷的枝干。一直到晚上6点，他们终于搭起了帐篷。生起了火。
王跃说：“我也不知道自己劈了多少柴，捡了多少树枝，反正胳膊抬不起来了，内衣全湿了，鞋子里也灌得全是雪水。”在帐篷里，他和其他志愿者围坐在篝火旁，把带着冰碴的袜子和湿漉漉的鞋子放在篝火上烘干，顺便烘烘冰冻的脚，篝火上方悬吊着罐头食品。大家吃着罐头，不停说话，努力让自己忘记潮湿、寒冷和疲劳。
夜里雪下得更大了，王跃和其他志愿者每2小时轮流值夜班，在空地上点燃火堆，向模拟直升机发出求救信号。在帐篷里休息时，大家头枕着脚、脚搭着头窝在一起取暖。第二天一早醒来，他们卸下了帐篷，整理完装备后继续出发。
在转移过程中，还模拟发生了医学问题。一名志愿者摔伤了腿，大家用睡垫、树枝和绳子做了一副简易雪橇，拖着伤者在雪地踉跄前行。王跃是几个人中身材最矮小的，他和一个法国人、一个俄国人把绳子绑在肩上，像马一样驮着这个重达200斤的组长鲍里斯向目的地艰难跋涉。
王跃后来回忆说，俄罗斯教员其实一直用望远镜和摄像机观察他们，考验他们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几个人中数我最瘦弱，有好几次摔倒在雪地里时真不想爬起来了，可当时咬着牙念道：不能丢人！中国人不能丢人！我终于坚持下来了，绝对没丢咱们中国人的脸！”
舱内生活：苦中作乐
520天里，6名志愿者的活动范围仅限于242平方米的空间里。
“火星500”试验舱是一个全密闭结构，由医疗舱、生活舱、公共活动舱和火星着陆模拟舱以及一个火星表面模拟器组成，各个舱段之间由舱门和转换通道连接。王跃说，这些功能舱就像是4个大铁桶，彼此独立，又像是真的宇宙飞船一样。里面的布置颇费心思，四壁都是原木色的木质结构，感觉挺舒服，不足的地方就是平均高度只有两米左右，伸手就能触到，让人觉得很压抑。 每名志愿者的卧室只有3.4平方米，摆着一张80厘米宽的床和一个小桌子。王跃自己丈量过，从下床到出门，只需要两步。
现在人们常把窝在家里称作“宅”，王跃笑称，我们6个志愿者恐怕是世界上最“宅”的“宅男”。
中国人的一大传统爱好就是美食，这也正是在520天的试验中最难以满足的。
舱内的饮食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前250天，吃的是欧洲一家研究所提供的冷冻食品，用微波炉加热即可。
这些食物基本上是按照欧洲饮食习惯搭配的，主要材料是土豆，加上少量的肉食和蔬菜。但它的口味让6名志愿者“苦不堪言”，特别是生长于中国的王跃。
第二阶段是“登陆火星”期间，每天吃的是真正的航天食品，有一些饼干、蜜饯和肉罐头，算是比较丰盛了。
第三阶段的饮食，已经不能称之为“饭”了。“那就是每天一小袋粉末，对上热水冲成糊糊。”虽然包装上标明了各种口味，但王跃吃起来都是一个味儿。他尝试过把两种口味的糊糊混在一起，用微波炉加热制成饼干，但仍然非常难吃。
后来，王跃发明了“火星拌拌面”——用番茄酱、复水辣椒酱和芥末调制了极富刺激性的调味料，配合上俄罗斯的方便面，算是自己的美味。
回忆起舱内的生活，王跃笑着说：“有人说这520天像是坐牢。坐牢还有放风时间，我们简直就是被关了520天禁闭。”
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王跃带了许多电影和电子书进舱。开始他还雄心勃勃地想把俄语学好。可是没过多久，俄语书就被扔到了一边，带进舱的电影最终也没有看完。他对于外界的兴趣和热情也一天天减弱。
王跃的减压方式比较特别，就是洗澡。舱内用水是有限额的，志愿者每隔3天换一次内衣，隔10天才能洗一次澡。有时候做完有氧运动，大汗淋漓，也只能用湿巾简单擦一擦。所以，每到心情沮丧时，王跃就掰着手指头数，还有几天能洗澡了。洗澡水冲下来，似乎能冲走一切烦恼。
“俄罗斯专家教的一些心理放松的方法对我不太适用，如果有时间，我会练习书法。”王跃说，自己喜欢颜体书法，从进舱时临摹字帖，到后来自己写，进步不小。
为了在无聊的生活里找乐子，6名志愿者总是非常乐意于过各种节日。万圣节、圣诞节、春节，或是某名志愿者的生日，大家都会在舱里热闹一场。
王跃在舱内过的最有意义的一个节日，要算得上2011年2月2日，那一天，是中国农历大年三十，同时也是王跃和另外两名志愿者打开火星着陆模拟舱舱门，开始为登陆“火星”做准备的日子。尽管3个人被隔离在火星着陆模拟舱内，但他们依旧举行了庆祝仪式。尽管舱内条件有限，大家还是想尽办法，努力营造温馨的节日氛围，挂灯笼、贴春联、剪窗花。6名志愿者还面对着摄像机，分别手持“前程似锦”、“万事如意”、“恭喜发财”、“合家团圆”、“福如东海”、“心想事成”的条幅，一起向中国人民拜年。
登陆“火星”
2011年2月2日，中国的大年三十，除夕。在王跃的记忆里，这一天是在“搬家”中度过的。
按照计划，2月12日是“着陆舱”在火星表面着陆的日子。因此，从2月2日开始，王跃和另外两名志愿者正式住进了着陆模拟舱，其他3名志愿者则要留在“飞船”内，配合“着陆”的3名志愿者做好登陆工作。
除夕夜，当王跃和另外两名志愿者打开“着陆舱”的舱门时，他们发现，50立方米的着陆舱被食物、设备、衣服乃至纸巾等物品塞得满满当当，就连厕所和床底下都是东西。志愿者们花了两天的时间才将着陆舱清空。
此后的日子里，王跃的生活只充满两个字——忙碌。
3名志愿者白天要穿着抗荷服进行各项设备的学习和操作，晚上则要睡在头低脚高的特制床上，以便在3天之内，将体内液体往头的方向压迫。这是为了达到失重状态下体液重新分布的效果。王跃说：“白天可以随意走动，还好受点，晚上睡觉就很难熬了，常常是凌晨2点以后才能睡着。”
2月12日，3名志愿者正式入住着陆舱。着陆舱内没有热的食物，他们只能靠饼干和罐头充饥。
2月14日，第一次出舱开始了。这一次，其他两名志愿者出舱，王跃负责指挥。他帮两名志愿者穿好火星舱外航天服后，又仔仔细细检查了一遍，然后发出指令：“你们可以执行舱外活动任务了。”
2月18日，王跃代表中国首次“登陆火星”。他回忆说，在踏上“火星”的一瞬间，确实有一种“上夭”的感觉，感觉非常兴奋。
这次使用的火星舱外航天服是简易版本，但还是有35公斤重；航天服中有供气装置，但没有液冷服，所以穿上会感觉很热，同时，工作负荷很大。接受培训时，科学家曾对他们三令五申，绝对不能在航天服内待超过2个小时。
登陆火星的任务结束了，志愿者们可以启程返回地球了。但是，他们还将面临240天的返回之路，而这240天将会更加难熬。
“最大的特点是：不想说话”
2011年4月15日，王跃的日记是这样开头的：“很什么什么的一个日子……身体疲惫，心理厌倦，精神消沉。最大的特点是：不想说话。”
520天的孤独旅程非常难熬，特别是登陆“火星”后的200多天，6名志愿者都陷入了情绪的低潮。
王跃回忆时说：“刚进去的两三个月，处于一个很忙碌很兴奋的状态。到了新环境中，每一个设备和试验都有一个熟悉的过程。此外，我们6个人开始朝夕相处，也需要一个熟悉的过程。那段时间很忙，也很新鲜。”
但两三个月之后，当一切变得熟悉刻板，最初的兴奋开始消退，舱内的种种不适就随之而来。
王跃的日记里有这样一段话：“Mars500已经过去一半了，是一大半了，所有的105项试验我们都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剩下这两百多天的时间里就是重复，枯燥乏味的再重复。大家似乎都没有什么精神了，不过都在努力地让自己看起来开心些。如果自己都没有笑一笑的努力，内心的快乐与积极就真的要睡着了。”
在与世隔绝的日子里，志愿者们最大的安慰和乐趣就是与家人和朋友通信。在520天的试验里，王跃与亲人朋友通信达4000多封。但是，在2011年4月18日-25日的7天里，这种乐趣也被强行剥夺了。
为了测试志愿者们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地面控制中心决定进行为期7天的通讯中断试验。虽然之前已经与志愿者们进行了沟通，但整整7天的与世隔绝，仍十分艰难。
所有的电报、视频、个人信件和新闻都被切断了，志愿者们失去了与外界联络的所有渠道。
有些参与“火星500”试验的专家也认为这项条件过于苛刻了。即便是在国际空间站上工作的宇航员也可以随时给家里打电话，而且经常一天两次。
其实，志愿者们一天24小时的活动，完全是在地面控制中心的监控之下进行的。但有时这种监控也会给志愿者造成心理负担。王跃说，当情绪不好的时候，会躲进自己的卧室，因为那里没有摄像头。
“我已圆满完成任务，请求归队！”
出舱的日子越来越近了，6名志愿者为了好好纪念一下舱内最后的日子，举办了一场音乐会。王跃担任了鼓手，意大利志愿者迭戈深情地唱道：“我们走在回家的路上，甜蜜的家……”
莫斯科当地时间2011年11月4日14时，关闭了520天的模拟飞船舱门被技术人员打开。在众人的欢呼声中，6名志愿者依次走出。
王跃第三个走出舱门，中方工作人员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大声呼唤起来：“王跃！王跃！”循着声音，王跃看到了已经阔别520天的同事、朋友，还看到了飞舞的五星红旗。他用中、英、俄三国语言向大家问好：“大家好，非常开心又能与大家见面了，时隔520天，我们终于回来了！”
6名志愿者兑现了当初的诺言：“六个人一起进去，就要一起出来。”
出舱后，王跃和其他志愿者又赶赴德国，进行了相关的试验数据采集工作。
2012年12月6日是王跃回国的日子。自2010年5月26日离开北京开始，王跃在国外待了整整560天。
2012年1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授予王跃“火星模拟飞行试验功勋”荣誉称号。
“火星500”试验结束了，但人类探索火星的道路还很漫长。“火星500”试验只是这漫漫长路中前进的一小步。未来，人类要真正登陆火星，还有许许多多科学技术问题亟待解决。
责任编辑/兰宁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