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春夏之交的北京政治风波发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对我国进行“经济制裁”，给我国的外交造成一定困难。当时我在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任副总领事，亲历了这场风波在美国的影响，以及我们努力工作，打破制裁，突破政治围堵，重塑中美友好的过程。
艰巨的任务
美国的新闻媒体发达，其舆论导向可以左右公众的政治倾向，甚至政府的决策。人们称美国是“四权鼎立”，就是把媒体与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并列，足见媒体的“威力”。对于北京政治风波，美国各种报刊通栏报道，各大电视台24小时滚动播放。它们以美国政治文化传统和民主、人权的价值观，加之对华固有的政治偏见，对当时北京的形势，做了大量失实煽情的报道，使美国社会对中国产生了深深的误解和强烈的反应。顺应美国政府的“制裁”立场，各州政府、社会组织、公众人士，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疏远、抵制、断绝等行动对待我们总领馆的对外联络，使我们的外交活动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
为了打破这种局面，我们总领馆亟待全面考虑，整体部署，分工配合，统一步调，广泛深入地开展工作。恰恰在这一当口，总领事回国开会并休假，我这个代总领事不得不担起改变形势，转圜气氛的重担。我召开党委会、馆务会，全面分析研究了形势，深入讨论了工作计划，决定“分兵出击”。
总领馆主要官员分头到我们辖区的美南八州游说，宣讲形势，说明真相，解疑释惑，重建友好。要直接做好各州州长、州商务部、州议会和各大公司的工作，推动他们尽快恢复同中国的联系和经贸往来。同时，要向其晓以利弊，推动他们促使联邦议会能顺利通过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当时美国给予我国这项“待遇”，须一年一度地经联邦议会审议。可见，我们当时面临政治形势的严峻和外交任务的艰巨。
艰苦的工作
各路兵马出行后，我坐镇领馆联络指挥，并就近在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达拉斯、奥斯丁等市广泛接触州、市官员和大公司老板，并致函我们领区内的联邦议员，站在中美共同利益的高度，阐明了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我还抽空远赴奥克拉荷马州访问，拜会了州长、副州长、州务卿、州商务部长，各大公司、华人社团，可以说从官方到民间，进行了广泛的说服。我推动并安排了几家公司，利用我国为打破西方制裁临时出台的优惠政策和价格倾斜，让他们到中国亲眼观察了中国的政情并赚了钱，使这些“敢吃螃蟹的人”起到突破政府限令的示范。
为了开展工作的需要，我一改平日“节约办外交”、“少花钱多办事”的内部管理要求，放手让各部门“思想解放，作派开放，手头大方”，大胆开展工作。我提出，要讲求工作效果，不在经济上“抠唆”。有一个国际商演的杂技团到休斯顿演出，其中有我国天津的一个杂技小组。我鼓励领馆的干部以邀请看中国杂技为名，恢复同老朋友的接触。票价30美元一张，买多少我都准予报销。许多老朋友在此场合与领馆人员热情相见，听到了关于北京政治风波的真实情况，淡释了疑惑，消除了隔阂。每年国庆，除中国总领馆举行大型招待会外，华人社团也要联合举办一次国庆聚餐和舞会，以内部售餐券的方式冲销开支。往年人们踊跃购券，各社团远远不够分配，是年难题重重，筹办的侨领畏难情绪很大。我多次邀请参与筹办的侨领们餐叙，积极鼓励他们，为他们出主意，想办法，采取切实的措施，助推事情的成功。往年我国留学生参加这场活动，餐券优惠1/3。这年教育处再补贴1/3，我又从别的费用中赞助一些。这确保了留学生有经济能力参加这项活动，与当地华人一道欢度国庆。结果，这场活动人数爆满，热烈异常，全场自始至终充满了爱国热情。
对于我的上述做法，总领馆内部有不同的意见，有批评，也有抨击。会计也向我诉苦，有人指责他不坚持财务制度。我抚慰他：“一切由我负责。你坦然待之。”我说，好钢使在刀刃上，外交花钱要看政治效益，平时节约办外交省下钱，正是用在关键时候。要算政治账，要从根本和长远估算利益。我们不突破预算即是正常，突破了预算，申请追加也属正常。开支正常与否，不在花钱多少，而在于用项。我的一番话，解除了会计的顾虑，从财务上保证了工作的需要。
令人欣慰的是，随着我国内形势的良性变化，以及我们总领馆的艰苦努力的工作，美南地区在中美关系上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美国地方政要和民众的对华态度也开始有别于联邦政府，友好的一面在提升。我到各地会晤官员或大公司老板，会谈桌上或会晤大厅里都摆着中美两国国旗，对方接待态度郑重热情，交换意见认真持重，能注意听取我方的情况介绍，意见相左者不多，会晤一般都能达到积极的效果。这表明，中美友好是有广泛社会基础的。
难得的机会
1990年，休斯顿市长惠特迈担任美国市长联盟的轮值主席。7月，市长联盟在休斯顿举行年会。这是广泛做工作的大好机会，可否邀请与会市长们到总领馆作客，在我脑子里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使我犹豫不决的因素有两个：一是顾虑有请不到，或只有极少数人到，遭遇尴尬；二是新总领事不在馆，举办这样的大型活动“犯忌讳”。
关于第一个，我有遭遇“被抵制”的经历。休斯顿石油协会对我国石油业发展做过许多有益的事情，与我们总领馆的往来很多。北京政治风波后，该会发表三点声明，断绝与中国的一切业务交流和与总领馆的所有来往。为了及时平缓朋友们的激烈反响，我到总领馆外的餐馆宴请该会全体25位理事。他们对我的邀请不置可否。我守着两桌饭菜等了许久，才等来副会长吴松竹一人。我未露愠色，热情地请其入座。吴松竹迫不及待地说：“别人临时有事，都来不了。特派我来致歉。”这显然是他为不伤害我和他们的友好感情故意掩饰真相。我大度地说：“吴先生一人来，也表明我们和石油协会的关系未断。我很珍视石油协会朋友们的中国心。”我的话打动了吴先生。他说：“我很快就去伦敦供职，今晚是来向你辞行的，但我一定把你的话转达给全体会员，让他们知道你是如此理解和珍重他们的中国情结。”
关于第二个，我也不乏教训。就在本馆，曾因向国内报回与台独人士成功座谈的情况而受到政治局常委同志的肯定，被人侧目。此后屡受掣肘，被束手束脚。惩羹吹齑，不可不虑。 这期间，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干部李小林到休斯顿，看望她留学时期的老房东。当时她认为美国市长联盟在休斯顿开会，机会难得，建议我宴请与会市长们，她的意见与我一拍即合。
李小林性格外向，聪敏干练，敢讲真话，对事情的看法，直言不讳，一言中的，是一个很好合作、很好交往的人。这些使我对她有相当的信任度。我单独与她交换意见时，她给我的印象，印证了事先听到的一些说法。她力主我宴请市长们，针对当时中美关系的形势做做工作。这成为我下定决心的助推力。
为了确保活动成功，我和休斯顿市长惠特迈通电话，透露了我的意向，并请她估计会有多少人出席。她高兴而有信心地说：“我不敢说与会者都去，但我保证绝大多数人会去。他们大都是我的朋友，我对他们有一定的影响力。我可以把你们总领馆宴请作为会议的活动日程。”这话说得有点拍胸脯的意味，给了我很大的底数。我对她的话确信不疑。
惠特迈四十出头，两年一届的市长选举，她已连选连任五届，足见她的竞争优势。她充满活力，精明强干，善于言谈，颇有魅力。她对华一贯友好，与我们总领馆合作愉快。北京政治风波后，在极为复杂的政治气候下，她把新设立的休斯顿首枚“领团服务奖”，授给了中国总领事倪耀礼，并举行了大范围的授奖活动。她顶住压力，挤开封堵总领馆大门的示威人群，不顾一些人的辱骂和秽语，出席倪耀礼总领事离任时的告别招待会。她对我拟宴请市长们一事的坚定表态，使我有了成功的把握。
热烈的宴会
我很快做了布置，严密分工，提出“好事好办”，提高招待规格和饭菜质量。以往大型冷餐招待会只摆菜台，不摆餐桌。这次我要求摆餐桌，既便于自由交流，又便于坐下畅谈。桌桌要摆鲜花，以烘托气氛。这是我抓得最具体、要求最严格、过问最详尽的一次招待会。
宴会当晚，120多位市长和几个市的市政委员会主席几乎是集体到场。他们都是散会后直接从会场而来。他们身份平等，没有礼宾顺序，不分先后地涌入了宴会大厅，顿时出现了久违的满堂热烈气氛。惠特迈市长给我打来电话，她因紧急公务不能准时到场，特请本年会刚选出的下届联盟主席福特先生代她致辞。我见客人坐定，沉稳地走上讲台，扫了一眼全场，镇静了一下情绪，开始讲话。
我的简短讲话，引起了阵阵热烈掌声。特别是讲到中国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及两国人民的友谊不可阻挡时，几乎是一句一鼓掌，并不时地爆发长时间的掌声。他们的热烈反应远远超乎我的意料。我讲话时虽未持稿，但事前下足了功夫，讲什么，怎么讲，颇费心思。我要在客人们的政治态度上取最大公约数，以正面说理的话语暗含对美国制裁政策的批评，让这些各地领导人只说“Yes”不说“No”。
我邀请福特市长讲话。他带着几分兴奋的情绪，大步流星地走上讲台，脱口就说：“刘副总领事的讲话，打破了相当长时间以来人们在中美关系上的沉默情绪，让大家看到两国人民友好重将活跃起来的曙光。”他大讲中美友好和经贸关系的重要，指出中美关系是当今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国家关系，甚至决定着国际形势的走向，任何有损于这一关系的言论、行动、政策，都是不明智的。这话显然有所指，竟也引起一阵掌声。福特是即兴讲话，并未限于应景之词，而呼应我的话，讲了一些具有实质意义的内容，讲出了一些我不便于讲的话。他的话更有说服力，对在座的市长们改变认识、调整态度更有作用。我一直站在台上陪他讲话。他话音一落，我立即表示感谢，并走上前热情握手致意，表示赞赏。这样，宴会一开始，就把大家带入友好的气氛中。
广泛地交流
用餐开始，我利用敬酒，逐桌游说，每桌停留三五分钟到十几分钟不等，广泛交谈着两国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方面的情况和问题，真诚地解疑释惑，坦率地回答着关于北京政治风波及其后的中国政治、社会形势。客人们则谈论起美国政府对中国实行制裁，给各地的对华经贸造成的影响，甚至经济下滑。他们抱怨地指出，政府的政策制裁了中国，损害了美国。我向他们强调，经济的相互依存已成时代特点，各国经济关系日益密切，合作领域不断拓宽，世界经济正向一体化趋势发展。任何国家想制约或损害别国经济的发展，必然要以损失自身的经济利益为代价。我还预断，中美出于各自的战略利益，两国关系不会长期冷淡下去，用不了多久，就会出现恢复和发展的新势头，希望各州、市的领导人，审时度势，把握时机，积极开展对华经贸合作，促进中美关系的整体发展。市长们中，不少人在北京政治风波后第一次接触中国官员。他们对我的话听得认真，问得具体，对我介绍的情况和政策颇感兴趣。我表示，市长们若愿去中国考察市场、洽谈经贸，我可为之安排。
宴会进行到中途，惠特迈市长风风火火地赶到现场。我把她引到预留的座席，一边照料她吃饭，一边感谢她帮我邀请到如此多的客人。她开玩笑说：“谢谢你帮我招待了我的这么多客人。”我把李小林请到我们桌上，一道同惠特迈谈起深入的话题。我说，北京政治风波是影响社会稳定和中国形象的事件，平息越早越好。中国需要发展经济，需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就需要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安宁的周边环境。稳定成为中国的大局，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惠特迈频频点头。我把话锋一转说，各个国家都有可能发生这样那样的事情，有些西方国家喜欢对人家的内部事务实施干预，这是一种新干涉主义。我认为这是过去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干涉别国内政的变异或残余。这是不利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这话说得有些谴责意味，旁边的李小林看了我一眼，我自己也意识到话重了一点。但我估计，基于友好和彼此了解，惠特迈还不至于对我这话太介意。
良好的效果
我的英语没有那么轻松自如，一边考虑谈话内容，一边思索遣词用句，有些吃力，便请李小林为我做翻译。这样，我可以把话题放开，通过翻译过程我可把话想得更周严些。我具体介绍了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和社会民情，强调了社会的安全环境，通过几个案例，说明当时许多国家的企业家、商人尚待观望的情况下，到中国投资、贸易是最佳时机。我与惠特迈已谈了一个多小时，她想问的，我想讲的都谈到了。别的客人都陆续退场了，她仍无去意，并说：“我来得晚，理应晚走。”意思是让我心安理得地继续谈下去。客人走光后，我们又谈了半个多小时。我劝她到中国走走、看看，她说已决定年内访问深圳，商谈两市合作意向和建立友城关系。我听了很高兴，称赞她有“远见卓识”。她告辞时，握着我的手说：“如果像我们之间的理解和合作，中美战略伙伴关系一定牢不可破。”我说：“中美友好关系正是无数中国人、美国人的友情汇聚凝结成的。”
事过几天，休斯顿市礼宾联盟主席见到我说，惠特迈市长在市长联盟年会期间，会上会下谈了不少对中国形势的估计和对华开展地方经贸的态度，在市长中产生了积极的效应。许多市长也给我来信，除感谢我的宴请、赞赏我的讲话外，大都表示愿意开展对华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并积极敦促联邦议会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感到莫大的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