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里途的小说故事背后，总是隐藏着对于世事、命运的无奈和因之而生的焦虑，寓言性的长篇新作《龟裂》（作家出版社，2008年1月）依然延续了这种调子。作为《家园三部曲》的终结篇，它书写了碧流河畔一群年轻人在20世纪末城市与乡村、道德与人性、责任与背叛以及邪恶与善良等多重矛盾背景下，精神、道德与人性裂变的故事。凝重的笔触，使它超越了善美与恶丑的表层纷争，直指人类的灵魂深层，其间对人物成功、奋斗的由衷喜悦，对人物堕落、扭曲不可遏制的愤怒和鄙视，纠缠交织在一起，渗透着作者缘于现代化进程中人类思想迷失的忧患与批判，凝结着作者对人类内在精神世界的质疑与拷问。
《龟裂》最显性的特征是在城与乡的冲突中，展示了主人公的精神裂变。小说将叙述时间圈定在20世纪90年代，叙述对象则是辽南丘陵地区一群年轻人――都兴华、齐振夏、默兰、响兰等的聚散离合、兴衰际遇。原本生活在城里的齐振夏，暑期随同学都兴华来到乡下，与同学的两个妹妹默兰、响兰产生了感情纠葛。最后阴差阳错地和默兰结合，并将她带到了城里；但两人很快就分手了。作者似乎对他们二人的情感悲剧并不想做过多的价值评判，而只是以之作为切入点，展开城乡矛盾的深层思考。乡村世界的田园美景令齐振夏着迷，而城市里的灯红酒绿则让默兰神往，他们都想通过拥有对方从而实现自己的理想。这种带有“围城”意味的行为，潜隐地说明城市与乡村的相互隔绝状态，正是由于这种隔绝造成了彼此的诱惑，隔绝越深，诱惑也就越大。当然，这也加重了人们为实现理想而付出的高额代价。“在当代中国，存在着两种文化时间：一种是都市快速奔涌的现代时间，一种是乡村相对稳定和变化缓慢的传统时间。这两种文化时间在近期的小说创作中被充分地表达为‘前现代’与‘现代’的矛盾和冲突。中国乡村在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危机、矛盾也从一个方面表达了现代社会发展过程的曲折和艰辛”。{1}作为农民，固然有着对城市文明和城市生活的向往和期待，但是根深蒂固的“农民性”却成为其与城市格格不入的因素，身份的认同成为进入城市的农民一种普遍的焦虑。默兰形象就蕴含着那种想急于得到城市身份、城市认同的急切与焦虑。处于花样年华的她，在进入城市的过程中，失去了乡村女儿固有的生命的鲜活与灿烂，她想利用身体资源，通过性关系迅速改变自己的经济地位，经过一番无望的挣扎之后，终于凋谢在城市的喧嚣与欲望之中。同样，城市人进入乡村虽然很少有认同的焦虑，但毕竟某种天然的隔膜阻碍着乡村世界对城市人的接纳。彼此间缺乏真正相容、相纳的真诚，只是想满足自身隐秘的需求和欲望，这必然造成人们彼此在向对方接近时要做出某种牺牲，包括精神的沦落、道德的丧失以及人性的分裂。原本有着奋斗理想的齐振夏，在融入乡村世界的过程中，逐渐露出灵魂深处的自私和偏狭，失去了健康向上的精神力量，最终迷失了自我，沦落为金钱的俘虏，成为系在女人裙带之上的精神侏儒，萎顿而卑微。小说的另两位主人公都兴华、响兰的命运同样充满着悲剧性。响兰尽管坚守着乡村世界的纯真与善良，没有像姐姐默兰那样迷失在城市的欲望中，却遭到了来自于城市的罪恶的黑手，生命之路訇然断裂。都兴华和妹妹响兰相似，坚持自己的生活之路，但命运之神却没有眷顾他，其结局如鲁迅笔下的涓生，只能在“遗忘和说谎”中终其一生。
作者正是通过这些人物生命、精神的沉浮描写，传达出对城市与乡村世界“二元对立”的忧患。尽管他没有为人们指出获得拯救的出路，却也为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敲响了前行的警钟，表现出一种学者特有的睿智和作家可贵的社会良知。
其次，作品对主人公在道德情感裂变过程中所饱受的是坚守还是背叛的煎熬状态再现，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城市与乡村非此即彼的二难选择中，许多人沦落的不仅仅是精神，还有不少道德和情感因子。道德和情感的坚守，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承过程中积淀下的最丰厚的人文精神资源，它平常在生活中也最被人们看重。但是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传统的道德越来越多地受到冲击，或被彻底地颠覆，或遭到重新结构化的处理；而从乡土中国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人们，只能无奈地接受这种断裂性的变化。因为乡土中国的传统道德和情感观念无法抗拒现代化的剧烈历史变动，于是将现代化进程改造了的“道德”作为新的规范，成了人们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对于这种“现代”，以往的文学叙事常常不容质疑地加以神圣化；但也始终有人怀疑其在带来“进步”的同时，颠覆了传统规范，使传统道德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现实的“合法性”。这种焦虑深深地渗透在《龟裂》的字里行间，甚至构成了小说创作的主要动机。故事开始时，齐振夏与响兰相恋并已私定终身，可是姐姐默兰却用“献身”的方式“横刀夺爱”，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妹妹的感情伤害。齐振夏原本已经有了自己的法定妻子，却还要接受默兰与响兰姐妹二人的感情。这种“始乱终弃”的行为，按乡土中国的道德规范衡量当是最令人唾弃和不齿的，但却在现代道德观念中得到了某些人的认可和接受，被认为是“对自己感情负责”，是人类自我实现的需要。塞缪尔・马斯洛就曾经强调说：生活的真正成就来自于我们自己的高级需要的满足，特别是自我实现的需要的满足。这样自我实现需要的满足，往往伴随着别人的痛苦和牺牲，满足一己私欲的结果是堕入道德的深渊。可以看出，作者对这种带有“现代”意识的道德观是持批判态度的。亲人反目、夫妻离散以及友情坍塌，是每个人所不愿意看到和经历的，以牺牲他人的利益换来自己幸福的行为同样也不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由于功利主义把道德原则建立在“趋利避苦”的人生与心理需求的基础之上，所以当代道德的危机实质上就成了道德规范的危机，而目前人们无法找到合理的道德规范，道德已经不再是可以信赖和值得追求的终极价值目标。因此可以说，道德规范的丧失是当代道德危机严重和道德无序、混沌状态的真正根由。
在对人物的道德沦落的描绘中，作品凸现出作者独到的审美倾向和价值追求，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经常借人物之口，阐释自己的观点、立场，传达对传统道德的坚守与忧虑。如“我终于良心发现：我是卑鄙的。不过，在现行社会里，正如诗人所言：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不卑鄙你就寸步难行，不卑鄙你就死路一条。你说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为什么善良只能是善良者的墓志铭呢？善良者统统都是死路一条，这个社会难道不是得了绝症了吗？眼下治愈癌症的唯一方法就是及时发现，将它切掉。社会正呼唤着一场变革，从而切除它的恶瘤。也许我必须得为我的卑鄙付出代价。”这与其说是作品中默兰的自我反省，不如说是作者对默兰、对人生、对社会的批判性思考。
同时，对人性裂变的观照，又使《龟裂》成了一篇原罪与救赎的寓言。出现在《龟裂》中的都是一些无名的小人物，一群被欲望、梦想与冷漠驱使，处在焦虑之中不明就里的现代人。作者分寸准确地把握住了那些人物在特殊环境中的性格侧面，他们都处在某种临界状态，一点简单微小的生活变化都足以促成他们背离预期的目标，而事实上这又契合了他们隐秘的无意识。他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秘不示人的一隅，确切地说是带有某种被欲望驱使的性心理畸变，作者正是借助诸多欲望化场景无所保留的呈现，引发出独到的道德化的诘问与反思。不论是都兴华、齐振夏，还是默兰、响兰，他们几乎都是在弗洛伊德所谓的“力比多”支配下，走向毁灭的。都兴华与响兰之间的乱伦行为（尽管在小说的末尾处揭示二人并非真正的兄妹），就是对伦理道德的疯狂背叛。一般说来，身体的疯狂意味着一种疏离，一种断裂，意味着个体从群体逃逸后不再接受群体道德的规范与束缚；但是事实证明，生理的欢愉是不能带来精神的超越与升华的。难怪作者在小说中写道：“人性的双刃剑本身就是明暗两种显现。明时理性让你是天使，暗时欲望让你是野兽。甚而有时还禽兽不如。”都兴华最终没能摆脱命运的纠缠，他娶的妻子竟是自己的妹妹，生下了一个满脸、满身长着黑毛，屁股的尾骨处长着尾巴的孩子。“婚姻是自野蛮人的自由交配发展而来的最高文明阶段。抛弃婚姻，回归原始的乱伦，将是极端堕落的返祖现象。”{2}都兴华们在寻找着疯狂的情欲宣泄，而当情爱蜕变为性欲的宣泄时，人也就变得与动物无异，“返祖”现象自然会随之产生。
这种世事轮回的恶果，无疑是人类非理性存在的显现，是祖先原始生存状态的再一次浮现，是文明进化的一种倒退。作者对其的批判是严肃而犀利的，说明当人类为了一己的私欲，放弃文明的规范和束缚时，他只能落入苦难的深渊，甚至是自我毁灭。
《龟裂》最为深刻精警之处是在守望与退却的抉择中，寄寓了对苦难叙述的批判。作者在后记中写了这样一段话：“正是这些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相互纠缠与纷争，从而点燃了我要书写我的《家园三部曲》的欲望。如果所有的思想和主义都无从考证它的对与错，那么，至少我们应当学会辨别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这或许就是我最初要写这部《家园三部曲》的动因了。”正是基于这种简单却又真诚的想法，小说既流露出对家乡、土地的眷恋，也为这块土地上人的苦难生活欷�不已；并且因“怒其不争”进而上升为一种理性的批判。“就写作苦难而言，这并不能证明小说就特别有价值，实际上，当今的小说一旦触及苦难主题，其内在都隐含着难以克服的矛盾，它们表现苦难的目的、方式、动机和结果，都很难达到统一……书写苦难的青年作家乃是当代极少数的富有责任感的作家，他们试图反映当今社会存在的不平等现象，揭示底层人的疾苦。也就是说，他们试图充当代言人的角色，行使文学的批判性功能。”{3}环顾当代文坛，我们不难发现有那么相当一批作家，在试图关注现实，反映人民遭受的苦难。《龟裂》的作者怀着对故土一种特有的感情，把苦难的土地之上人们的奋斗、迷惘以及堕落写得触目惊心；同时也传达了现代化的飞速发展极大伤害乡村生存环境的困惑与焦灼。“大地的记忆因为失血而开始模糊，大地的思维因为缺氧而开始混乱。它们像受惊的野鸡，把头夹在土地的裂缝里，失却了出路，又恐惧于退路。倒是那些处乱不惊的蚂蚁，夜以继日地搬家，不绝如缕，从高树、高山、高墙上浩荡而下，往河湾有水的地场迤逦而去。蛇与蜥蜴在迁徙，鸟群在迁徙，微生物在迁徙。荷塘村前的碧流河干涸了，袒露着河床坚硬的石头和龟裂的淤泥。村中央的千年古塘只剩下池中一眼泉水，涌着最后的泪。”这不仅仅是动物的迁徙，更是人类面临家园被破坏时艰难抉择的写照。不迁徙，就意味着踏实、安全地守护老祖宗荫蔽下的村庄，继续与灾难斗争，生命与财产听随天命，生活照旧贫穷简单；迁徙就可能将会远离灾难，使大家过上安全富裕的生活，但迁徙也是虚空、贫羸的精神生活的开始，真正漂泊人生的开始。这种对生活里到处充满的残酷悖论的揭示，也正是小说精神脉络走向的归结。
应该说，作者如此严肃认真地反映当代社会的症结问题，彰显出的是他浓厚的“乡土情结”。一方面，他激情洋溢、不遗余力地唱着土地的赞歌，对乡村的纯朴人性和伦理情怀满含敬意；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正视乡村道德日益颓败和沦落的现实，因而不得不唱出对土地的挽歌。作品是在用文学关注乡村世界中的弱势群体，但作者已不再是悲天悯人的救世主角色，而是真诚地自我诉说，因为他本身就是弱势群体的一部分。对于当代作家来说，关注现实问题看似容易，实际上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事情；这并不仅仅因为如今的整个文学界责任感和使命感正在受到严重的削弱，日渐流失，更是由于人们觉察、指认的社会问题归根结底并不是文学所能够解决的。尤其是面对苦难主题，那种批判的冲动往往无法被主流文学所容许和吸纳，这也正是作者的忧虑所在；但是作者同时又坚信“历史往往在非主流文化遗迹中寻找真实”，所以忧虑归忧虑，他还是将批判性的笔触指向了苦难。
在小说的后记中，作者曾经援引赫尔曼・布洛赫的观点，借以表达自己的创作理念：“发现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唯一存在的理由。一部小说，若不发现一点在它当时还未知的存在，那它就是一部不道德的小说。知识是小说的唯一道德。”沙里途认为文学需要时间的淘洗，那些采取把现实虚幻化和仿真化的书写方式，以期文学与当代社会和解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而只有尖锐地“楔入”社会现实、拒绝与现实和解、真实传达个性与独立声音的作品，在历经磨洗后，才会永存于世间。在如今喧嚣、轻浮而平面化的文学背景下，他这种厚重、尖锐与充满激情的写作姿态，无疑是令人敬佩，充满着特殊意义的。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1}孟繁华《重新发现的乡村历史》，《文艺研究》2004年第4期。
{2}马克斯・诺尔多语，引自弗雷德里克・R・卡尔《现代与现代主义――艺术家的主权1885―1925》，11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3}陈晓明《表意的焦虑》，第412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