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9日早晨，收音机里传出了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宋庆龄抑制不住悲伤，泪水不住地流下来。 10日下午，宋庆龄在秘书杜述周的陪伴和隋永清、隋永洁姐妹的搀扶下，到北京医院向周恩来遗体告别。
告别后，宋庆龄回到家，情绪还没有缓解，就听到了“高层”通过秘书传达给她的批评。大意是：“让她去和周恩来告别，为什么还要自己带人去？”宋庆龄心情本来就很差，听到指责立刻按捺不住了，她在卧室里激动地说：“我这么大年纪，就不该有个人扶扶我吗？再说，总理也是看着她们两个（指隋氏姐妹）长大的，怎么就不能去告别？”
宋庆龄一生所有事情都尽力做到完美，可以说是在个人品质上有“洁癖”。这次受到批评，对宋庆龄来说是“破天荒”的。何况，批评还是由秘书传达的，这是对她刻意的不尊重。但沉浸在悲痛中的宋庆龄，只是在私人空间里，跟身边的人发泄了几句。
1月15日，宋庆龄抱病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周恩来的追悼会。之后，“高层”的一些评价又传到宋庆龄的耳朵里。她终于忍无可忍，大发雷霆：“真是岂有此理！说我是‘总理帮’？我就是‘总理帮’又怎么样？我辞职！这么大年纪，我也该休息了吧？我回上海养老！”
她吩咐杜述周，26日她要回上海。杜述周立刻向上级报告，并与空军司令部联系专机。1月27日是宋庆龄的83岁生日，就在这天上午10点30分，她乘坐飞机，带着满心的愤懑离开了北京。
以后的5个多月中，宋庆龄把自己关在上海的家里，整理资料和物品，不时因勾起对往事的回忆而唏嘘长叹。她已经开始为自己的身后事做准备了。
7月6日晚，北京电话报告：朱德逝世，请宋庆龄第二天回北京。宋庆龄一直十分敬重朱德的为人，更何况朱德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宋庆龄是第一副委员长。对此，她无法推托。
7月7日中午，宋庆龄飞抵北京。她不带行李，拒绝回后海的住宅，而是入住北京饭店1435房间。当天下午，她就到北京医院向朱德的遗体告别。11日，她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追悼会。14日，她从北京饭店直接到南苑机场，乘专机回上海。
9月9日，北京又传来消息：毛泽东逝世。10日下午，宋庆龄再次回到北京，住在北京饭店7031房间。11日、12日和17日她三次参加遗体告别和守灵。18日在天安门广场出席追悼大会时，她斜靠在搀扶着她的杜述周的身上，最终要了一把椅子，成为唯一坐着与会的人。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逮捕，这个消息被中央严密封锁。
宋庆龄当时已回到上海，没有听到在北京通过口口相传陆续“发布”的令人振奋的消息。
10月14日，一位服务人员慌慌张张地跑来向宋庆龄报告：“街上有人喊反动口号！”宋庆龄问：“喊的是什么？”“是说江青和张春桥同志……”宋庆龄眼睛一亮，吩咐隋永清：“赶快上街去看看！”永清很快就回来了，说：“是打倒‘四人帮’！”
宋庆龄舒心地笑了。
11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派出一位副秘书长专程来到上海，敦请宋庆龄回京参加会议。
30日，宋庆龄乘专机回京，入住北京饭店。当天下午，她主持了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1977年5月25日，宋庆龄接受中央的建议，回到北京后海寓所，开始正常地履行她的职责。
历时一年多的辞职风波就此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