擅写矿工题材的刘庆邦把2004年作为他的生活年。据说，这一年他去家乡和一些矿工生活了一段时间，补充了新的生活积累。据说，他把自己生活观察体验的重点锁定在那些离开家乡走入都市、以体力来换取微薄收入的打工者。刘庆邦说，这是一个长期以来被忽视的群体，他们的付出被喧嚣的都市淹没了。他们的境遇使他联想到一个词：牺牲。①今年一开春，刘庆邦的小说便像蓄积已久的火山熔岩喷出了地表，且都是矿工题材：《卧底》（《十月》第1期）、《福利》（《大家》第1期）《鸽子》（《人民文学》第2期）、《车倌儿》（《当代》第2期）……数量之多、劲道之猛着实让人吃惊。
一
中篇小说《卧底》首先如一声压抑许久闷雷从地底爆出，以赤裸裸的真实和黑漆漆的惨烈震惊了我们。小说讲述了一个记者站的见习记者周水明为了尽快“转正”，自告奋勇去私人小煤窑“卧底”，遭遇到比“包身工”更悲惨的奴隶待遇，生不如死。他曾冀望于记者站司站长的救援、公安局的匡复正义、窑工们的起义反抗、自己无冕之王的记者身份，岂料现实远比想象残酷，非但没有让自己逃离苦海，反而堕入了更可怕的深渊。如果说司站长的袖手旁观、公安局的敷衍了事、窑工们的彼此敌视与互相出卖还可将悲剧归因于他人，那么他自己的见利忘义、见风使舵则具有更大的悲剧性。在矿长的试探下，他立刻将自持的正义感以5000元卖了出去，做起了人上人的美梦。原来他所谓替天行道的理想也无非是一种权宜之计。倘若有一丝可能，他就不会是一个被剥削阶级，立马会变成与矿长无异的食人血汗的蛆虫。小说的深刻性还不止于此，周水明这个人物的骑墙性和两面性又有着相当的合理性和普遍性。他的记者同行井庆平靠粉饰太平名利双收，而自己的老婆却穷得在垃圾堆里捡裤衩穿，面对如此血淋淋的现实，我们怎能去苛求人物道德上的高蹈？在暗无天日的现实的衬托之下，周水明对自己职业地位和社会正义光明面的主观想象显得十分滑稽而可悲。他像一个参不破真相的愚人，一厢情愿地做着自己的白日梦，期待着救世主，却不知道这世界早已没有弥赛亚。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个不乏粗砺感的结尾：周水明获救了。不是因他所期待的任何一方的拯救，而是因为其他煤窑出了事而偶然降福；他舍命采访出的稿子也不会有发表的机会。至此，刘庆邦撤掉了最后一根通向光明的梯子，将我们抛置于无比荒凉冷漠的世界中。在这个嵌套着多重悲剧的小说里，从地面到地下，从现实到理想，每条路都被堵死，令人在窒息中绝望，在绝望中感到透骨的可怕和悲凉。小说以波澜造势，每个环节都以梦想的落空形成情节上的反转，主观想象与客观现实之间的落差一步步将情节推至绝地。
如果说《那儿》（作者曹征路，《当代》2004年第4期）描写的是工人阶级抵抗资本掠夺和不公平分配所进行的斗争，那么《卧底》展现的则是没有任何关系、背景、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在社会中的无望挣扎。寻找和确认自己的身份归属，是周水明的人生目标，也是小说前进的动力。身份，意味着某种权利，它是一个世界的敲门砖和通行证，意味着钞票、饭票及其背后的种种利益。作者巧妙地利用了一个准记者来打通地面与地下双重世界，将两个现实层面巧妙地连接在一起。在地面上，农民出身的周水明仗着肚里有点墨水，自视比农民工高，也因而有了许多对生活的梦想：让妻子不再拣煤核；让孩子的学费有保证；能住上商品房。这是每个人最合理也最普通的生活要求。可是，无论他怎样委曲求全、曲意逢迎、努力拼命，甚至舍命冒险，都无法凭借个人能力挤进城市的单位体制、成为一个“公家人”，更不用说出人头地、荫妻护子了。地下的世界，与地上一样无出路。在被囚禁的苦役生活中，他自以为能为弱势群体伸张正义，却受到窑工们的排斥和欺负。他原以为自己“暴露”身份后，会震慑住窑主和工头，不料这身份又毫无用处。在窑主的“调戏”下，他企图用地面的现实逻辑来个“身份”和“利益”的价值交换，岂料也失败了。最后，他像一个冬烘气十足的书生哭泣着幻想着自己能够凭借记者的身份获得有关部门的搭救，孰知又落空了。周水明始终没有认清这个事实：他和那些赤手空拳的农民工一样，都是没有“身份”的劳动者。
小说写出了作为个体的农民工在严酷的资本剥削制度中的绝望。对于周水明们来说，井下的现实与地面的现实其实有着某种同构性与同质性。周水明即是这种无根小人物的代表。他们是这个时代的无名者，没有身份，也不被任何团体组织所认同、收留和保护。在《那儿》中，工人们始终有着自己的阶级自觉和身份认同，他们会在英特纳雄耐尔的号召下团结起来为了自己的利益斗争。而《卧底》中这些被社会抛弃的边缘人，甚至都不是一个“群体”――没有自我意识。长期以来，中国单位制度将广大农民排斥在城市体制之外，实际上拒绝了农民对全民福利的分享，也使农民分散成一个个个体，无法获得“单位”、“公家”的认同与保障。②当高投入低效率的个体的农村经济逐渐被城市工业化瓦解和销蚀后，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只好离开土地，寻找新的劳动力“买主”。那些被非法“黑窑”所骗去的农民工，大多是在土地中无法再获得收益，无法养活自己和家人才沦落为工奴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既没有被当作工人、也没有自认为工人，自然也没有城市工人的待遇，即使令城市工人大叫痛苦的“低保”、“下岗补贴”、“工龄买断”也轮不到他们。他们赤手空拳、无依无靠，任凭压榨、奴役，真正成了这个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
在《那儿》中，曹征路最终让工人们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最后那个光明的尾巴也为现实的前途留出了一丝匡复公正的希望。作者甚至让在报社当记者的“我”最终受到正义的“召唤”，放弃公职到工地当民工，去走一条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显然，《那儿》在对现实的愤慨揭露中带着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而在《卧底》中，刘庆邦却没有如此乐观。《卧底》中的窑工们盲目而自私，为追求个人的得救而不管他人的死活，周水明企图煽动矿工们团结起来反抗窑主、逃离被奴役的困境，却遭到了一次又一次的告密和出卖。作者甚至没有设置一个正面人物，即使是周水明自己，也只是一个可怜的哪个阶级都进入无门的灰色人物，他的动摇和妥协可以想见。然而，这一切又有着可怕的合理性。小说中的黑暗势力是如此强大，在没有任何法律和道德约束的情况下，在拥有绝对优势的强权面前，一盘散沙的劳动者只能毫无反抗能力、任其宰割。在缺乏自我意识和阶级认同的情况下，窑工们之间缺乏同情和信任，轻易就被窑主以虚假的承诺为诱饵各个击破，根本无法团结起来争取共同的出路。与《那儿》中工人阶级的觉悟相比，《卧底》中的农民工仍处于蒙昧状态。历史仿佛鲁迅笔下那只苍蝇，飞了一圈又回到了原地，回到了无产者需要被启蒙的年代。
相比于《卧底》的批判现实主义，《福利》则近于黑色幽默，用一口棺材直击农民工生存的残酷性，映照出生存的可怖与凄凉，见出农民工生命价值的卑微与轻贱。这是一篇充满了荒谬与苦涩的作品：一个私人煤窑给窑工的福利竟然是死后有棺材的许诺，此荒谬之一。更荒谬的是，窑工们对这项福利的满意。对于农民出身的窑工们来说，比起其他煤窑窑工死无葬身之地的遭遇，能有一口棺材也足以让人心安了。新来的窑工家旺对那三口摆在窑口的棺材，起初是害怕的，渐渐竟变得亲近起来，到最后竟然有一种莫名的向往。对于家旺而言，种地没有希望，存身于此、冒死挖煤是他惟一的出路，惟一聊以安慰的，是那口散发着松木清香的散落着刨花的棺材。此荒谬之三。当这棺材成了流浪汉的临时住所、卖淫女接客的欢床时，生活的荒谬性被推至顶点。结局自然滑向了苦涩，却是以一种更意外的方式：家旺死了，却没能享受到棺材的福利，因为他不是在井下死的，而是在睡觉的地窝子里煤气中毒而死的。一口棺材，抚慰了人们对死亡的种种恐惧，因为活着或许是比死亡更艰难、更痛苦的存在。当人们把棺材当作通往死亡的最后福地时，当人们连最卑微的愿望都无法实现时，生命价值的被轻视被践踏被损害随即赤裸裸地暴露了出来。矿工们的生命是如此廉价：每根手指的价格不过是500块钱，生命的价值甚至还抵不上一副棺木。民工们用他们宝贵的生命、如花的青春换取的只是微薄的收入和艰辛的生存。它令我们想起马克思用来形容原始资本积累过程的名言：资本的每个毛孔里都流淌着鲜血。
相比前两部描写矿工“无声的死亡”的作品，《鸽子》和《车倌儿》在阴霾中多了几分明媚。《鸽子》里，刘庆邦已不满足于对矿工生存状态的本真描绘，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私人小煤窑的管理机构――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官员。对于突然驾到的市北郊派出所王所长要吃“野味”的要求，私营小煤窑的牛矿长是绝对不敢怠慢的。这些官爷们都得罪不起：“有管安全监察的，有管国土资源的，有管环境保护的，有管税务的，五花八门，隔三岔五就来一个，或来一群……若是稍有怠慢，惹得哪位爷龙颜不悦，人家随便捏你个错，款子罚下来，恐怕都不止一万两万。”王所长看上了矿工汤小明饲养的鸽子，汤小明偏偏不肯买帐，无论牛矿长开价多高也不愿意让自己的爱物成为所长的盘中餐。牛矿长只好当着王所长的面让汤小明“卷铺盖回家”，差人紧急驾车到别地买回骡子肉来代替，并许诺支付王所长以后的汽油钱才将风波平息。小说的收尾有些意外：王所长离开后，牛矿长并没有解雇汤小明，而是让他赶紧把鸽子放开，免得把鸽子闷坏了。至此，牛矿长的“温情”似乎将王所长的冷酷反衬得更加分明、刺眼。小说不再局限于对私人小煤窑合理性的单纯批判，而是将谴责的目光射向给予它们合法性的政府管理部门。地方官的仗势凌人与私人窑主的剥削压迫一样，也是造成矿工悲剧命运的元凶。在自上而下的层层盘剥和利益分享中，矿工的血汗不仅养肥了煤窑老板，也充实了那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地方官的腰包。
《车倌儿》则是一个单纯的小品，写出了底层矿工家庭在艰难生存中的暖意与温情。矿工死于矿难，留下了年轻的妻子和“死人钱”。在黯淡艰辛的生活中，寡妇与帮工之间由相互同情而渐生情愫，最终走到了一起。这是四篇近作中最明媚的一篇，然而这“明媚”却是十分有限的，我们始终无法忘怀那时时悬在矿工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井下的安全问题。它随时可能夺去年轻的生命、摧毁脆弱的家庭。或许正是在死亡无所不在的威胁中，幸福才显得如此可贵和值得珍惜。
二
综观这几篇近作，我们发现刘庆邦小说创作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相比过去作品中那种经典化美学化的倾向，他最近几年的小说题材更为原生，也更为酷烈复杂，显示出一种脱出经典，接近生活本身的不懈努力。” ③刘庆邦是一位重体验的作家，在很多作家依靠回忆、想象、虚构来创作小说的今天，他依然特别倚重亲下基层“体验生活”。他多次说过，矿区生活是他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题材。他善于从那些惨烈辛酸的生活原生态中提炼出故事，其小说中的情节、细节几乎都来自于生活本身。《福利》中在窑口摆放棺材的情节就来自内蒙古西部山区的一个煤矿。④可以说，是生活本身的形态，决定了他小说题材的重量和厚度；是生活本身的惨烈和艰难，提供了小说最真实可信的素材。
与题材的酷烈相适应，刘庆邦近作的小说语言也明显粗糙了许多。比起《玉字》、《走窑汉》时期遣词用句的精心用力、细腻传神，现在的语言少了许多讲究，多了几分粗砺感。尤其是《卧底》，新闻体的因素加强了，甚至有些纪实报道的风格。这种创作的改变究竟是出于一种自觉，还是作家在描绘现实时的一种无意识，我们不得而知。如果这是一种语言的“退化”，我们更愿意把它看作是对现实的一种“适应”。对于一个现实主义者来说，面对创作对象日渐衰败的现实，如何能画出朝气盎然的图画？对于一个以良知、道义为己任的作家，如何能凭空奏出盛世的凯歌？或许正是由于酷烈的现实与细腻的笔法之间无法协调，才有了这些语言上的变化。
几乎同时发表的这几篇小说，无论是在艺术上还是在思想上都显得更为成熟厚重，将刘庆邦创作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对于享有“短篇王”美誉的刘庆邦而言，似乎一直有着“长篇不如中篇，中篇不如短篇”的尴尬。《卧底》的出现，无疑为刘庆邦的中篇系列里增添了一个重量级杰作。这个中篇小说线索紧密、笔墨经济，既有着刘氏短篇讲究的情节设计，也有着更深厚的现实内容和思想意义。构思上更为精巧用力，开辟了多条揭示现实的道路，在搭建梯子的同时又将后路抹掉，最后将人物逼上绝境。比之早期的《走窑汉》、《家道》，中期的《幸福票》、《神木》，以及去年的《咱俩不能死》，可以见出刘庆邦矿工题材的小说有了更宽广的观察视野，不再局限于对矿工悲惨生活境遇的呈现，而有了对现实多方位多角度的进一步探索和追问。《卧底》、《鸽子》的批判层面更延伸到整个社会的肌理深处，使这些作品具有相当震撼的现实力量。
三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作家们热衷于表现抽象的苦难、永恒的人性，不屑于关注现实的痛痒。一时间，形而上的思想、花哨的叙事游戏伴随着贫乏的内容充斥了文坛。在文学市场化的今天，更有许多作家放弃了对弱者的关怀、对时世的体察、对不公的呐喊以及对现实人生的思考。文学成了饭后的甜点、聊天的点缀、打发时光的手段、忘却现实的麻醉剂。刘庆邦让我们感受到文学特有的干预现实的力量，它即使不能号召我们做点什么，至少能告诉我们生活另一端的事实。“人光看重血不看重眼泪是不对的，血你随便用刀子捅哪儿都可以流出来，但眼泪你不到悲伤的时候就是流不出来。” ⑤历史也许不会记录下矿工们用生命和血泪铺就繁荣之路的过程，但文学会以它的方式记录下来，流传开去。正如刘庆邦所说：“社会从物质匮乏到全面物质化，人的身体成了欲望的盛筵，人对金钱的索取也到了疯狂的程度。频发的矿难是物欲横流结出的一个恶果。作家应该关注在矿难中牺牲的生灵，文学应该记录和表现他们的命运。作家的这个良知不能失去，这个良知失去了可能比矿难还要可怕。” ⑥
①刘庆邦《2004我的生活年》，《北京日报》2004年3月8日。
②杨晓民、周翼虎《中国单位制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
③余�《看2005年第1期》，见北京大学“当代最新小说点评论坛”点评，《中文》2005年第3期。
④⑤⑥《刘庆邦眼中的矿区生活》，《南方周末》2004年12月23日。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