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1889年10月29日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胡家坨乡大黑坨村。父亲因病去世6个月后李大钊才出生,一岁半时母亲又不幸病故,是其祖父含辛茹苦、节衣缩食将他抚养成人。李大钊自幼学习勤奋刻苦,成绩优异。1899年,按照当地的风俗,10岁的李大钊与16岁的邻家姑娘赵纫兰结婚。1907年,李大钊到天津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从预科读到正科,直到1913年毕业。从天津法政学校毕业后,李大钊“仍感学识之不足,乃承友朋之助,赴日本东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回国后,1918年1月经章士钊向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推荐,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生活才安定下来。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一向是以坚定无畏的革命家形象示人的。其实,李大钊不仅仅是一位革命实践家,还是一位革命理论家、一位学者。
朴素的学者气质(小标题)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曾提到:“我认识守常,是在北京大学,算来在1919年左右,即是五四的前后。其时北大红楼初盖好,图书馆是在地窖内,但图书馆主任室设在第一层,在头靠南,我们去看他便在这间房里。那时我们在红楼上课,下课后有暇即去访他,为什么呢?《新青年》同人相当不少,除二三人时常见面之外,别的都不容易找,校长蔡孑民很忙,文科学长陈独秀也有他的公事,不好去麻烦他们……在第一院即红楼的,只有图书馆主任,而且他又勤快,办公时间必定在那里,所以找他最是适宜,还有一层,他顶没有架子,觉得很可亲近,所谈的也只是些平常的闲话。”这与鲁迅对李大钊的印象――“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有些儒雅,有些朴直,也有些凡俗”是十分接近的。
作为一所大学的精髓,图书馆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当众多学子羡慕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规模与藏书时,是否记起,1918年10月前,北大那座藏书楼?在马神庙校舍后院的四公主梳妆楼,只是在藏书楼腾出了地方辟为阅览室,阅览桌在中间,四周都是西文书书柜,线装书放在楼上,借阅的人不多。而真正将藏书楼变为现代图书馆的,正是李大钊。
图书馆随北大搬到沙滩红楼以后,李大钊为建设北大新的图书馆花费了不少心血:对图书的科学管理技术精益求精,亲自修改借书规则,实行与个人藏书资源共享,注意购藏外文图书,把图书馆办成向学习和研究者开放的资料库……把一个旧式藏书楼转化为现代大学图书馆,他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
五四运动期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任图书馆长兼教授。他在东城红楼(北大一院)上班,却在西城租房子住,因为当时西城的房租便宜些。1920年至1922年,李大钊全家5口人住在西城区南边石驸马后宅35号(今新文化街文华胡同24号),一座普通三合小院的平房。1923年春,又搬家到西城铜幌子胡同,离北大才稍近一些。
每天清晨上班,从西城到东城,李大钊都要步行一大段路,不乘人力车。中午他经常不回家吃饭,在北大红楼图书馆办公室里,有时一张大饼,有时两个馒头或窝头,就白开水下肚。人们对他的生活归纳成十六字,“黄卷青灯,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
他的家常便饭就是大饼夹根葱。有人去李大钊府上拜访,见他的幼女炎华,身穿红粗布小棉袄,外套蓝粗布小褂,前襟和袖口油光光的,土里土气的,像个乡下孩子,完全不像北大教授的女儿。亲戚对此很不理解,有次问起李大钊,他只是淡淡一笑说:“点种。庄稼人种地要点种,你当教授点什么种?”意思是儿女要从小培养独立、吃苦的精神。
北京朝阳大学学生张尔岩回忆,他曾劝李先生要注意营养,李大钊听后说:“美味佳肴人皆追求,我何尝不企享用?但时下国难当头,众多同胞食不果腹,衣不遮体,面对这种情况,我怎忍只图个人享受,不思劳苦大众疾苦呢?”
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时,起初月薪120块银圆,后增加到240块银圆。但他把三分之二的钱用在公共事业上,剩下三分之一也不完全用于家庭生活,还要拿出一部分接济贫困学生。李大钊夫人常因生活费不够而发愁。北大校长蔡元培得知后,曾关照会计科说,每月发薪时要先扣除李先生一部分,亲手交给李夫人,免得李家“难为无米之炊”。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小标题)
留学日本期间,李大钊痛感国家危亡,开始寻求救国之道。1918年冬,他参与主编《新青年》,还与陈独秀等人一起创办了《每周评论》,广泛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1919年7月,李大钊撰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许多人就是通过学习李大钊的这篇文章,转而寻求马克思主义真理。其中有一位来自湖南韶山的青年,作为北大图书馆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他经常向时为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请教,深受其影响,他就是青年毛泽东。
1920年3月,共产国际派远东局局长维金斯基等人来到中国,首先找到了李大钊。通过与维金斯基的深入交谈,两人对筹建中国共产党取得一致意见。随后,李大钊又介绍维金斯基到上海去见陈独秀,由此开始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伟大壮举。考虑到党的名称,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陈独秀一开始拿不定主意,遂写信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非常明确地回答:叫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在北京成立了党的北京地方委员会,后又成立了中共北方区委,都是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的。1922年8月,李大钊参加了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的特别会议,研究国共两党合作问题。李大钊赞同共产国际的指示,主张共产党员参加到国民党中去,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会后,李大钊到广州去会见孙中山,同他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与振兴中国之问题”。经过频繁接触,李大钊与孙中山建立了亲密友谊,并介绍李大钊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委托李大钊与廖仲恺、鲍罗廷一起负责国民党改组工作。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指定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和李大钊5人组成主席团,轮流担任大会主席。回到北京后,李大钊很快就帮助建立起了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天津市党部和直隶省党部,推动了国共合作在北方的发展。
“三•一八”惨案后,北京一片白色恐怖。1926年3月底,李大钊等人接受了苏联同志的建议,将国共两党在北京的领导机关迁入位于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俄国兵营内。不久,国民党方面的徐谦、顾兆熊、陈友仁等和共产党方面的陈乔年等人,先后被调往广州参加即将开始的北伐战争,李大钊独自承担着领导北方地区国共两党进行革命斗争的重任。
最后的生命(小标题)
李大钊牺牲22年后,他当年预言的“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在中国实现了。
李大钊从被捕到就义,在狱中共22天。为了逼迫李大钊招供,敌人对他施用了多种酷刑,百般折磨。电椅、老虎凳、用竹签插手指……最后竟残忍地拔去了他双手的指甲。李大钊用血迹斑斑的双手在《狱中自述》中自豪地写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
1949年2月2日,北平市公安局外七分局局长朱文刚奉命带领8名警察和中央警卫团1个班前去接管国民党警察局外七分局管辖的功德林监狱。当他们走进一间大房子里,朱文刚看见靠墙处摆放着一座庞大的绞刑架,便问道:“你们用这个洋玩艺处决过死刑犯?”
一位留用的旧警察回答:“听说用它绞死过贵党首领李大钊,那以后好像再没用过……”
“谁?你再说一遍。”朱文刚闻听心中一惊,马上追问。他对在场的旧警察厉声命令道:“你们把它给我看好了,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动!”说完,朱文刚匆匆赶往市公安局汇报。
北平市公安局长谭政文听了朱文刚的汇报后,马上报告了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彭真立刻意识到,杀害李大钊烈士的绞刑架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物,应当妥善保管。他指示谭政文,由市公安局文保组的民警配合市政府文物接管组的同志,把绞刑架从功德林运送到北平历史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前身)。
这座绞刑架是北平市文物接管组接收的第一件文物,被编为0001号,摆在陈列室最醒目的位置。(责编:孙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