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9月，在《西安晚报》读到一则消息，著名陕北民歌《三十里铺》中那个“四妹子”的原型人物晚年生活有了保障，政府每个月给她发放600元的生活补贴。这消息实在让人感到欣慰。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三十里铺》这首民歌传遍了全国，那优美的旋律家喻户晓，歌里所叙述的情和爱，不知道感染过而且正在感染着多少人，大家以为在婉转悠扬的旋律里面，那个“三哥哥”不必真有其人，那个“四妹子”也不必坐实其事。可是这首歌却真是有事实依据的。民歌中的主人公之一“四妹子”并没有因为那撩人心魄的爱情故事得到一丝的愉悦，在那个叫做黑家洼的陕北小村子里，比别人更加苦涩惆怅的日子始终没有离开过她。这位叫做王凤英的老人从窈窕少女到年近耄耋，几十年来被这首经典民歌压得抬不起头来，只能靠给别人照看小孩来糊口度日。
早就想到黑家洼看一看，探究一下这个小村子跟我家黑氏到底有多少瓜葛，更主要的是想目睹一下“四妹子”王风英的风采。可多年来竟未能成行，因为在报纸上得知，当年记者要去看一看王凤英，使尽招数也没有见到。所以，我也只好暂时放弃去黑家洼的念头。
也是记者了解到王凤英的苦衷之后，当即致函绥德县县委书记罗金祥，信中写道：“……历史遗留下的遗憾，应在我们这一代结束。让‘四妹子’获得精神解放的重担，历史地落在您的肩上……”这封诚恳的信函打动了县委领导，书记还专程去看望了王凤英。后来，绥德县把民歌《三十里铺》当作本县对外宣传的一个品牌性标志，王凤英晚年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变。1996年，王风英当选为政协委员，2004年9月起，王凤英每月可以领到政府补助给她的600元生活费。
2005年1月15日，我终于见到了《三十里铺》中的人物原型、六十多年前的传奇女子王凤英。
黑家洼是陕北一个普通的小山村，跟陕北的大部分小山村一样，自然条件并不太好，七沟八梁一面坡，人多地少，物产不丰，土地瘠薄。早些年唯一通往外边的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小道，后来在它的基础上几经修整、拓展，现在大卡车都能开到村里了。我这个姓氏是很稀有的，难道跟这个黑家洼真有什么瓜葛吗?洼上的人讲，早年间，洼上闹饥荒，走了不少人，后来听说大多数人都逃荒到一个堡子里去了。这个说法倒与我祖父曾经的说法有一些暗合之处，我想大概祖父的祖父就是从这个洼上下来，一路行走，从绥德县的山里，再转到延川县的山里……我的心顿时涌上一种非常复杂的情绪。
如今的黑家洼名声远播，个中原因当然是跟《三十里铺》的“四妹子”王凤英有着微妙的关系。在洼上，很容易就找到“四妹子”王凤英的家。她二儿子黑维军看了我的证件后说：“噢，你也姓黑啊，咱们是一家子，你照吧。”
几十年一直不愿同媒体正面接触的“四妹子”在我的镜头前却显得那样平静，儿子黑维军说这是他妈第一次在家里这么长时间让人照相。
当我小心问起“四妹子”与这《三十里铺》的关系时，老人却避而不谈，我也不忍心再问下去。或许，在老人的心中，这是一种永远都说不出的痛。老人只是简单说了说她的身世：“我1927年出生在绥德县满堂川乡罗家沟村，14岁随父母到三十里铺村定居，我们兄妹六个，三男三女，光景不好，我排行老五，小名叫凤儿。我来三十里铺的头一年就有人唱这个歌了，父母在我15岁时便给我订了婚，16岁那年的正月初八就把我嫁到了黑家洼和黑有财结了婚，‘四妹子’让我丢了一辈子的人，老伴娶了我，也是一辈子抬不起头来。”老人指着墙上的照片说：“老汉比我大五岁，人老实。1964年受苦时，叫胡宗南留在塬上的炸弹给炸了，他身体一直不好，一辈子生了三男两女，没享过一天福，老汉活了65岁，前几年殁了。我三儿子得了白血病，欠了两三万块钱的账，病也没治好，才46岁就走了。我命苦，那两年不好活。”说话间，酸楚之泪从老人眼中夺眶而出……
老人现在和二儿子生活在一起，家中陈设简单但却收拾得干净整齐，儿子和儿媳李爱珍对老人特别孝顺，她高兴地说：“我现在好活了，耳不聋，眼不花，也没什么病，一个月公家给我600块钱，去年11月北京的一个李记者出钱，请我儿子和媳妇陪我去了一回北京，哎呀，北京可大哩!”
2004年11月，78岁的王风英是62年来第一次离开自己的老家黑家洼出了趟远门，长途车整整坐了一天，来到了做梦也不敢想的北京。当她来到天安门广场时，映入她眼帘的一切都是那样的陌生，按她自己的说法“真是见了大世面了”。老人家终于了却了要去北京串一回，看看天安门、看看毛主席的愿望。她说：“我12岁的时候就在陕北见过毛主席，进了毛主席纪念堂，别人都是把花放下就走了，我是用双手把花插上的。”
行走在天安门广场人流中的王凤英老人左顾右盼，一对对一双双亲亲热热相依的红男绿女同她擦肩而过时，老人投去了羡慕的目光。一种心情让老人的眼神显得浑浊而凄凉。她恨自己懦弱胆小，更恨自己生不逢时，或许是陡然间唤醒了隐匿在心中那段短暂恋情的回忆吧。然而，因为《三十里铺》而遭受的歧视和流言蜚语的伤害构成了她生命中最深刻的记忆，从“四妹子今年一十六”，一直到今天自发的婆婆，这个阴影一直挥之不去。
“提起个家来家有名，家住在绥德三十里铺村。四妹子和了个三哥哥，他是我的知心人……”歌从黄土地唱起来，传遍了全中国，大家都知道绥德县的三十里铺，都知道一个英俊的三哥哥和俊美的四妹子。可在王凤英的一生中，《三十里铺》里那鲜活的爱情恰恰是她一生中最深切的痛。
自从王凤英被一头毛驴驮到黑家洼后，《三十里铺》在村子里就成了“禁歌”，当地人一直认为这首歌张扬的是两个年轻人的一件“见不得人的丑事”。同样，她的后代们也不愿原谅母亲的过去，她的“事”被斥为伤风败俗，是风流韵事，是大逆不道。从这首歌诞生以来，“凤英”在乡亲们的眼里，成了不正经女人的代名词。嫁过来的王凤英一直活得很低调，甚至都很少赶集上会，免得别人戳自己的脊梁骨，怕给子女们丢人现眼。上世纪70年代，绥德县剧团将《三十里铺》的故事改编后搬上了舞台，并引起了轰动，在县城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听到从喇叭匣子里放出的《三十里铺》旋律。然而，这一轰动在黑家洼的人看来，简直就是奇耻大辱。此后，王凤英的子女们拒绝了一切来访的客人，在黑家洼只要是外来人要打听王凤英，村里都没有人和他搭腔。不知有多少人想亲眼目睹一下“四妹子”的风采，而最终只能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去。王凤英几十年来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2004年11月5日，在北京海淀剧院举办的“原声黄河”西部十大歌王歌后演唱会上，当《三十里铺》的音乐响起时，一位风烛残年、略显土气的老妪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缓步走上舞台，她就是王凤英。她站在了演唱会现场华美的灯光下，主持人激动地向观众介绍说：“这就是著名陕北民歌《三十里铺》中的‘四妹子’原型王凤英。”话音甫落，全场的歌迷激动不已，掌声雷 动。老人不知所措，这样的场面让从未走出过黑家洼的她无所适从，她显得拘谨羞赧。主持人笑问：“您觉得北京好吗?”老人不知说什么好，只是用地地道道的陕北话低声说了句：“好嘛。”这是老人唯一记得那天晚上对观众说过的话。
老人出了一回远门，见了世面，当她回到村子里的时候乡亲都来看她，问这问那，她似乎觉得自己比别人强，头一回感到自己脸上也有了光彩，细细一想，这还不是沾了“四妹子”的光?要不然这回去北京，绥德有那么多的婆姨偏偏就能轮到自己头上?再说，现在隔三岔五常有不认识的人提上一些东西从我门里进来，问寒问暖，有的走时还会放下一点零花钱，村里人看着都眼红。外面来的人不知道，几十年来王风英老人一直生活在耻辱之中。王凤英说：“以前乡亲们对这首歌都反感，觉得是给村子里丢了人，认为不光彩，包括家里人都这么想，儿女们不让我见外人。现在，政府把咱也当了个‘事’，儿孙们提出的困难公家也给予了照顾，村里人都觉得这是好事了。”说话问，老人饱经风霜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苦笑，我企图在那一丝笑纹里找见歌里“四妹子”活泼开朗的痕迹。可是，枉然。
和老人在一起聊天，时间过得很快，只是在老人面前，不忍心提起“三哥哥”“四妹子”的事，怀着一份难言的心情，告别了老人，离开黑家洼，直奔当年故事的发生地三十里铺村。
三十里铺村在绥德县城东部，依山而建，307国道沿着当年“戏楼拆了修马路”的故道穿村而过，因距县城30里路而得名。全村共有135户、535人，总耕地面积1760亩，村头的一面墙上赫然写着村庄的历史，道：“三十里铺村是陕北民歌经典之作《三十里铺》的诞生地，这里有着悠久的人文历史。历史上曾经是店铺林立，集市贸易繁荣的‘旱码头’，绥德的商贸集铺，三和店(又名周家骡马大店)闻名秦晋……”
在村里，见到了七十多岁的老人高焕仁，当提起民歌《三十里铺》时，他告诉我这首歌诞生的原委：我那个时候才几岁，不懂事，听老人说，30年代，村里只有二三十户人家，三哥哥小名叫歪儿，官名叫黑增志，家里光景好；四妹子小名叫风儿，没有官名，1941年来村里住下，两家住的是上下硷畔，离得不远，也就几十米。那时候三哥哥一表人才，浓眉大眼，为人也厚道，爱闹红火，给家里拦了一群羊；四妹子家来村里住下时间不长，光景也不好，三哥哥常帮四妹子家做一些营生，来往得一多，村里便传出了闲话。有一对年轻人在村里周家的骡马大店里当伙计，一个叫常永昌，一个叫白合山，看见人家两个相好就眼红了。常永昌是这周围远近闻名的好伞头，不识字，在给店里铡草的时候给人家瞎编胡唱，编的时候怕人家骂，便不敢用真名，黑增志改成个邱双喜，凤儿改成个凤英，一下子就编了几十句：
三哥哥今年一十九，
四妹子今年一十六。
拦羊上山手拉手，
山沟沟里亲口口；
睡在半夜里梦了一个梦，
梦见三哥哥上了奴的身。
慌忙就把腰搂定，
醒来原是一场空。
这曲儿酸着呢。骡马大店南来北往的什么人都来，一下就唱开了。一传十，十传百，越唱越酸……最多的能唱几十段。
高焕仁老人的介绍虽然粗略了一些，但还是提供了许多细节。三哥哥和四妹子的故事我曾经不止听说过一次，大致是这样的。一次，凤儿和村里的几个姑娘在山上挖苦菜，突然遇见了狼，正好同村的郝增喜路过，赶走了狼，她们化险为夷。风儿为了感谢增喜，给他做了一双鞋。之后，他俩便时常一块上山拦羊挖苦菜，时间长了，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感情，进而私定终身。这在过去的陕北，简直就是欺师灭祖的行为，当然遭到了众人的非议。增喜的父母受不了舆论的压力，又嫌凤儿的家太穷，死活要拆散他们，而凤儿的父母也觉得女儿俊，不愿和看不起自己家的人结亲。1940年，八路军来这里征兵，为了摆脱父母的管教，凤儿暗地里动员增喜去当兵。二月里的一天，增喜要去当兵了，他看着心中的情妹妹一步一回头，依依不舍；凤英站在自家的硷畔上，望着远去的心上人热泪长流……此情此景激发了当地民歌手常永昌的灵感，于是他创作了民歌《三十里铺》。增喜当兵三年未归，后来凤儿听说他在新疆找了工作，也结了婚。1943年，16岁的凤儿在父母的包办下和黑家洼的黑有财结了婚。1945年的冬天增喜回乡后和辛店乡岱武岔村的常秀英结了婚。
在高焕仁的引领下，我来到了当年四妹子和三哥哥住过的地方。
四妹子的家已经没了家的样子。整个院子残垣断壁，蒿草遍地，窑上的门窗也残缺不全，但却写着：“三十里铺民俗村凤英旧居”，一块崭新的木牌挂在斑斑驳驳的窑面上，极为惹眼。我站在凤英家的硷畔上，耳边“三哥哥当兵坡坡里下，四妹子硷畔上灰不塌塌”的歌声却挥之不去。三哥哥的家离四妹子住的地方并不远，大约相距五六十米，三孔窑洞的院落打扫得极其干净，窑面上挂满了红的辣椒、黄的玉米，院中的石磨石碾像岁月的老人矗立在那里向人们讲述着逝去的故事。窑内仍然保持着“三哥哥”在世时生活的原样，被三十里铺村作为“三十里铺民俗村郝增喜故居”保护了起来，供游人参观。高焕仁老人说：“郝增喜是1923年6月14日生的，1940年农历2月到延安边防司令部所属的绥德龙湾织布厂当兵。1943年调到了定边县延安警备司令部警备三旅，给供给部部长崔世俊当了警卫员。他1942年在延安见过毛主席，解放初，因胃病同家疗养，全国解放后，他又到新疆乌鲁木齐华纱布公司当门卫，后因公司精简人员，他为照顾家人主动申请返乡，回来之后一直在家务农，1993年8月在家病敞，当时71岁。”
下得三哥哥家的硷畔，高焕仁老人指着一院地方说：“这里住着郝增喜的儿子。”走进窑里，光线不是太好，待我瞳孔放大，才看清了窑里的摆设，却是极为平常的一户农家。后炕里坐着一个胡子拉碴头上拔火罐的中年人，他叫郝建宝，是郝增喜的三儿子。他不愿提起父亲的那段往事，他说：“父亲一辈子挣得三十里铺出了个名，自己什么也没有，我们一辈子跟上也不光彩，没沾光，公家一点照顾也没有，人家王风英还有公家给600块钱，我们有个什么?”郝建宝直抒胸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其实，这首著名的民歌早就脱离了真实事件本身，成为人们对爱情对幸福向往的一种表达了。这首朴素的信天游就跟随着无数南来北往赶牲灵的后生们越传越广，越编越荤，直到被音乐工作者删节润色后，才成为现在版本的《三十里铺》。上世纪50年代初，音乐家王方亮将这道陕北民歌改为无伴奏合唱。1952年，中央歌舞团组建的陕北民歌合唱队在北京公演，30名绥德女子深情演唱了《三十里铺》，轰动了京城，旋即传遍全国。这经典的爱情吟唱背后两位真实人物的命运倒被忽略了，歌声对淳朴爱情的赞美与冷酷的现实之间竟然有着如此大的距离，则更是我们所想不到的。
“提起个家来家有名，家住在绥德三十里铺村……”
一曲吟罢，地老天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