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纪念诗人张枣的。从类型上说，它是人物诗，但同时，它也是主题诗；这从诗的题目上便可见一斑。2010年3月8日，张枣因患肺癌不治在德国图宾根去世。在他生前，我们曾在诗歌上以兄弟相称，后来却因俗事渐渐疏远。他曾感叹说，我们是多么矛盾的兄弟。我随时都能感到好玩。而你，随时都能远离好玩。引申到诗歌中，他的观点是，诗歌应该写得好玩一点。而我的看法则是，诗歌可以好玩一点。但好玩在风格上的范围不能太大。诗歌的好玩只是好玩仅限于此。而张枣从不想停留在“仅限于此”。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有一度很喜欢我寄给他的荷兰人写的《游戏的人》。他曾夸张地说，兄弟啊，我才不过壮年，有不可限量的才能，怎么就写不动了呢。这下好啦。你寄来的《游戏的人》，让我又恢复了写诗的冲动。诗人的原型，究竟该如何定位?他赞同我的想法，不界定好诗人的原型，当代诗就是写得再好，又有什么用啊。在所有流行世面的诗人原型中，他觉得先知最虚伪、最误人。用境界一比照，“游戏的人”才是现代意义上的诗人的原型。我们常常会不约而同地说出某些话：我们的诗歌应该戒掉先知。对于诗歌，先知是一种大麻。我们必须和某些人在先知的问题上分道扬镳。不必担忧世人对“游戏的人”会产生误解。诗歌是一种最大的游戏，远远超过了德里达的想象。他甚至会慷慨地击赏我的想法，我们可以用“游戏的人”这一诗歌原型，最大限度地解放现实。他敦促我关注，诗歌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对付万古愁。万古愁才是颠扑不破的现实呢。
从万古愁身上，我们应该能梳理出汉语诗的最独特的线索。能不能这样设想，我们的诗学有可能重新被万古愁激活的。但是，我不建议，诗歌必须把万古愁作为一个背景。他则争辩，万古愁是汉语诗的一个出发点。我艰难地拒绝着他的方向，他想写的是对得起古诗的汉语诗。他偶尔会困惑于我的文学志向：我只想写出当代诗。他曾会对我嘟哝：为什么有时我会嫉妒你比我更善于辨析?但你比不过我的是，我更善于审美。我过度辨析但审美上稍有缺憾的例证就是，我认为西方的文学传统立足于悲剧意识，而东方的文学传统偏重于天人合一。表面上，这似乎是想象力上的差异。但更根本的，这是文学性情上的差异。对西方的想象力而言，悲剧是不可克服。而对东方的想象力而言，万古愁是可用日常的物品来消除的。但有趣而又诡异的是，这种消除并不是一种彻底的了断，它只是一种短暂的但却高度有效的精神上的自我克服。弄清楚了文学传统上的差异，也就有了审美上的底气。至于线索，千古绝唱《将进酒》是一个明显的来源。经过李白的巧妙的癫狂，“万古愁”一下在文学主题上变得异常清晰。万古愁，是汉语诗永远的背景。人生最大的分寸就是“人生得意须尽欢”。
张枣是我见过的最迷恋交流的诗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交流，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精神的交流。诗，必须表现孤独，这是诗人之间的某种精神契约。他同意我的酒后失言：死，不过是游戏的一部分。我喜欢必死无疑。而他，带着缭绕着磁性的嗓音说，我也喜欢这四个的发音。这是成语词典里唯一的、用普通话念比用湖南话念好听的成语。所以，这首诗的开篇会写道：“你只爱必死”。只有在诗歌中，才会酝酿出这样的态度：爱因无疑的事物而萌生，而强悍。借助于必死带来的速度和力量，爱，帮助我们去捕获“生存的勇气”。这种捕获，似乎只能在诗歌中进行。所以，没有诗歌，人生是多么的无趣啊。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最想写出的诗句，都包含了这样的渴望：这生存的勇气，只有一半是可公开的经验，其余的另一半，好像只能用比喻来表达。勇气，是比空气还新鲜的空气。勇气，就是有蝴蝶蹁跹在其中的空气。勇气，是一种内在的自由。
张枣有时会困惑于我的不困惑，他偶尔会说，我搞不懂世人为什么搞不懂诗写到后来其实更需要勇气，而不是感性。我的回答是，诗歌可以发明任何感性，可以重新塑造出任何新的感性。而和诗歌有关的勇气，只能靠我们凭借运气去捕捉。有时，张枣认为我太执迷于运气。他觉得我是他见过的最反感运气、但又最依赖运气的诗人。还不等我反驳，他却又说，哎，我可能比你还偏爱运气。这些谈话和场景，在这首诗中也有强烈的反应：“围绕物质旋转，并不可怕。”运气，是一种无畏，它既针对存在与命运，也针对经验和洞察。
诗歌就是金钱。这是美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说过的一句话。张枣曾对我说，我就是想打败我身上的史蒂文斯。用一种高级的方式。兄弟啊，我觉得你也是这样的诗人。你也要打败你身上的史蒂文斯。有那么一阵子，我们差不多都认同这样的想法，诗歌是一场自我之战。这是一场秘密的战争，目的是把我们从混账的生活里解救出来。还有什么方式能比诗歌更好地触及“自我之歌”。完全同意，诗歌经久不息的主题就是自我之歌。要是早生两百年，就轮不到惠特曼抢先了。咦，真是奇怪，竟会有和我一样喜欢惠特曼的汉语诗人。不。准确地说，是你重新让我又激发了对惠特曼的好感。
对于现代诗，惠特曼是一个顽固的线索。同样，诗歌就是金钱，也是一个顽固的线索。惠特曼常常会被误认为草根，就像金钱常常会被怪罪成最大的现实。诗歌就是金钱，即说，别把诗歌的纯洁想得太特别了。通常，金钱意味着诗歌的对立面。它是最大意义上的“不纯”。但史蒂文斯却坦言，诗歌要显示它自身的纯洁的力量，必须去克服这种不纯，去提纯这种“不纯”。对现代诗而言，与其说金钱及其所代表的东西，是诗歌需要回避的东西，莫若说对金钱的自我克服，是现代诗的一个最基本的起点。这个起点，关乎“形成一种新的语速”。张枣认同我的即兴发挥，诗比矛盾本身还需要矛盾。诗，有时就是用速度去解决人生的难题。他也许修正过下面这句话：对速度的感觉，是诗歌中的最基本的感觉。
用张枣自己的话说，就是张枣极其早慧。所以，他比别人更喜欢观察天赋在诗歌中的作用。“发胖之后，你害怕你的天赋，会从黑夜的汗腺溜走”，写的就是他的顾虑。对诗歌写作而言。没有天赋，是一个难题。而一旦有天赋，难题会更多。张枣对聪明极其敏感，他有时也会讨厌这一点。他极其狡黠地说过，兄弟啊，我们都是有天才的人。但不同的是，我自己能看见我的天才，而你的天才你自己看不到。你的天才，只有天才才能识别得出来。天知道，他的戏言里有多少严肃的成分。他认为我身上最不好玩的地方，就是我认为天才不好玩。对此，我的回答是，能写诗已足够幸运，哪儿还有时间玩什么天才。假如有些严肃的诗学东西可以用戏言的方式去揭示，那么这首诗里，论及诗歌的悟性的句子就是：“所以说，干什么，都难免要过绝妙这一关。”
如何过绝妙这一关。张枣想到的捷径，是必须彻底地颓废。对诗歌而言，对创造力而言，颓废就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是一种尖锐的探索，一种深奥的颖悟；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自我损耗，一种生命的懈怠。像爱吃辣，构成一种社会风俗一样；颓废，是诗的必要的风俗。颓废关乎诗歌有没有境界，但这一点，讲得太明白了，又好像在泄露天机。关于颓废在诗歌中的故事，就是“诗歌不能低于人中无人”。
张枣不是一个复杂的人，但他身上的天真在诗歌中却转换成了一种很复杂的东西。他常常会打断我的思路：兄弟啊，也许有比境界更好的东西，但以我的体会，绝无比境界更适合汉语诗歌的东西。工夫全在诗外。但奇妙的是，一点都没糟践，最后它们全都又回到了诗歌中。对于诗歌的风格而言，张枣偏爱的是一种温柔的对话。他写得最好的诗都是情境诗。相对于存在的荒诞，诗必须是一种大温柔。只是这诗歌的温柔，除了诱人的那一面之外，还有极其深奥的那一面。温柔的空间性难道不是诗歌最迷人的地方吗?诗歌必须得去设想万古愁。这涉及到诗歌在经验上能臻及多少圆满。没有万古愁，生命的愉悦如何可能?没有识破万古愁，生存中的欢乐又如何获得真实?诗歌其实不在乎真实，而在乎如何获得一种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