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异以为高――说辜鸿铭之一 学术界一般知道清末民初有个辜鸿铭。这个知道，实际有限得很。传说他兼通中西之学，究竟他的学问如何，很少有人说得出来。以至于他的生平事迹，也往往被人搞错。出生地搞错，在国外受教育的情况，更是异说多端。然而，有一条，其人之怪，则广为人知。称他为怪人，称他为怪杰的都有。怪在什么地方？怪在民国以后仍留辫子，怪在爱小脚，甚至说是爱小脚之臭，怪在爱骂人，骂起人来，其议论语惊四座，人莫能与之辩，莫敢与之辩，还怪在博通西学，而专一向洋人宣传中国古道，阐扬孔孟，洋人佩服得很。
所以如此，其实并不奇怪，因为辜鸿铭用中文写的书和文章比他用英文写的书和文章要少，他的英文著作有一九○一年出版的Papers from a Viceroy’s Yaman，中名《尊王篇》；一九一一年出版的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中名《清流传》；一九一五年出版的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名《春秋大义》。以上第一种是他的部分论文结集，第三种是他的英文演说稿集子。其余用英文写的发表于刊物上的论文未入集者当尚有。此外，他用英文翻译出版了《论语》和《中庸》。当历史剧变或转折之际，一个中国人以英文写的谈中国事的文章，自然引起外人注意（辜集有由英文译为德文者）。而《论语》、《中庸》的英译，国外思想界学术界人，自然更有兴趣去阅读了。
反之，辜鸿铭中文著作只有薄薄两本，即《读易草堂文集》和《张文襄幕府纪闻》。前者成书于一九二二年，罗振玉为之编次为内篇及外篇，并为之序。内篇系其条陈。上张之洞书及杂著数篇，多老生常谈，无甚深义。外篇重点为介绍西洋官制、议院之作，以视早于辜之学者的同类之作，颇略且简，尽管罗振玉称赞辜氏为今之醇儒，其作“百世可知”，要之，不会太引起时人的注意，必也。后书属于笔记类，似乎可作掌故逸闻看，实际多是辜氏的愤激之词，骂人之语，尽管有些片段很精彩，批评得当，骂人骂得绝妙无伦，要之，与学术界无关。辜氏另有译作《痴汉骑马歌》，早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三本英文著作，只《清流传――中国牛津运动逸事》近始由香港牛津出版社出了中译本。
辜氏之学既在国内不彰，而其人又确乎很怪，于是就只剩下了怪事频传，人皆言其怪了，有些怪事怪论，辜自言之；有些怪，则纯乎他人或夸张，或杜撰，并不可信。喜小脚，诚有之；但谓他右手为文，左手必握捏大老婆的小脚，文思乃畅，谁曾见之？有些怪，还得分析，主帝制，留辫子是真实，但他写过一篇《在德不在辫》，说是“余谓中国之存亡，在德不在辫。辫之除与不除，原无大出入焉。”这也可算作通达之论。胡适说：辜鸿铭是立异以为高。此言极是，和温源宁说辜是别人这样，他就偏偏要那样，一样意思。辜好作狂言，好作惊世骇俗之论，大家说他怪，他就更怪。
今日之事，是将辜书全译全出版，认真研究，方能言对于这位极端保守的学者有所了解，不为其表面的怪所蔽。
辜鸿铭“不全集”――说辜鸿铭之二
对于辜鸿铭，首先是要翻译出版他的英文著作，然后才说得上研究。否则，但见其怪，不知其学，不但说不上研究，并将导致谬种流传，莫辨真伪。
香港翻译出版《清流传》，是好事。大陆的岳麓书社于一九八五年及一九八六年，相继出版了《辜鸿铭文集》、《文坛怪杰辜鸿铭》二书。前者收《读易草堂文集》及《张文襄幕府纪闻》二种，标点多误。后者收集近人谈辜之作，可参考的比较可信之作与一派杜撰的妄作杂陈，读之务宜细审。
说到研究，至今还没有听说大陆有人系统从事。堪道及者，只吾友澳洲国立大学骆惠敏教授一人。他多年来搜集辜氏著作和了解辜氏家世及生平，跑遍了和辜氏有关的国家和地方。惠敏与辜相同，本闽人，生长南洋，于了解辜的家世生平，有其先天便利。相传辜的后裔一系在台湾，他在台湾探访之后，知系误传。他曾在德国教书，后又数去德国，于辜在德求学及交游之事，有所得。至于英国，惠敏本毕业剑桥，于搜集材料更为方便。他工作极细，我十余年前应邀访澳时，曾与他同去悉尼的P&O轮船公司，为的是辜鸿铭十岁去英国时乘的是这家公司的船，他想从公司的乘客名单中，确证辜的名字在内。辜在上海时，曾任职南洋公学，并任黄浦江浚修局督办，又在固本肥皂厂工作过。惠敏前数年两来上海，都要到这几个地方访问。我陪他去交通大学，接待者连辜鸿铭为谁都不知道，遑论有所获。至于辜在南洋公学的住地虹桥路一号，更是面目全非了。难得的是，惠敏去前苏联，得大丰收。辜鸿铭曾与托尔斯泰通信，托氏之信，中国曾发表译文，辜氏之信，居然被他在托氏故居博物馆中找到了，经复制保存。
如此等等，惠敏乃有一套计划。一是写辜鸿铭传，十余年前就已写成部分初稿，我读过数章，书名Ku HungMing，According to Himself，数年前，他去北京，曾请钱钟书先生看过，闻甚得期许。二是编一本辜的书信集。三是编年谱，因辜氏事迹多有不详，惠敏定名为《辜鸿铭年谱短编》。四是编辑文集，他说很难说文集收全了，乃名之曰《辜鸿铭不全集》。此非立异，乃求实也。凡此，已经营多年，甚望早得问世。
资料齐全，方能言较完备的研究。只有从辜鸿铭的学术上去研究，才能真了解其人。怪只是一种现象，所以怪，有性格的关系。胡适说他“立异以为高”，在中国这个总求同的社会，能立异，很为难得，胡适这段话原文为：“现在的人看见辜鸿铭拖着辫子，谈着‘尊王大义’，一定以为他是向来顽固的。却不知辜鸿铭当初是最先剪辫子的人，当他壮年时，衙门里拜万寿，他坐着不动。后来人家谈革命了，他才把辫子留起来。辛亥革命时，他的辫子还没有养全，他戴着假发接的辫子，坐着马车乱跑，很出风头。这种心理很可研究。”辜鸿铭对胡适这段话不以为然，要和胡打官司。他对胡说：他的辫子是在伦敦剪下来送给一个爱黑头发的女朋友了，而他从来是拜万寿的。问题难在于辜氏说话从来真真假假，为研究增加了困难。然胡适认为辜“当初他是‘立异以为高’，如今竟是‘久假而不归’了。”却是颇可玩味之语。辫子是取不下来了，其余亦然。
儒臣・大臣・功臣（上）――说辜鸿铭之三
辜鸿铭好为危言高论，且掺杂个人好恶，喜怒由之，有的话不免流于偏激，有的话更不可信。但他于曾国藩、张之洞、李鸿章相比较所作的总体之论，可谓知人，我甚赞之。
概括言之，辜鸿铭认为：曾国藩是大臣，张之洞是儒臣，李鸿章乃功臣。三者之间，辜鸿铭所赞佩的，自然是儒臣。
辜在《张文襄幕府纪闻》的《清流党》文中说：“张文襄儒臣也，曾文正大臣也，非儒臣也。”他论二者之别在于：“三公论道，此儒臣事也。计天下之安危，论行政之得失，此大臣事也。国无大臣则无政，国无儒臣则无教。政之有无，关国家之兴亡；教之有无，关人类之存灭，且无教之政，终必至于无政也。”人类存灭自重要于国家兴亡，至于教是否和何以系乎人类存灭，辜氏无以言之，且人各有见，辜氏卫道保教之说，亦必与维新革命者所言相悖。他接下去所作阐发，只就其时现象立论，有中有不中，也就是自然之事了。
他接着说：“当同光间清流党之所以不满意李文忠者，非不满意李文忠，实不满意曾文正所定天下之大计也。盖文忠所行方略，悉由文正手所规定，文忠特不过一汉之曹参，事事遵萧何约束耳。至文正所定天下大计之所以不满意于清流党者何？为其仅及于政，而不计及于教。文忠步趋文正，更不知有所谓教者，故一切行政用人，但论功利而不论气节，但论才能而不论人品。此清流党所以愤懑不平，大声疾呼，亟欲改弦更张以挽回天下之风化也。”此说施于曾李间，有当有不当。当者，洋务运动之精神领袖实曾国藩当之，施行者则为李鸿章。不当者，曾李亦有异，曾有思想，李只重实际，时人谓曾国藩有学有术，李鸿章不学有术（梁启超则云李不学无术），以旧章而办新事，其所培养人物便只能是科技官僚。这笔账是不能全算到曾国藩头上的。
辜鸿铭对曾国藩评价还是很高，对李鸿章尽管很反感，一本《清流传》，痛惜清流党――即辜所谓的“中国的牛津运动”之所以失败，矛头皆指李鸿章，但在《张文襄幕府纪闻》中，对李鸿章亦有持平之论。
还是接引辜氏《清流党》之文以述：“盖当时济济清流，犹似汉之贾长沙（按指贾谊）、董江都（按指董仲舒）一流人物，尚知六经大旨，以维持名教为己任。是以文襄在京曹时，精神学术无非注意于此。即初出膺封疆重任，其所措施，亦犹是欲行此志也。洎甲申马江一败，天下大局一变，而文襄之宗旨亦一变，其意以为非效西法图富强无以保中国，无以保中国即无以保名教。虽然，文襄之效西法，非慕欧化也，文襄之图富强，志不在富强也，盖欲藉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吾谓文襄为儒臣者以此。”辜氏不满意张之洞转而倡中体西用，强为之解，便搬出了保国所以保教之说，其技已穷，只能说是牵强附会，不足以服人。辜氏之说，往往非为服人，实为自慰，也还是胡适所言辜氏“立异以为高”之意云尔。
儒臣・大臣・功臣（下）――说辜鸿铭之四
辜鸿铭强为张之洞的转变设辞如上，还是在那篇《清流党》中，又进一步发挥说：“厥后文襄门下如康有为辈误会（文襄）宗旨，不知文襄一片不得已之苦心，遂倡言变法行新政，卒酿成戊戌、庚子之祸。东坡所谓‘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劫’。此张文襄《劝学篇》，之所由作也。呜呼，文襄之作《劝学篇》又文襄之不得已也，绝康梁并以谢天下耳。韩子曰：‘荀子大醇而小疵’，吾于文襄亦云然。”
虽然中体西用之说非张之洞首创，实可代表后期张之洞的思想，辜鸿铭不明白变法维新乃时势之必然所趋，而强解为康有为辈“误会宗旨”，此盖一由于固执迂儒之见，一由于为张之洞幕僚二十年，关系无间，乃有是说，以维持他心目中张之洞的儒臣形象。
虽然如此，张之洞确也算得上儒臣，不过不能全从辜鸿铭所谓国与教去理解。时人谓张之洞有学无术，有学诚然，无术未必。张之洞有学术著作传世，为官多年，无论为京官与封疆大吏，皆注重学术，培养学人，湘学、蜀学之薪火不绝，皆有其功。当尚未任封疆大吏，只是一个四川学政之时，就创设尊经书院，请王湘绮入川主其事，培养了一大批四川学者，川人至今乐道。为官多年，岂能无术？更可引辜鸿铭所述张之洞论辜鸿铭一句话看。张之洞对人批评辜鸿铭“知经而不知权”。辜鸿铭写《权》反复辩驳，认为张所谓权，非权也，实术也。辜认为理最重，“甲申以后，……文襄遂舍理以言势。然舍理而言势，则入于小人之道。文襄又患之，于是踌躇满志，而得一两权之法，曰：‘为国则舍理而言势，为人则舍势而言理。’故有公利私利之说。吾故曰：‘文襄不知权。文襄之所谓权者，乃术也，非权也。’”从此一反证，亦可明张之洞非无术之人。
曾国藩一生事业在事功，晚年尚自叹无著作以传。又说：“古人有得名望如予者，未有如予之陋也。”他留下的文字极多，但只是奏议、日记和家书。正因为经营事功，有学而不能治，非无学也。辜鸿铭批评曾国藩：“然论其学术及其所以筹划天下之大计，亦实有不满人意者。”这恰是因为辜反对曾之引入西法，促成洋务，此乃偏见。但另一面，辜力赞曾之平太平天国，认为曾之不可及处在不排满，叹说：“微曾文正，吾其剪发短衣矣。”（指清亡）辜有一段话评曾，说是：以曾之权倾一时，“倘使文正公稍有猜忌，微萌不臣之心，则天下之决裂必将有甚于三国者。”从来盛传多人劝曾国藩自立为帝，曾均拒之。现在一部写得很好的小说《曾国藩》，也多次写此，但写曾到了晚年，对当年不听人劝以图自立颇有悔意。这是这部小说的一大败笔。若果如此，就不是曾国藩了。
辜鸿铭是痛恨李鸿章的，多次痛斥之，以之比曹参，一切按萧何（指曾国藩）遗规办事，经营洋务，“如此又何怪甲午一役大局决裂，乃至不可收拾哉！”但是，辜还是没有全以感情用事，没有不言李之功，仍然说：“即李文忠亦可谓之功臣而不可谓之大臣。”他的惊人之语是：“今之李文忠，曾文正之罪人也。今之督抚，又李文忠之罪人也。”此言颇堪玩味。
“贱种”袁世凯――说辜鸿铭之五
《张文襄幕府纪闻》有两篇文章谈到袁世凯，可谓洞悉其人。
一篇是《廉吏不可为》。这是一篇藉张之洞身后萧条发感慨的文章。文首云：“有客问余曰：‘张文襄学之不化，于何处见之？’曰：‘文襄自甲申后亟力为国图富强，及其身殁后，债累累不能偿，一家八十余口几无以为生。……文襄率天下以富强，而富强未见，天下几成饿殍，此盖其知有国而不知有身，知有国而不知有民也。即此可见其学之不化处。’”文中说道：“一国之人身皆穷而国能富者，未之有也。”这自然是一句正面话。然藉张之洞身后之穷，引伸出廉吏不可为，似乎是主张谋国亦应谋身。在另一篇《公利私利》中，引张之洞说：“我所讲究者乃公利，并非私利。私利不可讲，公利却不可不讲。”辜与之驳难，两不相让。最后说：“今日余闻文襄作古后，竟至囊橐萧然，无以为子孙后辈计，回忆昔年公利私利之言，为之怆然者累日。”则仍然佩服张之洞之不谋私利，显然可见。
最妙的是，藉张之洞身后之穷引出了对袁世凯的讽刺。在《廉吏不可为》中，发挥说：“中国不图富强则已，中国欲图富强，则必用袁世凯辈。盖袁世凯辈欲富其国，必先谋富其身。此所谓以身作则。”短短一语，可称洞悉其人。两相对照，则辜之于张之洞不谋私利，实是赞扬。
对袁世凯的必先谋富其身，辜氏在另一文中有稍详之述，无异为论袁之“必先谋富其身”作注解。这篇文章名《贱种》。说是有西人告他，西人种族有贵种、贱种之分，凡到中国虽寄居日久，质体不变如旧，为贵种。凡到中国未久，“忽尔体质一变，硕大蕃滋，此贱种也。”其原因在于，中国食品较西洋低贱数倍，贱种之人乃放量咀嚼，质体乃大变。妙人辜鸿铭藉此忽发议论：“余谓袁世凯甲午以前，本乡曲一穷措无赖也，未几暴富贵，身至北洋大臣，于是营造洋楼，广置姬妾；及解乡居，又复构甲第，置园囿，穷奢极欲，擅人生之乐事，与西人之贱种一至中国，辄放量咀嚼者无少异。庄子曰：‘其嗜欲深者，其天机必浅。’孟子曰：‘养其大体为大人，养其小体为小人。’人谓袁世凯为豪杰，吾以是知袁世凯为贱种也。”
所谓有西人告他贵种、贱种之说，显系辜鸿铭所杜撰，不过以此斥袁世凯而已。用语虽刻，但非谩骂，而是根据袁世凯之穷奢极欲发为议论。
辜鸿铭写《张文襄幕府纪闻》在一九一○年，时袁世凯退隐山林，距离洪宪帝制发端，远有五年，辜能为此论，有知人之明，殊不易也。袁世凯清末退隐以前，声望已高，辛亥革命爆发后复出，更成一时人望。孙中山之让临时总统位，固然有个力量悬殊的问题，然孙中山与民党诸人，多次称赞袁世凯之能，亦非纯出于势。袁氏帝制自为暴露之前，试看当时天下滔滔，赞袁者比比皆是，贤如李大钊，亦有诋孙赞袁之论。及至洪宪爆发，物议方一变，讨袁之声四起。这是一个合乎情理的过程。辜鸿铭独与众异，至斥众人心目中之豪杰为贱种，此非辜之先知，实见微而知著也，尽管所议为生活之事，然公而布之，盖已深不齿其人了。所见史料，时人中除了辜鸿铭，只有一个蔡元培能在辛亥革命方起之时洞烛袁世凯的奸恶。
（选自《繁弦杂奏》/唐振常 著/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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