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一边倒”战略作为新中国基本外交方针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当时纷繁复杂、激烈对抗的国际形势下制定并实施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外交战略，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的制定实施符合当时的国际背景，也符合中国的利益和目标，因而是一个成功的战略。
关键词：一边倒；回顾思考；新中国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0-0103-02
新中国成立前夕，为了摆脱过去屈辱外交传统的束缚，肃清帝国主义国家及其残余势力在华特权，实现民族独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积极争取外交上的主动权，最终选择了向以苏联为代表的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不予承认国民党时期旧有的外交关系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人员以及外交机构等。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它们和“一边倒”构建起新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框架。把旧中国屈辱外交改造成了新中国的独立自主的外交。其中的“一边倒“是最核心的战略方针。
一“一边倒”方针提出的国际国内背景
“一边倒”的提出是与战后所面对的国际国内形势关系密切相连的。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会晤，签订了《雅尔塔协定》。美苏两国为了保护各自的既得利益，利用这一协定控制和要挟对方。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美苏矛盾的加速，两国的战时同盟开始瓦解。1946年3月5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小城富尔顿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由此，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冷战全面展开。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声称世界已经分成两个敌对的营垒，一边是“独裁政权”，另一边是“自由国家”，“在目前世界历史中，几乎所有国家必在两种生活方式中挑选一种”。这年9月下旬，苏联在波兰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国家形势的宣言》，采取了与美国针锋相对的措施，宣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已经形成两个阵营：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的帝国主义的反民主阵营；另一个则是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正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形成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局面，以及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执行的扶蒋反共、助蒋内战到敌视新中国的政策，因此，中间道路难以行得通，中国也不能置身事外。
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并且近代以来中国一直饱受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帝国主义国家推行的霸权政策，严重威胁着中国乃至世界的和平安全，世界处于动荡不安之中。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广大中国人民英勇奋战就是为了打垮西方列强的势力，真正使中国获得独立解放。所以也根本不可能加入意识形态完全不相同的阵营，违背历史和民族感情。因此“一边倒”就是在这种复杂的国际背景下酝酿形成的。
二“一边倒”方针的孕育与提出
“一边倒”方针是中国革命运动在即将取得胜利阶段的产物，它是毛泽东面对当时被分裂成两大阵营的世界政治格局中，新中国将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时所提出来的。从这个层面上来讲，”一边倒”不仅是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方针，而且也是对未来新中国外交格局的形象概括。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总结时说：我们与苏联应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此点。倒向苏联的外交方针是在这次全会上确定的。会议报告认为，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1]1435。应该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确定了一个时期内中国外交战略的基本走向，同时也在寻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公开这一决策。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文章中，把“”一边倒”方针正式公诸于世”。他说：“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1]1472-1473。7月7日，全国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联合发表声明，积极拥护“一边倒”方针。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对新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进行了比较完整的阐述。“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被作为基本原则确定下来。“一边倒”被明确确定为新中国的外交战略方针。
三、对“一边倒”方针带来的机遇与思考
“一边倒”方针的制定不仅是我国当时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现实需要，同时也有共同对付帝国主义侵略的考虑。毛泽东认为：“和苏联结盟使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经济建设和共同对付可能出现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2]290。中苏同盟关系的形成大大地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和平民主的力量，使新中国避免遭受像苏俄那样受十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1950年2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它为此后两国在政治经济各个领域合作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前景。这个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正式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条约的第一条明确规定：“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3]390-391。在中苏两国同盟关系的不断加强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尽管美国在军事上不可一世，在朝鲜战争期间和中国发生严重的军事对抗，却也不敢轻易入侵中国领土。条约的签订是当时国际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表明了中苏两国的团结和共同反对侵略的坚定立场。这无论对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建设，还是对世界、特别是对远东的和平，都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面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和禁运，苏联在经济上给予我们很大的帮助。1950-1954年，中苏签订了援建建设项目156项。虽然其中一部分在1960年因赫鲁晓夫单方面撕毁合同而没有兑现，但是已建成的项目使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同时苏联提供了相当数量的长期低息贷款，帮助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并且无偿转让了大量的技术资料。1950-1954年内，苏联贷款给中国总额为53.7亿元，年利为1%。用以偿付中国向苏联购置的器材与机器设备的费用。至1959年，中国从苏联和东欧各国获得了4000多项技术资料，苏联还将其在东北从日本人手里获得的财产无偿转交给中国并将过去北京兵营的全部财产无偿地转交中国。这些都对中国的经济建设发展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边倒”外交政策带动了许多国家迅速与新中国建交。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就有苏联、朝鲜、波兰、德意志、越南、丹麦、瑞典、瑞士、印尼等十七个国家与我们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同时还有南斯拉夫、巴基斯坦、英国、挪威、阿富汗、荷兰等九个国家也已经表示愿与我国建立邦交。这使新中国迅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并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新生的共和国的国际地位。
如今，在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60多年里，从建国后三大外交方针到21世纪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中，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拓展总体外交，在外交活动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的同时也留给我们许多值得思考的地方。
首先，在制定对外战略上，要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国家利益是外交工作的根本准则。它不但应该理解为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还应该认识到促进国家的繁荣、发展、进步以及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等等，也是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中国应该大力开展经济外交，把谋取以经济利益为主的国家利益作为最高目标来追求，以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的经济建设。其次，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适时调整自己的国际身份，是中国融入世界必须注意的问题。军事实力、经济实力这些综合国力属于一个国家的“硬实力”，而国家的国际形象则不同，属于我们经常说的“软实力”范畴，它常常能够发挥出硬权力不可替代的作用。新中国的外交经历了不断调整国际身份的过程，在实行“一边倒”方针时期中国给自己确定的国际身份是“社会主义大国”、“苏联的最大盟友”。直到21世纪初才基本落实在“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崛起中的大国”等具有较为现实的、可操作的定位上来，中国为寻求这个国际身份走过了漫长的道路。国际身份的确立，不仅意味着外交原则和他国对该国最初外交原则立场的确立，而且也直接影响着整个国际社会对该国的认可程度。要使国家利益在国际环境下得以不断维护和加强，就要不断调整到大多数国家所认同的水平，与主流国际社会“打成一片”。最后，制定的外交战略要注重连续性，并在执行时注意策略的灵活性。在毛泽东时代的外交实践中，我们有时过分突出意识形态和政治界限，外交政策表现出太强的原则性，灵活性不够；主观意向多，科学预见少；被动应付多，主动参与少，结果因丧失外交机遇和外交失误而遭受严重损失[4]。从总体上看，在连续性和稳定性方面我们一直做得很好。近30年来，我们在外交实践中加强了原则性基础上的灵活性，更强调预测和决策的科学性，维护了国家的根本利益。因此，我们在今后应该更加强化外交战略的连续性和策略的灵活性。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956）：第1卷[M].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4]张敏.中国外交50年历史回顾与21世界外交战略的选择[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2）.
（责任编辑：范秀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