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感慨李自成推翻明朝腐朽统治历史功绩的同时，也感慨其溃败之迅速。细究起来，李自成败亡原因很多，但知识分子政策的失误，不能不说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只用下层知识分子：埋下败亡的祸根
李自成生于陕西米脂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崇祯三年（1630年），他带领本村一批饥民投奔起义。不过，直到崇祯十三年攻入河南之前，他始终不曾吸收一名儒士，遇到重大问题，只能同身边的起义将领商议解决。
崇祯十三年，李自成的队伍迅速发展至数万人。随着起义势力的壮大，牛金星等几个失意知识分子前来投奔，他们对农民军军纪的整顿、人才的招聘和政权的建设等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特别是帮助李自成制订了“均田免粮”的口号和“五年不征”、“不当差，不纳粮”、“平买平卖”的政策。
不过，李自成起用的这些知识分子，大都是些下层的失意文人。如牛金星，天启七年举人，曾做过塾师。因儿媳之死，与姻翁王士俊反目兴讼，被官绅合谋诬陷，逮进大牢。河南人宋献策，连个秀才都不是，但粗通文墨，“精于六壬奇门遁法及图谶诸数学”。还有一位流传很广的所谓李自成的“谋主”——河南杞县的李岩，自清代以来就有不少人考证其为“乌有先生”，就算实有其人，也不过是个举人。这些下层知识分子，长期生活在乡野或江湖之间，视野狭隘，不能准确把握全国形势及其走向。他们的出谋划策，也就不免出现偏差与失误，从而埋下日后败亡的祸根。
首先，是“均田免粮”口号和“不当差，不纳粮”、“五年不征”的政策问题。在当时，平均主义口号和政策的发布，毋庸置疑会赢得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从自成者日众”，短短一年时间，李自成的队伍就发展为百万大军。但绝对平均主义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赋税是国家机器存在的基础，在农业社会，不征赋、不派役，百万起义大军就没有粮饷，大顺政权的机器就无法运转。没收官府库存和明宗室的大量财物，只能救一时之急，无法解长期之需。
其次，是对当时全国形势及其走向的认识和把握问题。在农民军及其建立的政权、明王朝和清王朝三股势力的角逐中，不论是明王朝镇压了起义军还是起义军推翻明王朝，获胜的一方最终还得与清王朝展开一场生死搏杀。而此时的李自成眼里，敌人只有明，没有清，李自成身边的那些谋士顾问，也缺乏统揽全局的眼光。在辽东和关门的明朝官军降后，李自成又只派几天前刚归顺的明总兵唐通率领原部8000人接管山海关防务，命吴三桂率部进京，根本没有预防清军入关、问鼎中原的准备。
“我剪尔辈如刈草”：大顺政权的士人命运
李自成从小没有受过教育，并不熟知前朝开国皇帝如刘邦、朱元璋等任用知识分子夺取天下的历史经验。加上在那个“学而优则仕”的时代，读书人一旦高中，到衙门里做官，就作威作福，欺压百姓，李自成对此不免心生厌恶。以至起义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对知识分子采取一概拒斥的态度。这种粗暴的做法，无异于为渊驱鱼，把知识分子都推向敌对营垒。此后，李自成三围开封，开封的士大夫都站到官军一边，同起义军对抗到底。
崇祯十五年夏秋，起义军已基本在占领的各个府县设置地方政权，急需大批文化人充当行政官员。当年年底，李自成“始议开科河北（指河南黄河以北地区）”，“一、二等者，送吏政府选官”。河南人李模回忆他参加农民军的科举说：“……先期榜示曰：‘有不预试者，屠其家。’不得已皆出。试之日，有激愤为文大骂者，有感伤为文痛哭者，有畏祸勉应故不成章者，自成怒曰：‘我剪尔辈如刈草，但我方施仁义，且杀之不武，只杀其骂与哭者，其故不成章者皆裁去耳鼻，俟一统开科禁锢终身。’”
李自成虽也依靠牛金星等人陆续招募一些明朝进士，担任中央机构的官职，但也只是让这些归顺的进士担任具体的行政职务，未曾任用他们充当谋士顾问，说明他对高层次的知识分子还是心存疑忌。即使崇祯十七年攻占北京后，李自成也只录用四品以下的明朝降官，“三品以上独用故侍郎侯恂”，那是因为侯恂被崇祯关进了监狱，以为他必定恨透明王朝。
由古到今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群体。他们隶属或依附于哪个政权或势力，便用所掌握的文化知识来为哪个政权或势力服务。而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任何革命都将走向失败；没有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任何政权都会走向败亡。
（摘自《同舟共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