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出于“失语”――据说那是世纪之交中国文学评论界的一种流行病――的无奈和无力，我一度对于当代文学批评倍感焦虑和疲惫。显然，对于“话语权”的本能隔膜和当下文坛“森林法则”支配一切的严酷现实，将我曾经自味温情脉脉的文学生涯拖人了一场无边的危机。我不知道它对于我究竟意味着什么，也无法预见它的终结和未来。
然而，我的这份难于言说的困惑和窘迫，在读了青年评论家吴义勤的近作《文学现场》[1]之后，却找到了真正的解脱。虽然我不能在这仓促的、意外而来的阅读愉悦中静下心来细细阐释这位年轻学者的深邃思想和严谨学理，但我仍然不惮于以这凌乱的、然而又是那样不可遏止的点滴“印象”留下我的强烈共鸣，并期待借此描述出《文学现场》及其作者的评论风格。
一、“史家”品格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无法理解：作为一位始终活跃在当代文学评论界的青年学者，吴义勤究竟是以一种怎样的心态去面对新时期以来纷繁芜杂、热点四起的文学现象。这倒不仅是出于我个人学理探究的乏力和介入“酷评”式争论的惶恐，更出于一种进退不能的“两难”心境：一方面，作为一个新时期文学的忠实“读者”，那种来自个人阅读经验的莫大愉悦和快感是那样不可遏止，它不仅让我激动不已，甚至常常因此而失去客观审视和冷静解剖的良好时机；另一方面，作为一名新时期文学研究的“业内人士”，以“研究”为生的职业需要又时时呼唤我去寻求一种洞穿一切的学理头脑和论辩眼力――正是在这种“动情”和“冷静”无法两全的惶惑境地中，我一度顾此失彼、举步维艰。我的这种学术困境，直到和吴义勤作了全面深入的交流和探讨之后才获得了令人释然的解脱和超越。他向我袒露了自己的治学法则，即：以一种历史的眼光去审视、解释活跃于当前的文学现象。正如他在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一次博士生学术讲座中所说的那样：“对于新时期文学评论和研究而言，我们切不可以忘记，新时期文学仍然是‘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的延续和发展；因此，对于它的探讨和研究，仍然不能离开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发展史的总体格局――这就是说，一切关于它的学术言说，仍然是文学史的言说。”
事实上，《文学现场》恰恰验证了这样的学术规范。正如他坦言，新时期中国文学作为他个人生活中“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虽然曾经令其“心驰神往”、“激动不已”；然而在他全面介入了对于它的探究和阐释之后，曾经经历了从“意气风发”到“心静如水”的情感转变历程[2]――正是在种种来自个人阅读体验的审美愉悦和快感被提升至文学史的高度时，新时期以来的一切文学现象才获得了审视和解剖的良好思维平台。正如《文学现场》所展示的那样：“潮起潮落”贯穿了80年代以来关于当代文学整体性生存和走向的预见性论证；“作家地理”集中了他对于近年来诸多文坛“大腕”的深度解剖；“文本内外”提供了他对于一批“热点”作品的学理性解读――正是在这种历时性和共时性交错的思考平台上，吴义勤“贪婪”地确定了他的研究对象，即：整个“当下”的文学创作；也正是在这里，我得以窥见了这位青年评论家对于新时期文学超乎常人的思维与情感方式：一方面，他对新时期文学始终怀以莫大的喜悦和钟爱，这种喜悦和钟爱甚至已经成为他个人“生命的记录、精神的胎记和心灵的旋律”；另一方面，他又自觉地把新时期文学的个人体验纳入20世纪中国文学总体演变格局的文学史视野展开思考，从中“真实描绘新时期文学演进脉络并从某个侧面揭示它的真相”。[3]从审美体验到理性思维、从感性经验到智性领悟，吴义勤完成了从“史学”精神到“史家”品格的良性嬗变。
二、“学理”风范
在当代文学评论界，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于把吴义勤的崛起看作一次个人才情“爆发”的结果，那种飞扬的激情、灵动的思想和华丽的文风，俨然已成为“吴氏”文评的个人标签。的确，能将通常枯燥不堪的理论文章写得如此富有朝气和灵感，在学界可谓寥寥。然而，在我的印象中，“吴氏”文评真正令人折服之处远非于此，而恰恰是隐藏于上述诸种“动人”表象背后的近乎“刻板”的理论规范，即：对于“学理”的深度把握和热切呵护。事实上，在“酷评”如潮的当下文坛，吴义勤几乎从来没有理会过那些夸饰和招摇的批评方式，他只是一味地、甚至有点“喋喋不休”地在他的评论中恪守着一个几乎一成不变的批评立场，即：一切从“现象”――创作实际――出发；一切从学理――显隐于创作实践的理论规范――着手。如果说前者使他的评论贯彻了一种在当今中国文坛已经久违了的“经院”色彩，那么后者无疑又使他的这种“经院”批评充满了最为“前卫”的热度和活力。
也许正是因为这种熔“经院”和“前卫”于一炉的评论方式，《文学现场》中几乎每篇文章都毕显理论的锋芒――或许那就是所谓批评的“力度”；同时又不乏令人倍感温暖的人情味――因为它们是那样地贴近了批评的对象。面对这个精彩纷呈的文学“现场”，他时而以居高临下的审视态度，对世纪末小说创作作出年鉴式梳理[4]；时而以细致人微的论证分析，揭示出一度汇为潮流的“新写实主义”小说矛盾和焦虑并存的创作心态[5]；时而以令人折服的理论视角，对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在世纪末中国文学进程的运命和价值作出学理性论证[6]；时而以洞穿真相的勇气和胆识，大胆预言世纪末诗歌的“弥留”和“死亡”[7]。与此同时，他几乎全面介入了对诸多“当红”作家和及其作品的阐释和解读，从王安忆到余华、从苏童到叶兆言、从李洱到毕飞宇、从徐坤到海男、从刁斗到丁天……一一以作家论的方式，对其写作姿态以及艺术得失给出恰如其分的评述。
吴义勤个人学理风范的形成显然得益于他独特的积累过程：一方面，在长达六年的硕、博攻读期间，他一直循规蹈矩，安心师从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双子星座”――曾华鹏和范伯群两位“经院派”导师，获得了严格的学术训练和理论熏陶；另一方面，他个体精神中创新求异的学术兴趣又使他对于80年代以来崛起于文坛的新潮小说创作大潮顾盼生情，为其倾注莫大研读激情。以深厚的学识“功力”投身于当代文学评论，让他得以自觉地运用严格的学理精神去解剖最热门、最新异、也是最难于定型的新潮小说现象。借助于叙事学、语言学、解构论和阐释学等新一代西方文论，他对于80年代以来新潮小说家们刻意运用并作出创造性模仿的种种创作现象，一一予以深度解剖和全方位跟踪；当新潮小说作为一股汹涌浪潮席卷于文坛时，其评论专著《中国当代新潮小说论》，也作为对于这一创作现象作出经典性阐释的权威论著在学术界脱颖而出――考察这位青年评论家的“成长”历程，我们也许不难理解他的自味之论：“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生机勃勃的新时期文学，我会走上文学评论的道路。”[8]――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位青年评论家的“出世”，正是世纪末中国文学历史性嬗变的结果。
如果真正领会了学理精神对于吴义勤个人学术活动的价值和意义，或许对于当下的文学评论有所裨益――当我们试图对于当下中国文学的“边缘化”生存现状作出一种预见性描述和判断时，我们确乎常常为此感到深深的落寞和悲凉；但令人欣慰的是，在吴义勤的批评话语中，看不到半点对于文学创作失望和无奈的情绪；他几乎对一切进入他思考视野的作家作品都怀以热忱和温情，更以一种可以预见和达到的高度来引导、推动文学创作的生存趋向。正是在这里，吴义勤怀着一种无私而宽广的胸怀向我们描述了他对于未来中国文学的真诚理想：一个处于“边缘化”的生存境遇却没有消解了真善美――那显然是20世纪中国文学之根――的文学世界。
三、“拓荒”精神
我记得一次和吴义勤等扬州的几位同窗去拜访我们的老师曾华鹏教授，席间，曾先生曾不无欣慰地戏称吴义勤为“创新求异”的“吴大教授”。当时不甚领会，直至最近读了《文学现场》之后才明白了曾先生的深意。原来，曾先生一直把我们这些学生称为“小鸡”，而他自己则是领着“小鸡”们觅食求生的“母鸡”。为此，授业期间，曾先生总是以他特有的宽容和慈爱身教言传，以严格而规范的治学原则和旷达处世的言行方式鞭策、激励“小鸡”们的自立。不消说，在曾先生的感情深处，对于吴义勤热衷于当下文学评论而弃现代段研究――那仍然是包括我在内的曾先生的大多数“小鸡”们至今坚守的“生存”领地――于不顾略感惊讶，而对于他在学界的横空出世而深感欣慰。事实上，曾先生的戏言恰恰道出了吴义勤评论风格又一精髓所在，这就是作为这位青年评论家最可宝贵的个体精神特质而在其情感深处涌动不已的拓荒意识。
熟知吴义勤治学经历的人都知道，在他以学术专著《中国当代新潮小说论》在当代文学界“走红”以前，曾经有过一个相当长的“修炼”期。细算起来，这一阶段大约跨越了硕士、博士两个攻读时期。而在《中国当代新潮小说论》为他赢得巨大学术声誉之前，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有另一段学术“发家史”，那就是他的硕士论文《漂泊的都市之魂――徐�论》[9]，这是海内外第一部研究徐�的学术专著，出版后就在当年的香港书展中大获好评，被称为“徐�究的拓荒之作”，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反响。我想，在当下中国日益浮躁的学术背景下，硕士论文就能写出一部影响深远的学术著作的，恐怕只能是属于风毛麟角的少数人吧!只不过，大概由于他后来在新潮文学研究领域的名声实在太响，这段“插曲”似乎也被遮蔽了。而选择徐讦作为研究对象，与他后来选择新潮小说作为研究对象在吴义勤来说其实都是有着内在必然性的，那是个人眼光和个人情趣的完美契合，他总是对那些新生的、边缘性的文学史现象有特殊的兴趣。事实上，读书期间除了完成各种必修的专业课程，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注于80年代以来的新潮小说创作大潮的研读中。这中间，作为硕士阶段的同窗和同样关注新潮小说的“同道”，我们曾一起为此狂热地争论、思考、写作，其中“迷恋”至深几为废寝忘食的，便是吴义勤。而他关注最切、思考最深的，正是令当时几乎所有热衷于此的人们都莫衷一是关键性理论问题，即：作为一股汹涌澎湃的创作潮流，新潮小说应该被放置于一个什么样的理论话语下获得审视和解剖?与此相关，这股创作潮流又应该怎样从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史的时空坐标中求得思想与艺术的价值定位?它对于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发展进程有何独特意义?――正是在与这一重大研究课题的“对话”中，深藏于他个体精神深处的“求异”意识，驱使他踏上了对新潮小说研究的“拓荒”之路：理论框架的突破，学术话语的重建，伴随着对新潮小说作家群的“紧密的跟踪研究”，终于使他拿出了从“宏观把握”到“微观阐释”都“体现了国内分析长篇小说最高水平”[10]的学术专著，一举登顶。
以对“当下”文学现象的全方位、动态性考察并随之作出指导性、预见性论证，作为其文学评论“拓荒”精神的特定内涵，似乎更为全面地贯注于《文学现场》的字里行间。新时期以来20多年间，潮派迭起、性别纷争、姿态各异的各路创作“精英”，几乎一一在书中获得了正确的评述和中肯的引导。而更为可贵的是，其“拓荒”式评论，始终以“文学史盲说”的理论目标为旨归，既可以以剔骨剜疮的褒贬为作家们拾遗补漏，又自觉地避开了那种以故作姿态的“莫测高深”来吓唬读者的“骂”式或“捧”式批评套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洋溢于《文学现场》全书的“拓荒”意识，对于当今文学评论中杀伐连连、硝烟弥漫的生存方式，应该有着超越“拓荒”本身的重大启迪和警示作用。
我无法在此用更为细致的笔墨描述吴义勤的评论风格，但我并不惮于对此作出我的结论，那就是――对于“当下”的无私和无畏。
注释：[1]《文学现场》，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2]《文学现场・后记》。[3]《文学现场・后记》。[4]《超越》、《无语的反思》、《在边缘处叙事》等文。[5]《矛盾・焦灼，中庸》、《“历史”的误读》等文。《神话还会再现吗?》。[6]《神话还会再现吗?》[7)《远逝的亡灵》。[8]《文学现场・后记》。[9] 吴义勤：《漂泊的都市之魂――徐�论》，苏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10]范伯群、曾华鹏：《中国当代新潮小说论序》，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