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喜欢怀古，总以为过去的时代比现在好。在古典音乐界，许多人认为演奏家“一代不如一代”，更一口咬定新作品不如经典作品。对这些经典作品的作曲家热捧于心，立碑作传，在脑海中构筑起伟岸光辉的形象，对那些诞生经典的时代，也往往想象得格外清静、和谐，这显然是因为，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都是经过历史的选择而浮于表面的现象。随着对历史资料之发掘和研究的深入，我们能够看到的历史景象也越来越细致而客观，诸如莫扎特这样灵童般圣洁的形象，也早已被他书信中的“秽语症”给打碎了。许多人看到著名电影《莫扎特》（Amadeus）中那个傻笑的莫扎特，颇不以为然，但在那些确凿无疑的“秽语症”书信的映衬下，电影中那痴傻不羁的形象，也许离真实的莫扎特并不太远。
莫扎特这样的人物，也被用来指代一个时代。似乎海顿深居宫中却依然一览众山小之后，就是莫扎特在乐坛独孤求败了。我们惊诧于他的创作速度，称他短短三十五年的生命长度全用来抄写他的乐谱都不够。我们对他一气呵成的创作方式叹为观止，更因这样写下的作品依然华美隽永而对他顶礼膜拜。其他人呢？似乎只是用来陪衬他的。他们固然也应当有过自己完整的世界，可是和莫扎特相比，总是那么黯淡。也许他们的人生和作品并没有太多值得说的东西？可是，最近几年，有不少唱片公司专出“被忽视的作曲家和作品”，几乎每张唱片的说明书都要争论一番“这位作曲家、这些作品之被忽视，实在是历史的错误，他和他的作品在当时是多么有名、多么出风头呢”。这一句话，便把读者和听者置于两难境地：有的作品的确高明，可既然如此，为何它们被忽视了呢？有的作品平凡无奇，但优雅可人，品味不俗，莫扎特有不少作品也只有类似水准。历史究竟是怎么选择的呢？
正因为历史也许并不是一个那么公正的裁判，我们才需要跳过他的指点，亲自深入过去，以获得更丰富而更明确的历史形象。盲人摸象，终究片面；摸遍全身，才得全象，以后跟别的盲人介绍大象也可以全面一些。
本文标题中的科策鲁赫（Leopold Kozeluch，1747-1817），是莫扎特时代的一个作曲家。有一张题为“莫扎特的同时代人”的唱片收了他的几部交响曲，粗粗听来，并没有莫扎特的水准。再查资料，却不得了，他可是莫扎特在维也纳时的劲敌。众所周知，莫扎特在1781年甩了萨尔茨堡大主教，来到维也纳。那么萨尔茨堡的职位由谁接任呢？大主教的第一选择便是科策鲁赫。然而他却拒绝了这一差事，因为他比莫扎特早三年来到维也纳，事业蒸蒸日上，没必要易地再起。科策鲁赫是当时维也纳最受欢迎的钢琴教师，贵族小姐们有不少是他的学生，还有一位叫玛利亚·特蕾西娅·帕拉迪斯（Maria Theresia Paradies）的盲女，是他的明星学生。可他真的不害怕莫扎特这个劲敌吗？莫扎特可是没多久就成了维也纳公认的最好的作曲家和钢琴家。不知有意无意，科策鲁赫选择不上台演奏。报评：“科策鲁赫先生可以和莫扎特比肩，这已不是秘密。他的琴艺，我们无法判断，因为他也许是维也纳的著名钢琴家中唯一从来没有公开演奏过的。”这样就避开了公开的比较。可是，在莫扎特的朋友、《费加罗的婚礼》首演演员之一的米夏埃尔·凯利（Michael Kelly）的回忆录中却记载道，他和莫扎特首次见面是在一个富豪沙龙中，当时，莫扎特在一旁看一个人弹琴，弹琴的正是科策鲁赫。对当时的音乐家来说，这样的沙龙是发展社会关系的重要场所，很有可能就因为在沙龙中奏了一曲而被有钱人家相中，聘为音乐教师，虽只是个仆人，但稳定、多金，还有人脉，是个美差。科策鲁赫和诸多贵族交好，左右逢源，不仅不愁吃饭，还有闲钱开出版社，和他在沙龙中的努力不无关系。1781年，符腾堡的伊丽莎白公主（Princess Elisabeth of Wurttemberg，后来成为弗朗茨二世的皇后）招聘音乐教师，当时莫扎特也是候选人之一，但公主经不住科策鲁赫支持者们的游说，最后这个重要的教职给了科策鲁赫。这一次比拼，莫扎特完败。
由此可见，当时的维也纳音乐圈和现在世界各地的音乐圈未必有很大的不同。不同类型、不同追求的音乐家各司其职，向不同的受众——贵族、公众、亲友等，为音乐会、剧场、沙龙、私人场合、公共庆典、宗教事务等场合提供作曲、演出、教学、出版等音乐服务。莫扎特向往自由职业，当然也不会放过大型公共事件带来的名声和财富，他依靠的是过人的才华、勤奋和大度的作风。有得必有失：这份自由令今人仰慕，在当时给莫扎特带来的却是一阵一阵的经济危机和过度繁忙。而科策鲁赫则更像一个“职业音乐人”，有些许才华和十足的勤奋作保证，但更谙“成功学”，擅长经营，注重人脉，懂得扬长避短。莫扎特时期的维也纳，正因为这些普通“职业人”的普遍存在，而真正地丰富多彩、充满生命力。况且，普通人的生命轨迹也未必逊色呢。
十年后的1791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即位波西米亚国王，莫扎特临危受命，在十八天内创作完歌剧《蒂托的仁慈》，并亲赴布拉格参加庆典。科策鲁赫也没闲着。1799年，即莫扎特去世八年后，莫扎特的传记作家尼梅切克（Franz Xaver Niemetschek）致信出版商布莱特科普夫和黑特尔，解释了为什么在传记中故意不提科策鲁赫。“列奥波德·科策鲁赫……一直跟着莫扎特，锱铢必较，对他大加攻击，像个恶棍……这个小人、小作曲家，他以前住在一个朋友那儿，在四星期内写不出一部康塔塔，而是费尽心思东拼西凑，弄出一部带着诅咒的次品，当时我就看透他了。”身为莫扎特的传记作家，尼梅切克这段话有没有添油加醋，尚待考证，而与科策鲁赫有不少往来的海顿对他颇不以为然，则是确凿的史实。维也纳的后来者贝多芬则直接称科策鲁赫为“卑鄙小人”。
但是，这些恶评挡不住科策鲁赫的脚步。1791年，莫扎特在从布拉格参加利奥波德二世的登基庆典回国后没多久，就急病而亡。他在布拉格的宫廷乐长和作曲家职位空缺了。这次，科策鲁赫没有推辞邀约，于1792年赴布拉格就任。理论上，他和莫扎特的职位名称不同，但实际上，他接替了莫扎特在宫廷音乐生活方面的职位。
科策鲁赫享寿七十，是莫扎特的两倍。他一共创作了约四百部作品，包括约三十部交响曲、二十二部钢琴协奏曲、二十四部小提琴奏鸣曲、六十三部钢琴三重奏、六首弦乐四重奏和不少合唱和舞台作品等。考虑到他没有莫扎特这样下笔成章的本事，这个总量也不算小了。而这样的作品量，也是当时作曲家的常态。对科策鲁赫的作品质量，查尔斯·伯尔尼（Charles Burney）在1789年的《音乐大史》（General History of Music）中评道：“作品总体是优秀而扎实的，品味不错，和声正确；在同学派的作品中模仿海顿的痕迹最少。”也不乏热情者称他“是最受热爱的在世作曲家”。考虑到科策鲁赫活跃的那几十年涵盖了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这三代维也纳旗手的鼎盛时期，这个评价岂不是说，他才是当时最红、最著名的作曲家吗？毫无疑问，在莫扎特的维也纳，科策鲁赫是个不折不扣的成功者，虽然以现在的眼光看，他的作品显得平庸无奇，但是二百年多年过去了，我们依然知其名、赏其乐，谁说这不是一种功成名就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