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0月，继任的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大使菱刈隆正式通知溥仪，日本政府准备承认他为“满洲帝国皇帝”。溥仪的皇帝梦终于实现了。 日本政府允许溥仪“登极”称帝并非为了实践“一年为期”的诺言，完全是出于政治需要。首先是为了打破日本退出国际联盟以后在外交上陷于孤立的泥潭；其次是为了利用溥仪“登极”产生的号召力来吸引包括察哈尔、绥远、青海以及东部蒙古在内的蒙古王公，以建立更多的伪政权；还有就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傀儡皇帝，加强日本人对东北的统治。
郑孝胥首先向日本人提出更改“国号”和“年号”的问题，他提出希望恢复“大清”和“宣统”的方案，极力主张帝国的“首都”迁于努尔哈赤曾经君临的沈阳。但这一切都被日本人否决，最终还是按日方意见，确定国号为“大满洲帝国”，“首都”不变，“年号”可以改变。日本人还规定“满洲帝国”不能与日本帝国平起平坐，因日本天皇住的地方叫皇宫，所以，溥仪住的地方只能叫“帝宫”。
溥仪发表了经过日本人拟定的长篇对外宣言，堂而皇之地宣布了他的权力和原则。溥仪景仰崇拜祖先康熙皇帝的德政，为自己起年号为“康德”。这一年改为“康德元年”。
重登大宝让溥仪兴奋异常，他立即派人前往北京，到荣惠太妃处取来了一件皇帝龙袍，这件皇帝龙袍是光绪皇帝曾经穿过的，在荣惠太妃手里已经保存了二十多年，溥仪认为唯有穿上皇帝龙袍才能表现出皇帝的威严。但是还没有等他梦寐以求的龙袍穿在身上，就接到关东军司令官的命令：日本承认的是“满洲帝国皇帝”，不是“大清皇帝”，因此“皇帝登极”不能穿清朝的龙袍，只能穿关东军指定的“满洲国陆海空大元帅正装”。
关东军不许穿清朝的龙袍，这使溥仪大为扫兴，他面对着摊在桌子上金光灿烂的龙袍责问郑孝胥说：“我是爱新觉罗的后人，怎么能不守祖制？再说，北京的宗室觉罗都要来，看着我穿洋服登极，算什么？”
在恢复祖制这个问题上，郑孝胥和溥仪的意见是一致的。如果溥仪能穿上龙袍过一过皇帝瘾，那么郑孝胥就可以穿上蟒袍过一过宰相瘾。溥仪让郑孝胥去和日本人交涉，溥仪告诉郑孝胥：“登极”一定要穿皇帝龙袍！
溥仪的这一要求在日本人面前碰了钉子，日本人坚决地告诉郑孝胥：“满洲国皇帝登极”必须穿指定的“满洲国陆海空大元帅正装”，这是没有商量的！经过反复交涉，最后，日本人终于同意溥仪在郊祭仪式上可以穿一次龙袍。
1934年3月1日，溥仪在“新京”南郊杏花村举行“告天即位”的古礼。
溥仪在胡嗣瑗和陈曾寿等老臣簇拥下，先进入“八卦红黄幔帐”内。紧随在溥仪身边的“陪礼官”站在东西两侧，身穿礼服的“掌礼官”来到溥仪面前恭请行礼。溥仪洗手净脸，然后由前引、后扈和“陪祀官”郑孝胥、张景惠、臧式毅等人陪同下走出幔帐，缓缓登上土堆的“天坛”。溥仪面南而立，虔诚地进诣神案前，随着“赞礼官”的喊声，对天恭行三跪九叩大礼，荐玉、荐帛、复位、行礼。“捧玺官”和“司玉官”来到溥仪面前向溥仪授玺和授玉，溥仪还礼。一套繁琐的程序过后，郊祭礼成。台下百官和遗老们高呼：“皇帝陛下万岁！万岁！”
1934年溥仪充任伪满傀儡“皇帝”时祭天的“天坛”郊祭仪式匆匆结束后，溥仪回到已经改称“帝宫”的“执政府”，恋恋不舍地脱下刚刚穿上的皇帝龙袍，十分不情愿地换上日本人为他指定的“满洲国陆海空大元帅正装”，在勤民楼正殿举行了他平生第三次的“登极典礼”。
上午11时，溥仪身着“满洲帝国大元帅”正装在众人的前呼后拥下走进勤民楼正殿，登上“兰花御座”，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
溥仪宣读郑孝胥起草的《即位诏书》，日本驻“满洲国”大使菱刈隆当场代表日本政府向溥仪呈送了“国书”，并表示祝贺。
从北京赶来参加溥仪“登极典礼”的清朝皇族中保有爵位的王、公、贝勒，蒙古王、公、贝子、郡王等五十多人，也穿着青马褂，深蓝长袍给溥仪叩拜，溥仪以半躬答之。面对这不伦不类的“登极”仪式，一些对大清帝国怀有深厚感情的人当时就觉得像是受了污辱。
在乐曲声中“登极典礼”结束。
“飨宴仪式”是3月2日和3日中午分两次举行的，第一次宴请日本官员，第二次宴请伪满官员。溥仪临席并照例发布一篇“敕语”，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和郑孝胥分别致祝词。
溥仪第三次“登极”的筹备和仪式充分体现了日本军方的意志，说明伪满帝制一开始就奴性十足。
溥仪的傀儡“皇帝”当得毫无滋味，在日本关东军的严密看守下，这位“笼中天子”被闭锁在长春东南一隅的高高围墙之内，表面上这里是溥仪的“宫殿”，实际上这里是一座范围不大的豪华监狱。
日本人为了把这位傀儡“皇帝”打扮成一位圣明能干的君主，不遗余力地替他宣传，吹嘘溥仪好学、风雅和勤劳，把溥仪夸成一位“伟大的人物”、爱民的慈善家。
日本人还把溥仪的照片称做“御容”，把他的标准像叫“御真影”并大量印刷，要求伪满的各机关、学校、军队和一切公共团体都要在特定处所，如机关的会议室，学校的校长室里设立一个像神龛似的东西，里面悬挂着溥仪的“御真影”和“诏书”，任何人走过都必须向溥仪的照片鞠躬行礼。伪满各地的军队与学校每天早晨都须举行朝会，要行两次遥拜礼，即先面向东方的“皇居”(东京日本天皇的地方)，再向长春或帝宫方向，各行一个九十度鞠躬的最敬礼。潘际�著：《末代皇帝传奇》第52页，通俗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
日本关东军为了表现傀儡“皇帝”“体恤黎民”，每年都要给溥仪安排几次外出“巡幸”活动。“巡幸”本来是大清皇帝勤政和体察民情的反映，而溥仪的“巡幸”活动与祖宗康熙、乾隆视察地方远不能比拟，无非摆摆样子，为日本侵略者装点门面而已。
溥仪外出活动有两种，一种是赴外省市视察，叫做“巡幸”，自1934年以后差不多每年都有一两次；另一种是在长春市内活动，如定期前往孔庙祭祀、到关东军司令部祝日本天皇寿辰“天长节”、前往“建国忠灵塔”祭祀日本侵略军的亡灵、出席协和会或其他会议的开幕式等等，这就叫做“御临幸”。
溥仪外出“巡幸”，在溥仪出门前一天，军警、宪兵先借题逮捕一切他们认为“可疑分子”和“有碍观瞻”的“游民”，把他们关进牢里，直到溥仪行动完毕才能放出来。
车驾动身前，广播电台即向全市广播：“皇帝陛下起驾出宫。”用中国话和日本话各说一遍。“起驾回宫”的时候，全市街道上的扩音器则又放出“皇帝陛下起驾还宫”的两国话音。还宫后，扩音器还要说一次：“皇帝陛下平安归宫。”
日本人把这一套把戏做得极为认真，使溥仪“享受”了所谓皇帝的“权力”和“地位”，这种偶像崇拜教育满足了溥仪的虚荣心，控制和操纵了溥仪的思想，让他心甘情愿地做傀儡“皇帝”。同时也使这个傀儡更能发挥出偶像的作用来，借以转移一下东北人民对于日寇的疑虑和憎恨的目光，进一步地利用这个既是傀儡又是偶像的皇帝来麻痹人心，训练中国人和下层的日本人，养成盲目服从的习惯和封建迷信思想，让他们暂时在“日满一家”和“一心同德”的骗人烟幕下，迷失民族应走的方向。
所有这一切在溥仪看来都是他作为皇帝至高无上的象征。日本天皇裕仁的二弟秩父宫雍仁对伪满的访问，更是让溥仪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1934年6月，秩父宫雍仁作为日本天皇裕仁的代表来到“新京”，庆祝“满洲国”实施帝制，他成为溥仪即“康德皇帝”位之后亲自接待的第一个“尊贵客人”。
第二天上午，溥仪在勤民楼正殿举行了欢迎仪式，欢迎秩父宫雍仁的来访。雍仁要求同时会见皇帝皇后。婉容在满期间公开正式露面的机会很少，她非常高兴，把多年不用的服饰、凤冠、珠宝都找了出来。会见中雍仁向溥仪转交了日本天皇的“亲书”，赠送了日本大勋位菊花大绶章，向婉容赠送了勋一等宝冠章。溥仪表示十分感激，称这次会见为“日满国交上最重大的礼仪”。
随后的几天，溥仪专门为欢迎雍仁而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观兵仪式。雍仁到“新京”市内参观。
6月12日，溥仪和婉容在勤民楼宴会厅举行午宴为秩父宫雍仁送行，溥仪举杯预祝雍仁归途平安；雍仁则感激几天来所受到的隆重的礼遇。宴会结束后，溥仪把秩父宫雍仁送到勤民楼外，依依握别。
日本皇室为了笼络溥仪，使其更加忠诚地为日本效力，以后每次皇室人员来到满洲都要进宫拜访溥仪。
1936年4月，日本天皇裕仁派四弟三笠宫崇仁来满访问，并进宫传达天皇对溥仪的问候，溥仪设宴款待。
1942年5月，为了庆祝“满洲国”成立十周年，天皇裕仁特派三弟高松宫宣仁来访。溥仪亲自到车站迎接，并按最高礼节招待。
日本人的这些举动让溥仪飘飘然，而最让溥仪感到情绪高涨的是出访日本。
1935年4月2日晨，溥仪带着“文武官员”一百多人离开长春，乘专车赴大连，并于当天晚上登上专程前来迎接的日本军舰“比睿号”，开始了他的日本之行。
溥仪的这次日本之行是由日本关东军安排的，而且是在溥仪“登极”以前就已经确定了的。一是想让溥仪感谢日本对伪满的“仗义援助”和日本对“满洲国”实施帝制的支持；二是答谢日本天皇派秩父宫雍仁来满庆贺溥仪称帝，并为了推进“日满亲善”而“以躬示范”，向日本天皇表示效忠。重要的是，日本政府要利用溥仪这个政治上的行尸走肉，进一步地巩固它对东北人民的殖民统治，并为扩大对华北和全中国的侵略制造精神的和物质的条件。
次日清晨，“比睿号”军舰驶达横滨港，有数十架飞机在上空盘旋，编队表演对溥仪表示欢迎。溥仪在军乐声中走下军舰，岸上的人们列队欢迎，并鸣放21响礼炮。秩父宫雍仁早已恭候在横滨码头迎接溥仪，溥仪在雍仁陪同下检阅了日本海军陆战队，随后乘上去东京的专列。在东京车站，溥仪受到了日本天皇裕仁以及王公贵族、全体内阁大臣的隆重迎接。溥仪被安排住在赤坂离宫，这是天皇裕仁当皇太子时居住的宫室，建筑极为华丽宽敞。
在东京期间，天皇裕仁设国宴招待溥仪，并陪同检阅军队。日本许多元老重臣先后前来拜访。天皇裕仁的母亲还特别打破常规，在后宫宴请了溥仪，并挽手游览御苑，这让溥仪感激涕零。溥仪在天皇裕仁的陪同下，参观了在代代木练兵场举行的盛大阅兵式，溥仪还参拜了明治神宫、靖国神社；慰问了日本陆军医院里那些在侵华战争中负伤的日本官兵。
结束在东京的访问后，溥仪前往日本京都，秩父宫雍仁代表天皇裕仁到车站送行。这一切都让溥仪受宠若惊。
雍仁代表天皇裕仁称赞溥仪：“皇帝陛下这次到日本来，对于日满亲善是有重大贡献的。我国天皇陛下对此感到非常满意。务请皇帝陛下抱定日满亲善一定能做到的确实信念而回国，这是我的希望。”
溥仪在致谢词中表示：“我对这次日本皇室的隆重接待和日本国民的热诚欢迎，实是感激已极。我现在下定决心，一定要尽我的全力，为日满的永久亲善而努力。我对这件事，是抱有确实信心的。”
溥仪离开东京，又先后访问了京都、奈良、大阪和神户等地。最后，溥仪由神户登上“比睿号”军舰启程回国。临出发时，溥仪请日本方面担任接待任务的官员代他向日本天皇和皇太后致谢。4月27日，溥仪一行回到“新京”。
溥仪此次访日，日本皇室和政府始终是按接待外国元首的最高礼节迎送的，溥仪的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尤其是日本皇室对他的热情款待，更是让溥仪头脑发热，感到自从当了“皇帝”之后，连空气都变了味儿。溥仪甚至幻想着自己与日本天皇的地位平等，幻想着改变自己在“满洲国”的傀儡地位，幻想着日本人对自己也能像如对日本天皇一样。
溥仪回到长春后，召集了日系和满系的官员，大发访日的感想：
为了满日亲善，我确信：如果日本人有不利于满洲国者，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陛下，如果满洲人有不利于日本者，就是不忠于满洲国的皇帝；如果有不忠于满洲国皇帝的，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有不忠于日本天皇的，就是不忠于满洲国皇帝……
5月2日，溥仪又根据日本人的安排，颁发了所谓的《回銮训民诏书》。当郑孝胥把拟就好的“诏书”初稿进呈上来时，溥仪照例挥笔画“可”。这时，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凑到跟前，把一双老鼠眼眯成缝缝，慢声慢气地说：“圣上莫急！在这‘诏书’里面，应该添上‘依存不谕’和‘与日本天皇精神如一体’以及‘一德一心’等字样。”并说，由“皇帝”亲笔增改，“诏书”的价值更高。溥仪当然也知道必须照办，也不假思索地挥笔标上三个新词儿。郑孝胥老成些，觉得“依存”二字不像中国话，建议改成“依赖”。于是《回銮训民诏书》就正式出笼了。
溥仪天真地沉醉于日本人对他的麻痹之中，仿佛自己的地位已经至高无上，但是日本人并没有改变他傀儡“皇帝”的地位。
就在溥仪“登极”不久，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带着四子溥任、四女韫娴和五女韫馨，来到长春看望当上“康德皇帝”的溥仪。溥仪非常想在父亲面前炫耀一番，他命“宫内府大臣”宝熙率属下官员前往车站迎接，并派“宫内府警卫处处长”率领一队护军到车站迎接父亲载沣，护军在火车站列队向远道而来的醇亲王致敬。载沣早就声明自己只是“私人探望”，不希望他的长春之行带有任何政治色彩，所以并不希望欢迎仪式弄得太过张扬。
等载沣一行人的汽车来到“帝宫”时，身着戎装的溥仪和宫装打扮的婉容则早在“帝宫”的中和门外立候。载沣走下汽车，溥仪向父亲行了军礼，婉容行了跪安。
当天晚上溥仪为父亲举行了盛大宴会，铜管乐队在外面伴奏助兴。家族中人沉浸在欢愉之中。宴会进行到高潮时，由溥杰领头高呼：“皇帝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就在这酒不醉人人自醉的时候，溥仪收到了来自日本驻伪满大使馆和关东军司令部的抗议。并警告说，按“满洲国”与日本以往签订的协议，铁路两侧是“满铁”的附属地，除日本外任何武装不准进入，溥仪的护军进入车站显然是“犯规”行为。为此，关东军司令官和日本驻满大使要求溥仪做出保证，今后不得再发生同类事件。溥仪不得不派人道歉，并做了保证。
这件事让载沣亲眼看到了这位“康德皇帝”的真实处境，明白了所谓的“满洲国”根本算不上是“主权国家”，“康德皇帝”只是日本人手中的傀儡。
载沣在长春期间，郑孝胥曾提出有一个“日满文化协会”总裁的位置空缺，想请载沣来担任，每个月车马费1万元，载沣当即严辞拒绝。
在长春住了一个多月，载沣处处感到日本人的压力，他拒绝了溥仪等人的一再挽留，虽然三个孩子都想留在长春，但载沣只留下了两个女儿，自己带着最小的儿子溥任回天津去了。他不想把全家都置于日本人的控制之下，这显示了载沣的见识和思想。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把溥仪挟持到旅顺，清末呼伦贝尔副都统贵福的长子凌升亲自率领呼伦贝尔“请愿代表团”，赴旅顺拜见溥仪，并参加了一系列“满洲国”的“建国活动”，被日本关东军指定为“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他思想上受“满蒙独立”、“复辟清室”势力的影响，成为鼓吹“满洲国”的积极支持者，因此被列为伪满的“建国元勋”。伪满“建国”后，凌升任伪满兴安北省首任“省长”。
凌升对溥仪十分忠诚，也深受溥仪的信任。溥仪让其四妹与凌升之子色布精太订亲，并任命色布精太为宫内府侍卫官。
凌升被日本人处以死刑针对伪满官场上日本官吏专横，而满蒙官吏形同摆设，凌升心怀不平。1936年3月，伪满在“新京”召开“兴安各省省长”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针对日本侵略者对伪满的一些政策，凌升进行了猛烈抨击。由于言辞尖锐，切中要害，使参加会议的日本官员不知所措，怒不可遏。
就在“省长”会议结束不久，1936年4月上旬，日本关东军突然将凌升及其弟弟福龄等数名“兴安北省”高级官员逮捕，并以“阴谋叛乱危害国家”的罪名将其处斩。
溥仪知道凌升被斩首之后非常不安，因为他的四妹刚和凌升的儿子订了婚，而且他知道凌升对自己的忠心，是绝不会反对自己的。行刑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亲自出面，他告诉溥仪，凌升有反满抗日活动，并勾结外国图谋叛变，反对日本，处决凌升是“杀一儆百”。吉冈安直通知溥仪，让他立即解除四妹与凌升儿子的婚约就算了事。
凌升等人被处决之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曾制定印发一个《日本人服务须知》的秘密手册，发给在伪满的“日系”官员人手一册，内分30条。
手册的第一条就规定，“日本民族是满洲各民族的核心，天生的指导者”，并称“日本人在满洲的地位不是侨民而是主人”。
第九条称，“要善于体会满洲国政府单设一个蒙政部，划分兴安区的重要意义。蒙古人是我满蒙政策的宠儿，满洲国内约有百余万人。他们与外蒙有亲戚血缘关系，容易与赤俄发生联系，特别要提高警惕，发现异端分子严惩不贷，如处置凌升那样”。周君适著：《伪满宫廷杂记》第8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溥仪当时就感到，这不仅仅是杀了一个凌升，也是给了他当头一棒。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杀一儆百”这句话越发让溥仪感到阴森可怕，在关东军的势力之下，自己的命运也不例外。
“凌升事件”在当时伪满政权的“满系”官员中引起极大震动，日本关东军借处决凌升威慑了自伪满皇帝溥仪以下大大小小的伪满官员，使他们对日本人更加驯服，甘当日本人的傀儡，任由侵略者摆布。由此可见，处决凌升是日本人精心策划的一次行动，是为了更有效地统治和奴役东北人民。
溥仪就任“执政”以后，从亲族和旧臣的子弟中挑选了一些人送到日本留学，当时称作“满洲国陆军将校候补生”，其中包括刚从日本东京贵族子弟学习院毕业的二弟溥杰和婉容的胞弟润麒，还有溥仪的堂弟、载涛之子溥佳、溥仪的未婚的四妹夫赵国圻、溥仪的族侄毓峻、溥仪宠信的随侍祁继忠等。
溥杰、润麒与韫颖在日本除了这些选派留学的“满洲国陆军将校候补生”外，溥仪还急于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遂以从天津带来的霍殿阁、霍庆云等十几名保镖人员为基础，又从北京的皇族及满族子弟和内蒙的王公子弟中，陆续招募来二三百名青年，编为三个队，当时称作“护军”。
溥仪之所以要组建自己的武装，是因为他心中还准备着复辟“大清江山”，溥仪把这支护军视为私人军队，是复辟清朝的军事力量。同时，他感到自己生活在日本人的包围之中，为周围缺少自己信任的人而惶恐不安，于是才组建了这支自己的亲信队伍，这些人必须是他的心腹，一旦需要，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假若再扩大武装力量的时候，这些人又可以成为他的亲兵骨干，复辟大清的军事人才，为将来建立自己掌握的军队做好准备。
溥仪的父亲载沣到长春时，他曾派护军到车站列队迎接，结果遭到关东军的抗议。日本人终于发现，对溥仪的控制出现了漏洞，关东军开始对护军警觉和限制。护军的存在，让日本关东军非常不满，他们感到溥仪的这支私人武装是对日本人的威胁，不能允许溥仪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必须遏止护军的发展，所以早已蓄谋搞垮护军，终于酿成了数年后的护军事件。
1937年6月27日，那是星期天，正赶上护军休息，有二十多人约会上大同公园游玩。其中四个人花钱雇了一条船，但管船的朝鲜人找别扭，当小船划出十多米时，他就在岸边叫：“四人的不行！”护军只好下船一人，另外三人刚刚划走，管船的又招呼：“三人的不行！”护军又下来一人，不料没等划走，那个朝鲜人又喊叫起来：“两人的不行！”护军气急了，同他讲理，指着湖内四个日本人共划的船，责问管船人为什么不平等待人？
那天有关东军和伪民生部的日系官员等二百余人正在公园内开运动会，还有不少穿便衣的日本男男女女在野餐，管船人也喝了酒。他被护军问得张口结舌，就动了粗，抓起一个啤酒瓶照一名护军头部砸下，瓶子碎了，练过功夫的护军并未受伤。管船人吓得躲进卖船票的房子里，任凭护军在外边叫也不敢出来。这时走过五六个日本醉汉，不问青红皂白，对护军举手就打，护军受制于规矩并未轻易还手。其他日本人以为护军好欺负也一起动手，几人对一人。通晓武术的护军忍无可忍，乃使出浑身解数，打得日本人落水的落水，倒地的倒地。
护军们正想就此罢手返回驻地，却在桥头被一名手牵狼狗的关东军宪兵队少校截住了。
“你的什么的叫？”
“不用你管！”
那名少校一把抓下护军某排长的帽子，护军们急了：那里边记着姓名、年龄、编队啊！遂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把少校放出的军犬一脚踢死，一场大混战又发生了。那名少校被护军在胸脯上重重地踹了一脚，他带来的几十名宪兵也有不少受伤了，护军们乘着混乱夺路而走，不料此时已经闯下大祸。
事件发生的当天，溥仪接到关东军宪兵队打来的电话，要求把参与打架的几名护军送到宪兵队“问问经过”，溥仪此时此刻早已经被日本人吓破了胆，遂命佟济煦执行。
日本宪兵逮捕了这些人，用汽车把他们带到宪兵队。护军们一到即遭严刑拷问，偏偏执审者正是那名在公园挨打的少校，只见他解开衣扣大声喝道：“你们看看！”胸脯上的伤痕使他变得更加凶恶，硬给护军们扣上“反满抗日”的帽子，还追问受谁指使？意在问出护军领导人是幕后策划者，以便为瓦解这支护军找到充足的理由。一名护军不服逼供，干脆大声回答说：“打你们，早就想打你们呢！”在场的翻译不等他说完，上去给他一记耳光：“不许你胡说八道！”可他却没有把护军的话照直向宪兵少校翻译，他是好人，在关键时刻保护了护军。少校问不出什么，就对他们施行了惨无人道的酷刑，灌凉水、用皮鞭抽打等，强迫护军脱光了衣服跳舞，故意羞辱人。
最后由当时任关东军宪兵队司令官的东条英机，通过吉冈安直向溥仪提出几项要求：(1)撤换护军领导人；(2)把参与打架的护军撵出满洲；(3)派人向被打的日本宪兵当面道歉；(4)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溥仪只好乖乖照办，护军的长枪一律收缴，改配短枪，伪满宫内府警卫处处长兼护军总队队长佟济煦被解职，换上了日系警务司长长尾吉五郎，并派佟济煦向日本人赔礼道歉。有两名护军排长和十多名护军士兵被立即赶出伪满，护军各层领导也都换了日本人，护军的编制被缩减，武术教师霍殿阁被排挤出宫内府，其侄霍庆云被逼到奉天避难。溥仪苦心经营的用于保护自己又用于复辟大清的武装部队――护军，就这样被一举摧毁，从根本上瓦解了溥仪精心培植的妄图用于复辟事业的武装力量。
溥仪怀着为自己培养军事人才的目的而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的所谓亲信，毕业回来以后，也都被关东军派到伪满军队里当了什么“连长”、“营长”，这些人也都听从关东军的指挥，溥仪根本操纵不了，这些所谓的“满洲国陆军将校候补生”后来都没能为溥仪所用，他的培养军事人才的计划彻底失败了。
选自《末代皇帝溥仪的生死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