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艾拜杜拉·易卜拉欣历史小说创作的部分承担历史文献的功能，实用主义思想浓厚以及功利主义倾向明显等特点跟作家的历史观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对该作家的历史观进行较为系统的、客观的研究，将有利于科学地揭示他历史小说创作的整体发展轨迹。同时，以历史观为切入点来研究长篇历史小说对整个维吾尔长篇历史小说创作的研究来说也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
关键词：艾拜杜拉·易卜拉欣 历史小说 历史观
在维吾尔文学理论界，虽然在定义历史小说的时间段界限问题上产生过一些分歧，但在如何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关系，如何确定拟实与虚构的限度等问题上，基本形成了一个公认的崇尚历史真实的观点。在这个问题上，之所以产生统一的认识，最终源于维吾尔作家基本相同的历史观。维吾尔历史小说创作领域中没有产生其他类型的历史小说，清一色的纪实性历史小说独占鳌头或许是维吾尔作家具有基本相似的历史观的一种表现。
历史观是作者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历史观对如何写历史小说产生极大的影响。因为历史小说作者在正式动笔以前，必须面对收集哪些历史资料、如何安排和处理历史与虚构的关系以及通过历史的叙述向读者提供什么等问题。在处理这些问题期间，作者必定受到其历史观的影响。
目前，在以汉语创作为主的我国历史小说创作和批评领域中关于“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以及由此所牵涉出的关于历史小说的定义、历史翻案、拟实与虚构、历史小说的可能性和限度等等问题都被统辖到历史观的题下”。但是以历史观为切入点来研究历史小说的这种方法还没有被正式纳入和运用到包括艾拜都拉·易卜拉欣历史小说创作在内的维吾尔历史小说创作研究之中。所以，在对艾拜杜拉·易卜拉欣历史小说进行研究时有必要对作者历史观对其历史小说观以及对整个历史小说创作的影响作一分析和探讨。以历史观为切入点来研究长篇历史小说对整个维吾尔长篇历史小说创作研究将会提供一种新的思考方式。
艾拜杜拉·易卜拉欣是维吾尔当代文学阵营中取得显著成就的中坚力量之一。他不仅是赢得维吾尔文学界公认的实力派诗人，而且是杰出的小说家。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生涯中，为维吾尔当代抒情诗、叙事长诗、报告文学以及历史小说创作做出了显著的贡献。应该强调的是，他在历史小说创作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最为显著并且值得肯定。
本文试图以艾拜杜拉·易卜拉欣的历史小说创作为研究对象，对作家的历史观进行较为系统的、客观的研究，以便科学地揭示该作家历史小说创作的整体发展轨迹。
作家从1988年进入历史小说创作领域以来，对此题材的热情长久不衰，一直没有停止过历史小说的创作。1988年出版的《夜空霹雳》和1996年出版的《痕》以及于2006年出版的《怀仁可汗》都是长篇历史小说。作者创作的这三部历史小说，与至今已出版的大部分维吾尔历史小说一样，都是以维吾尔族历史中重要的历史事件、广大维吾尔族读者所熟悉的历史人物为依据的。作家的历史小说创作部分承担历史文献的功能，作品的社会功能倍受重视，实用主义思想浓厚，功利主义倾向明显等特点跟大部分维吾尔历史小说保持了一致性。在此一致性特点的基础上，他还表现出了一定的创新精神。这些创新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他以反面人物为主人公的人物塑造形式开创了这方面的先河；另外作家将现实体会融入到历史小说创作，表现出了比其他作家更强烈的当代性。作家除了再现历史的表象以外还试图解释表象背后的深层意蕴即历史的本质。因而，研究艾拜杜拉·易卜拉欣不仅为掌握维吾尔历史小说发展轨迹提供有利的平台，而且对总结作家有效的写作经验以及引导未来的历史小说创作来说也是很有意义的。
如上所述，在历史小说创作中，作者首先面临的问题便是考虑收集什么样的历史资料、如何选择资料的问题。正如河南大学的刘涛所指出的：“既然是历史小说，它的取材只能是历史而不是其他，而要从历史中取材，便牵涉到一个重要问题：作家怎样看待历史与历史记述问题，这其实是一个历史观的问题。”作为始终以历史题材为写作对象的艾拜杜拉也深知历史小说跟其他题材小说的最大区别便是它的历史性。而值得强调的是，实际创作中他心目中的历史的形态直接决定了其历史小说创作中表现出来的历史的大概面貌。“历史题材小说创作中所指的历史，按其形态来划分便存在三种含义：一指事实上曾发生过的历史即原生态历史，一指遗留态历史，一指文学对历史的叙述即叙述态历史。”从艾拜都拉·易卜拉欣关于小说创作的谈话以及他的创作实践来看，作者在其历史小说创作中所运用的历史材料大多是属于“遗留态历史”。作家对这些遗留态历史的眷恋反映了作家以下的历史观：
1 坚持历史的客观性
艾拜都拉·易卜拉欣的历史小说，反映了与遗留态历史十分密切的关系，具有较强的历史信息含量。他不仅将许多历史信息融入到小说的事件叙述和人物的对话中，而且还像一丝不苟、治学严谨的历史学家那样，将摘引的信息来源在页脚进行了详细的注释。这种注释在作者小说中大量地出现并且始终如一地存在于20多年的历史小说创作生涯中。这毫无疑问地说明了艾拜都拉·易卜拉欣眼中的历史小说的主要职能是给读者传输历史知识。作者的这种观点归根结底来源于他认为历史就是人类真正的过去；是先辈们留下的足迹；是文化的延续形式；历史是客观的、神圣的、真实的等历史观。作者认为，一个负责的作家就应该担负起将历史延续到今天的使命和责任，应该传播历史信息，因而他始终很重视自己作品的历史知识含量。作者所抱持的这种历史观，使他在创作中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关系时，更倾向于历史真实的再现。作者对遗留态历史如此深刻的信仰，在作者的以下一段话中得到了明显地反映：“在我所阅读的书籍中，历史书籍一直占有相当大的分量……为了写历史小说，我不知翻阅了多少遍《隋书》、《旧唐书》和《新唐书》。”他认为历史就是以口头或文本形式留存下来的对过去发生事件的讲述，因此似乎没有留意历史文本的主观性这一特点。实际上，历史概念并不是一个内涵确定的概念。根据美国学者菲利普·巴格比的《文化：历史的投影》中的观点，“历史”这个概念，在一般情况下，可能有三个方面的涵义：一是发生过的涉及、影响众人的事件，二是对于这些事件的讲述（口头的，或文字的），三是讲述者对于历史事件持有的观点，他在处理这些事件时的观点、态度、方法。前两方面可称为“历史的本体”，最后一方面可称为“历史的认识”。用最简单的话概括就是“历史不仅是指过去的事实本身，更是指人们对过去事实的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艾拜杜拉在创作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注重“历史的本体”即尊重遗留态历史的客观性而忽视“历史的认识”对历史记载的影响即遗留态历史的主观性的这种特点，跟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文学批评领域，随后在我国汉语历史小说创作领域产生很大影响的主张历史的个人性、偶然性、文本性的新历史主义思潮，产生了鲜明的对照。 近现代社会运动的推动下遗留态历史在西方世界的崇高地位受到了质疑。意大利学者克罗齐提出人们按自己所处社会赋予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历史并且按那个时期的标准来衡量历史。因此他断定：“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而柯林武德注意到拥有不同思想的人对历史的理解也会相应的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因此他进一步得出了“一切历史是思想史”⑦的结论。爱德华卡尔则认为“历史是一代人身上发生的事情当中按另一代人的意义生成机制过滤的那些部分的记载。”综上所述，以上西方学者认为历史并不是一个确定的，一成不变的概念，它是随着历史记载者的思想、社会状况而改变的、发展中的概念。
在这里，举例说明历史概念具有不同层次的意蕴，笔者无意指责艾拜都拉·易卜拉欣完全忽视现实历史与遗留态历史的区别。因为，历史实际上就是以遗留态形式而存在的。另外，作者拥有漠视历史著述的主观性而坚持其客观性的历史观是很自然的。因为作者无视历史偶然性的历史观是当时的维吾尔社会实际状况所赋予的。也就是说，作者的历史观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所处社会对历史的认识。历史观除了与作者主观选择有关以外，会受到他所生活的那个年代社会思潮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所以，对艾拜杜拉·易卜拉欣历史观的研究应该跟他所处时代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联系起来。
从作者于1988年开始创作历史小说到现在，是维吾尔社会在改革开放的影响下正面临自我认同、民族认同需求日益增强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作为社会主流的历史观也是以历史是神圣的、历史是客观的这一观点为主。认为记载于权威史书中的就是客观的历史这种观念占据着人们的头脑，基本上不存在怀疑权威的史料真实性的倾向。
正是在这种普遍的历史观的影响下，艾拜都拉·易卜拉欣也就极力从遗留态历史中去寻求历史的真实。相对于整体作品的历史性，作家更加重视个别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与历史资料的相符程度。在主题方面，作家基本上保持与史料主题的一致性，为历史上的政治、军事、对外关系等方面提供了较大的篇幅。据此，可以说，作者的历史观是建立在史料基础上的、对历史的（实际上是历史资料）客观性、神圣性毫无怀疑的历史观。
2 尊重历史的必然性
粗略看来，艾拜杜拉历史小说具有寻根文学的特点。而“寻根文学的历史观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启蒙历史主义”。艾拜杜拉的历史小说至少在探索民族文化的深层机制上表现出了寻根文学所持有的启蒙历史主义特点。但是在价值论层面上，对历史的追问与叙述中，艾拜杜拉的历史小说创作仍隐含了某种“必然论”的理解，隐含了其可以对当代维吾尔民族的现实产生某种具体影响的“目的性”。
艾拜都拉·易卜拉欣的历史小说从民族、集体视角切入历史；采用情节结构模式凸现了历史的必然性、整体性、规律性等特点。艾拜都拉·易卜拉欣是一位有历史使命感的作家，他没有简单地认为历史只是过去的往事。在他眼里，过去的历史是今天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今天是历史的延续，是未来的基础。那么是什么将历史与今天连接在了一起？作者通过自己的作品揭示了过去与今天有一种精神之联系的思想。可以断定，作者真正的目的便是通过重新回顾历史，以寻求历史之根、民族之魂，并在此基础上掌握民族的今天，展望民族的未来。而这正是作者历史必然性历史观的重要反映。
强调历史的必然性背后隐藏着历史具有规律可循；历史不会因个人的意志而改变；掌握了历史的规律，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意味着在今后的历史进程中少走弯路，可以尽快达到目的等观点。不论是作家撰写历史小说，还是读者阅读历史小说都是建立在为了今天更加美好这个理想的基础之上。正如谁也不是为过去的历史而写历史小说一样，谁也不会只为纯粹的过去而去阅读历史小说。人们的关注点在于今天是怎么来的并且以怎样的方式走向未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认为历史具有必然性之特点，是以史为鉴这一观念的前提。
实际上，历史就像现实生活一样充满着偶然性。但是艾拜都拉·易卜拉欣几乎在所有的历史小说中都表现了他对历史必然性的坚定立场。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像过滤器一样把历史中的偶然性滤过以后，将有规律和必然的东西留给了读者。另外艾拜杜拉·易卜拉欣的作品说教色彩极浓，因此主题方面也相应集中在爱国主义、团结、无私奉献以及英雄气概等的歌颂或宣扬上。以“以史为鉴”为主导的这种浓厚的说教色彩一般是以历史具有必然性观点为前提的，它再次反映了历史小说的表象背后最终起着主要作用的是历史观这一事实。
这就说明对历史的认识既取决于客观存在的历史对象本身，也取决于主体自身的目的、意愿和偏见。因此，“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艾拜杜拉·易卜拉欣理解的历史是不受任何外界力量影响的、有规律可循的、必然的历史。所以他在前后20年里完成的几部历史小说中，始终没有放弃从当今人的实际需要出发来概括某段历史时期对当代具有价值的历史经验的写作手法。
综上所述，艾拜杜拉·易卜拉欣历史小说所表现出来的崇尚传递历史知识，以史为鉴等特点跟他认为历史是客观的、历史是必然的以及历史具有规律可循等历史观有密切联系。从作家所表现出来的上述历史观，可以看出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影响当代维吾尔社会走向的使命感。但是应该承认，作家的历史小说创作始终没有摆脱历史真实的束缚。此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跟他有较强的史学功底有关，因为“那些文史功底深厚的作家，由于观念思维的惯性所致，往往难以超越固有历史对自身的‘压迫’。这时丰富的历史知识反而成为一种负担，不能转化为活的生命整体。”另一方面这是整个维吾尔社会反思历史的角度与视野，以及历史意识与历史文学叙述方式还没有实现多元化局面的缘故。
（阿丽亚·阿布都拉，新疆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喀什师范学院人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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