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学思潮是对现代性的回应。“五四”时期的文学思潮是启蒙主义，启蒙主义是对现代性的肯定性回应。鲁迅“五四”时期的乡土文学创作，体现了积极的现代性追求，“五四文化”运动后期，救亡压倒了启蒙，以沈从文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对乡土的书写中出现了“反现代性”倾向的“逃逸”，本文试着探寻这种文学现象产生的原因，在探究后认为，二者在对“乡土中国”的书写中，在乡情与理性的纠缠中，在渴望民族人格的再造上殊途同归。
关键词：现代性 乡土文学 追求 逃逸 殊途同归
作者简介：刘燕荣，（1985―），女，江西南昌人，华侨大学文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0)-20-0008-02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五四”启蒙运动的重要一翼。五四时期的文学思潮是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启蒙主义是对现代性的肯定反映，科学与民主是现代性的核心。在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下，鲁迅作为启蒙文学运动的领军人物，他的乡土文学创作体现了对现代性的积极坚定的追求。鲁迅作是乡土文学的创始人物，提出了“乡土文学”的概念，“乡土文学”有着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乡土文学的作家”，多是“侨居京城”，远离乡土，先是有着乡土农村生活经历的赤子。他们怀着对记忆中故乡的乡土依恋，不断做着遥远而深沉的故乡梦。二是，“乡土文学”的作家在艺术的整体面貌上，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厚重的地方色彩。
同时，鲁迅创作了一系列乡土小说，《孔乙己》、《风波》、《故乡》、《祝福》、《阿Q正传》等，以启蒙理性为解剖刀，挖出传统文化的封建痛疽，用冷峻深沉的笔力揭露国民的劣根性，批判乡土社会的封建、冷酷、落后，以及挣扎在乡土大地上的人们的愚昧、麻木、冷漠。受鲁迅影响，许多作家走上了乡土文学的创作道路，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乡土文学作家，却以一种“反现代性倾向”的方式书写心中的乡土，使作品呈现出不同的风格与面貌。
（一）鲁迅“乡土文学”对现代性的积极追求
受启蒙理性的影响，鲁迅批判传统文化，批判国民劣根性，他的作品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性诉求最典型的表达，显示出他本人对自由、民主、科学的现代性价值的追寻，一生追求中国社会摆脱封建主义，走向光明的现代世界，他的乡土文学小说一直被视作是揭露民族劣根性的经典之作，他不遗余力批判封建主义传统文化，对国民性的揭露入木三分。鲁迅“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乡土文学作品，为同时代及后来的作家树立了典范。具体而言，鲁迅主要作品《风波》、《故乡》、《祝福》、《阿Q正传》、《孔乙己》等都以绍兴为背景，但他所揭露和批判的却不是一个乡村的愚昧、落后、冷漠，而是将之当作中国农村的缩影。正因为鲁迅所表现的是中国农村的生活，所以作品中的鲁镇、未庄等地名，几乎可以移到中国农村的任何一个地方，使之适应现代性转型的需要。
（二）沈从文的“乡土文学”对现代性的“逃逸”
沈从文仅从鲁迅的作品中汲取了写乡土题材的信心和勇气，而他的创作风格却截然不同，乡土文学到沈从文这里产生了流变，由冷峻深沉地揭露批判转为诗情浓郁地抒情赞美，特别体现在对乡土人物的刻画上：鲁迅笔下的乡下破败落后、挣扎着生活在那儿的人自私、愚昧、麻木、冷漠、充满奴性缺乏抗争精神。沈从文的湘西世界，不仅风光秀美，民风淳朴，还生活生长着一大批美丽明慧、善良纯真的湘西少女，翠翠、三三、夭夭等都是天地间钟灵精华之美的化身，似乎她们自身就是湘西的淳美风景，天然、质朴。甚至是卑微底层的水手、掮客、妓女等人物身上都散发着世外桃源式的人性的淳美。与此相对，沈从文的文字中表露了对城市文明的批判，对西方文明的疏离与逃逸。许多评论家在他的作品里发现了“反现代性”倾向，杨联芬分析沈从文的反现代性，她认为沈从文的乡土小说具有鲜明的“反现代性”倾向，“‘湘西’与沈从文的联系，是作为一种独特的价值选择，为沈从文的‘反现代性’而存在的，它所具有的不仅仅是地域、风俗乃至民族等一般性文化的含义，而是沈从文特立独行且带有某种边缘性的文化价值选择，这种选择的意义是远远大于‘乡土’、‘抒情’、‘田园’、‘牧歌’的，它体现出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反现代性’”。她对沈从文的小说，尤其是乡土小说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得出了沈从文“反现代性”的结论。杨厚均认为，“沈从文的反现代性是现代人对现代性的批判。对表现美和爱的理想的执著，对以乡土和民族为核心的传统的回归，对和谐美的标准的坚守，是其反现代性的主要表现。”这些论者都在文章中仔细的分析了沈从文对于现代城市文明的质疑和批判，认为沈从文是“反现代性”乡土文学的代表。
（三）造成这种流变的原因
其一，对现代性的质疑和批判是一战后世界的普遍情绪
中国的现代性是“外源后发型”的，也就是说，它不是出自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要求，而是在西方列强压迫下催生出来的（外迫性）；它不是来自中国本土文化传统，而是来自西方文化传统（外源性）。外迫性，造成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它调动一切传统文化反对西方列强，争取民族独立；外源性，使中国现代性事实上等同于西化，客观上它必须向西方学习。“五四”时期，科学主义成为一种宗教，形而上学的问题被排斥。工具理性的畸形发展，导致了科学主义霸权。现代性在中国社会的发展遭遇了危机。
一战后，梁启超来到欧洲，欧洲的衰败景象，动摇了他一直以来的信念。在《欧洲心影录》写到：“谁又敢说那老英老法老德这些阔佬，也一个个像我们一样叫起穷来。靠着重利借债过日子？” 在中国国内，很多人有和他类似的情绪。严复，在一九一八年给朋友信中写道：“……欧罗巴四年勤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而更年轻的梁漱溟也在一九二二年出版了《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认定“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其二，沈从文的自身因素
乡土，对沈从文来说是情根深种的一生牵挂。沈从文不论漂泊何方都深深惦念着那孕育他的湘西故土――湖南凤凰县，湘西独特的文化赋予他自然灵气，“跃动着原始生命活力”。他的独特成长经历造成了文化隔膜，沈从文从小是在根本与汉儒文化思维格格不入的另一个文化氛围中长大的，他的童稚、率真、质朴使他对另一种更加疏远、异质的西方文化有着深深的隔膜，永远觉得自己是不被城市接受的“乡下人”，随着沈从文人生旅途延伸，无论是从军，还是谋生大都市，那种“乡下人”所特有的气质，总让他觉得与都市的繁华格格不入，沈从文说：“我实在是一个乡下人……乡下人的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人截然不同！”。
沈从文没出过国，他对现代性的认识，更直接地是从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畸形发展中看到、体认到了它的负面影响。在沈看来，城市发展畸形病态：数千年痼疾般的封建文化，依然弥漫在城市；而充斥着西方文化的都市文明，被不加选择的吸纳，造成了城市文化的大混乱，好的东西被弃置，东西文化中本应抛弃的糟粕却肆无忌惮地流行。沈从文认为，生活在这种氛围中的人们，失落了乡村社会人们的率真坦诚，少了乡下人特有的素朴宽厚，却多了一份虚伪矫情和自私自利，人的生命就在这种卑怯苟且、龌龊慵懦中消失了。那么，这样的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呢？于是失望于城市而钟情于乡土的沈从文，就只好到他的故乡――边远的湘西去做精神的漫游并寻找灵魂的归宿了。
其三，社会文化思潮的改变：启蒙主义转向新古典主义
启蒙主义是争取现代性的文学思潮，启蒙理性成为其主导思想。启蒙理性以个体的人为本位， 宣扬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思想观念。启蒙主义文学是直接鼓吹现代性的文学。启蒙主义文学坚持理性，主要是人文理性，宣传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相信人的崇高与伟大，体现着理性主义的乐观主义精神。在“五四”启蒙主义之后，随着民族危机的紧迫，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压倒了实现现代性的任务，于是，由师法西方转为“以俄为师”采取了以反西方现代性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所谓“救亡压倒启蒙”。相应的，文学思潮也由启蒙主义转变为新古典主义。
“五四”文化启蒙的变异，导致部分知识分子的走上彻底的悲观主义道路。世纪末的情感弥漫于文坛，；另一方面有促使了以遁世的理想主义情绪来自足地完成浪漫情绪的宣泄。废名属于后者，废名在二十世纪20年代中期创作的乡土文学，弥散着冲淡朴实的田园牧歌风格，试图以恬静优雅的格调驱逐现实生活的丑恶与悲哀，缓解心底的悲痛，逃逸现实生活的精神困惑。沈从文是受废名影响最大的作家之一，沈从文写乡土小说均用其抒情的田园诗格调，他说：“自己有时常常觉得有这两种笔调写文章，其一，写乡下，则仿佛与废名先生相似处。”
（四）二者殊途同归：在向乡情与理性的纠缠中渴望民族人格的再造
“鲁迅之所以用乡土作为载体，从本质上来说，正反映出受一个现代启蒙思想影响后的知识分子充满着悖反的思想状态：一方面作为接受了西方文化熏陶的五四先驱，那种改造农业社会国民劣根性的使命迫使作者从一个更高的哲学文化层次上来藐视他笔下的芸芸众生，驱使他用冷峻剑客的解剖刀那一个个腐朽的灵魂，从而剥开封建文化那层迷人的面纱；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从小生活在水深火热的农业国家，与农民有着深厚血缘关系的地之子，那种对农民爱恋同情的儒者大慈大悲之心又有一种传统的情感方式隐隐表现在他的乡土小说中。”孔乙己长着长指甲的黑瘦的手，腿折后，用手走路的姿势；祥林嫂一遍又一遍重复她的悲惨遭遇，阿Q的癞疤，闰土的呆滞眼神等，这些其实都是鲁迅的乡土记忆的部分，所以在深刻批判之下还涌动着乡情萦心的追忆。
成名后的沈从文声明自己永远站在“五四”文化精神的逆方向来构筑自己的乡土社会，但细读他的作品，我们却不难发现其在田园牧歌的诗意叙述背后，隐藏着现代性的价值标准。我们要格外关注一下沈从文的一篇乡土小说：《夫妇》。《夫妇》讲述的是城市人瑛在乡村调养，碰上一件颇为尴尬的事：一男一女在野外野合而被村民抓住，要以伤风败俗为由重罚二人，村民们同仇敌忾的绑住了两个人。在瑛的调解下才弄清楚这对男女原来是夫妇，在野外享受春光却被不知情的村民抓住。因为此事，磺的心情大受影响，“开始觉得住在这里是厌烦的地方了，地方风景虽美，乡下人与城市中人一样无味，他预备后天进城”。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沈从文对自己所精心营造维护的湘西世界的解构，作者似乎已经站在了现代文明的立场了。虽然对现代性有着显性的批判与质疑，但是却并没有摆脱对基于天赋人权、平等、自由、民主等价值理念的现代性认同，因而才有了其笔下人物磺准备进城去的行动选择。
美籍学者李欧梵提出现代性有两个层面，一个是肯定层面，即世俗的现代性；一个是反思层面，包括文学、哲学、艺术等对现代性的反思、超越层面。沈从文无疑是具有后一种倾向的。所以从今天的眼光看来，沈从文绝不是真正绝对意义上的“反现代性”，而是更多从人的精神层面关怀着人的现代性，他在对乡土灵魂的赞美中，想象和构筑着一种健全的民族生活方式，以安置一个漂泊无定的现代灵魂，进而实现民族文化人格的再造。沈从文曾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里供奉的是人性。”’而鲁迅则给自己定性为“启蒙主义”，他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人生。”可见二者在乡情与理性的纠缠中，渴望的都是民族人格的再造，从这个意义上说，二者是殊途同归的。
在当时那个黑暗的时代，鲁迅对于乡土中国，爱之深责之切，在乡情与理性的挣扎中，表达“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悲愤心情，挖出病苦，引起疗救。沈从文则是在文字营造的美丽湘西，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地方，唱着动情的乡恋之歌，要问他们是为了什么？只因为他们都对广大的乡土中国大地和民众爱得深沉，呼唤在中国大地上出现民族人格健全的新民众。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
[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1月
[3]丁帆：《乡土小说史论》，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本
[4]郑明波：《中国20世纪乡土小说论评》，学苑出版社1997年10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