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被西方列强打得一败涂地的中国,曾经派出过一个空前规格的政府代表团,赴西方考察政治,诚心取经,一路受到西方各国高规格接待。这在晚清中国的国际形象普遍不好的情况下,成为为数不多的亮点。
史无前例的出洋团
1905年12月19日,上海吴淞口,清朝钦差大臣戴鸿慈和端方率领的政府出洋考察团登上了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的巨型邮轮“西伯利亚”号,下午二时,邮轮拉响汽笛,缓缓启航,驶向日本。
约一个月后,中国政府出洋考察团的另一路由载泽、尚其亨、李盛铎率领,登上法国轮船公司的“克利刀连”号,也驶往了日本。
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政府出访团。五大臣中的头一名是载泽。载泽是康熙的第六代重孙,出生第二年就被封为镇国公。他也是五大臣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出洋时尚未满30岁。
1905年,义和团的庚子之乱刚刚过去。而在中国土地上刚刚结束的,是争夺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立宪的日本胜出,专制的俄国落败。这给当时中国朝野上下带来的,又是一种立宪改革的刺激。社会上的报章杂志吵得热火朝天,连袁世凯、张之洞等重臣也加入进来,联名电奏要求立宪。这就是清廷最终下决心派要员“考求一切政治”的背景。
清朝将派大员出洋考察政治这件事,引起外国人热议。德国著名汉学鼻祖福郎克在《科隆日报》上写道:“他们此次出洋是为了学习日本、美国和重要的欧洲国家的宪法、政治制度和经济体系,特别是有着极大的可能,将西方的宪法、政治制度和经济体系结合中国的情况移植到中国去。”
而《泰晤士报》上的文章更加热情:“人民正奔走呼号要求改革,而改革是一定会到来的……今天的北京已经不是几年前你所知道的北京了。中国能够不激起任何骚动便废除了建立那么久的科举制度,中国就能实现无论多么激烈的变革。”
华夷间的彼此打量
五大臣临出发前,清廷在庆王府宴请各国使臣,让五大臣也一起赴宴。戴鸿慈在日记中记载说,这次宴会“酒馔并用中西”,席间还以军乐伴奏,一派风气相当开化的景象。仅仅往前40余年,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那时中国与西方列强间还在为西方外交使节能不能驻北京打得不可开交,直到中国人尝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苦果,也认可了老外的使节们驻北京的权利。又过了若干年,到了19世纪70年代,中国人才开始感到,光有人家使节驻自己国家,自己不往外派人,彼知己而己不知彼,这怎么行?这才开始派遣驻外使节。
在那时,“好官不出国”的观念还根深蒂固。1876年,郭嵩焘出任中国第一任驻英国公使时,有人骂他去外国“事鬼”。后来郭嵩焘回国后屡不得志,郁郁而终。
即使进入到了20世纪,出洋对于中国人仍是件苦差,路途遥远,时间漫长。从中国到日本,坐船要两天,从日本到美国夏威夷,坐船要十天,从夏威夷再到美国本土,坐船又是八天。虽然王公大臣们都有人侍候,但到了海上,该晕船一样晕船,本来想在船上开会研究考察方法,会都开不成。
到了美国,中国考察团所到之处,美国民众无不倾城相告,空巷来观。在瑞典,考察团经过的路上,市民们欢迎、唱歌、送花、挥帽致礼。在德国,当考察团游览德累斯顿的爱博河时,无数游人都停下来挥手致意。
这次,五大臣到了英国,戴鸿慈和端方去见英国外交部负责东方事务的副部长。对方问道,最近颇有消息说中国人的仇外情绪严重?戴、端二人答道,那是报纸上的不实之词,我们两国的大臣们真心实意地倡导友好,这种谣言自然会不攻自破了。
就这样,东西方终于开始有了交流,彼此间从陌生、敌视,到渐渐熟稔、接受,慢慢开始了彼此的接近、理解、调整和靠拢。
甘当小学生
此次五大臣出洋考察分别到了日本、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吉布提、科伦坡、新加坡、西贡、中国香港等15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丹麦、挪威、瑞典、荷兰、瑞士五国都是在考察团出发后,听说了此事,临时邀请考察团来访的。
中国考察团所到国家,一律都是最高规格接待。在日本,天皇接见,在美国,见到了总统罗斯福,在英国,去白金汉宫见英国国王,在法国,总统设宴招待……
日本人接待得最为认真。除了天皇接见,前首相、明治维新的元老伊藤博文还前来拜会了中国考察团。长谈时,中国人像是小学生,伊藤博文如同诲人不倦的老师。
载泽问:我国考察各国政治,锐意图强,应该以什么为纲领呢?
伊藤博文答:贵国欲变法自强,必以立宪为先务。
载泽问:我国立宪,应该师法哪一国家为最好?
伊藤博文答:各国宪政有两种,有君主立宪国,有民主立宪国。贵国数千年来为君主之国,主权在君而不在民,实与日本相同,似宜参用日本政体。
在此前34年,也就是1871年,日本右大臣岩仓具视率日本的政府使节团赴欧洲12国考察政治制度,时任工部大辅的伊藤博文年仅30岁,是副使之一。当年他们的考察极其辛苦:每到一地,白天奔波在铁臭煤气之间,天快亮才回,来不及换衣服,下一个宴会的时间已经到了。当时日本人是恭恭敬敬地当小学生,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方文明。30年风水轮转,现在轮到他们当老师了。
在中国考察团到达之前,中国驻英大臣汪大燮向国内报告说,英国人担心这次中国考察团会走马观花,考察是为掩人耳目,并无真意。为消除他们的担心,汪大燮专门聘请英国名家埃喜来(被载泽称为“政法学教员”)为考察团讲解英国宪法。他讲三权分立与君主权限、上议院与下议院、政府组织、选举制度、地方自治、税收与财政预算等等,头天讲解,隔天实地参观,从国会到内务部、地方自治部、财政部、农业部等一个一个地看。载泽在他的日记中以煌煌1.5万余字的篇幅对这些内容做了详细记录。
此次,西方人给中国人一直是红地毯待遇。载泽回国后的一番话道出真谛:造成如此状况,一在国势太弱,二在政体特殊,“故谓专制,谓为半开化而不以同等之国相待”。也就是说,西方人作为强者,在弱者、尤其是“半开化”的国家面前,更容易宽宏慷慨。载泽更加急迫地希望中国实行宪政:惟有“改行宪政,则鄙我者,转而敬我,将变其侵略之政策,为平和之邦交”。
匆忙收官
1906年7月17日,戴鸿慈、端方这一路考察团抵达香港。此前的7月12日,载泽那一路人马已经回到上海。眼下对于载泽、戴鸿慈等出洋五大臣来说,最要紧的事是说服朝廷,尽快实行立宪变法。回到北京以后,他们接连上折,又亲见慈禧和光绪,面陈变革之必要。
1906年9月1日,清廷正式宣布预备立宪。但是,比起30多年前考察西方后立意变法的日本,中国命运多舛。革命风暴已经山雨欲来,没有从容改革的时间了。
1908年11月14日和15日,光绪和慈禧相继驾崩,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朝被推翻,共和国成立。再往后,是没完没了的战争与动乱,中国的国门,时而开启,时而关闭。五大臣出洋的事情,伴随当时国人追赶世界潮流的急迫之情和对国家前途的种种设想,都被埋进历史废墟之中。
(摘自《时代教育(先锋国家历史)》2009年第7期 原标题为《清末五大臣的中国形象》图:廖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