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1日，是西南联合大学建校70周年纪念。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奔徙昆明的生活是那一重要时期的历史见证。 千里奔徙到昆明
1937年12月，根据国民政府的指令，设在长沙的临时大学撤往昆明，另行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几乎与此同时，中研院总办事处于重庆发出指示，电令在长沙的史语所与社会学所、天文所等几个研究所设法向昆明转移。1938年春，中央研究院在长沙各研究所陆续向昆明进发。史语所人员押送三百余箱器物，先乘船至桂林，经越南海防转道抵达昆明。暂租赁云南大学隔壁青云街靛花巷三号一处楼房住居。此时梁思成一家已先期抵达昆明。并在翠湖边一个大宅院里落脚。
梁家自离开长沙后，乘长途汽车向遥远的昆明奔去。多少年后，梁从诫曾这样回忆路途的艰辛：“汽车晓行夜宿，几天以后，在一个阴雨的傍晚，到达一处破败的小城――湘黔交界处的晃县。泥泞的公路两侧。错落着几排板房铺面，不时闪出昏暗的烛火。为了投宿，父母抱着我们姐弟，搀着外婆，沿街探问旅店。妈妈不停地咳嗽，走不了几步，就把我放在地上喘息。但是我们走完了几条街巷，也没有找到一个床位。原来前面公路坍方，这里已滞留了几班旅客，到处住满了人。妈妈打起了寒战，闯进一个茶馆，再也走不动了。她两颊绯红，额头烧得烫人。但是茶铺老板连打个地铺都不让，全家人围着母亲，不知怎么办才好。”后来，多亏遇上了一群空军飞行学院的学员，才在他们的住处挤了个房间住了下来。此时的林徽因患急性肺炎已发烧四十度。一进门就昏迷不醒，多亏同车一位曾留学日本的女医生给开了几味中药治疗。两个星期后才见好转。
经历了六个星期的颠簸动荡，梁氏一家翻山越岭，历尽艰难困苦，终于在1938年1月到达昆明。几个月后，史语所的人员接踵而至。无论是梁思成一家还是中研院史语所人员，经历了千山万水的艰苦跋涉后，终于可以在这风景如画、气候温暖的城市里喘一口气了。
待这口气喘过之后，很快又面I临着沉重的生活压力。地处西南边陲，多崇山峻岭，在国人眼中并不突出的云南，由于战争爆发和国民党军大规模溃退，此地的战略地位越来越显得重要起来。省会昆明不仅成为支撑国民政府持续抗战的大后方，同时也成了沦陷区各色人等的避难场所。原在上海的几百家工厂企业，上海同济大学等教育科研机关，纷至沓来，北平的一些机构如北平研究院等也相继辗转而来。同当初的长沙一样，一向以安然静谧闻名于世的昆明，因蜂拥而至的滚滚人潮而骤然拥挤、嘈杂、混乱起来。城中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拖家带口、风尘仆仆的外地来客在匆匆穿行，寻觅着一处安身立命之所。
大批流亡者突然涌进，导致交通不便的昆明货物短缺、物价飞涨。毫无经济来源的梁思成、林徽因为了生存。只好拿出他们作为建筑师的特殊技能外出“打工”，为那些“卑鄙的富人奸商”(林徽因语)和发了国难财的暴发户设计房子，如林徽因在信中向费慰梅报怨的那样：“雇主是一批可憎的家伙，而且报酬很不稳定。”但为了解决“吃饭”这一首要问题，梁氏夫妇只好默默忍受，苦苦支撑。即便如此，令人尴尬甚至愤怒的生活也未长久，生存的重压使梁思成患了严重的脊椎关节炎和肌肉痉挛症，痛得昼夜不能入睡，经医生诊断是由扁桃体脓毒引起，决定切除扁桃体。昆明医疗条件有限，待手术做完，又引起牙周炎，索性再把满口牙齿拔掉。当两大“障碍物”被铲除之后，梁氏的身体仍不见好转，关节与肌肉的疼痛使他不能在床上平卧，只有日夜躺在一张帆布椅上苦度时日，大约半年之后，在各种正方偏方、中医西医或者中西医结合的理疗下才开始出现转机。
梁思成一家抵达昆明不久，刘致平、莫宗江、陈明达等中国营造学社的几位同事得到消息，也从不同的地方先后赶了过来。尽管前线依然炮声隆隆、战火不绝，但此时的梁思成感到有必要把已解体的中国营造学社重新组织起来，对西南地区的古建筑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调查，唯如此，方不辜负自己与同事的青春年华，以及老社长朱启钤的I临别嘱托。他开始给营造学社的原资助机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发函，说明大致情况并询问如果在昆明恢复学社的工作，对方是否乐意继续给予资助，中基会很快给予答复：只要梁思成与刘敦桢在一起工作，就承认是中国营造学社并给予资助。梁思成迅速写信与在湖南新宁老家的刘敦桢取得联系，并得到了对方乐意来昆明共事的许诺。于是，中国营造学社的牌子又在迷蒙的西南边陲挂了起来。
就在中研院史语所等学术机构向昆明撤退的同时，长沙临时大学也开始了撤退行动，师生们分成三路赶赴昆明。第一批从广州、香港坐海船由越南海防到昆明；第二批沿长沙经贵阳至昆明的公路徒步行军；第三批从长沙出发后，经桂林、柳州、南宁，取道南关(今友谊关)进入越南，由河内转乘滇越铁路火车，奔赴昆明。
史语所人员抵达昆明半个月后。西南联大步行队的闻一多、曾昭抡等教授率领近三百名师生，徒步跋涉3500多里，日夜兼程68天，带着满身风尘和疲惫，从长沙、贵阳赶到了昆明。进城之日，大队人马正好经过史语所临时租赁的拓东路宿舍门前。史语所语言组主任赵元任率领同人在路边设棚奉茶迎接，队伍的前锋一到，众人立即端茶送水递毛巾。欢迎的人群还为这支历尽风霜磨难的队伍献歌一首，这是著名语言学家兼音乐家赵元任特地为师生们连夜制作而成，词日：
遥遥长路，到联合大学。遥遥长路，徒步。遥遥长路，到联合大学，不怕危险和辛苦。
再见岳麓山下，再会贵阳城，遥遥长路走罢三千余里，今天到了昆明。
歌声响起，如江河翻腾、大海惊涛，慷慨悲壮的旋律向行进中的每一位师生传递着国家的艰难与抗战必胜的信念。许多师生与在场的观众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1938年4月2日，长沙临时大学师生全部完成了由湘至滇的千里奔徙，在昆明正式组建了足以标榜青史、永垂后世的西南联合大学。国民政府任命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三人为西南联大常委，共同主持校务。为了重振师生的精神，坚持文化抗战的决心，表达中华民族不屈的意志，西南联大成立了专门委员会，向全体联大师生征集警言、歌词，制定新的校训、校歌。从众多来稿中，专门委员会经过反复筛选和讨论，最后以“刚毅坚卓”四字作为联大校训。同时选定由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用《满江红》词牌填词、清华出身的教师张清常谱曲的词曲作为校歌，歌词为：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微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这是一曲20世纪中国大学校歌的绝唱，它凝聚了中国文人学者、莘莘学子在民族危难时刻最悲壮的呼喊，浓缩了联大师生在国 危家难之际所具有的高尚情感和坚强意志。从此，西南联大的歌声开始响起，激昂的旋律震动校园内外，感染着师生，激励着不同职业的中华儿女奋发自强。
西南联大组建后，张溪若、金岳霖、钱端升、周培源等原与梁家关系密切的联大教授，又得以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相聚，于战争的苦难中，流浪的知识分子在阳光明媚、风景宜人、鲜花遍地的边城，又找回了往日的温馨与梦中的记忆。联大常委梅贻琦在几次登门看望了梁思成这位清华的老学生后，专门邀请梁氏夫妇为联大设计校舍，两人欣然受命。据说，梁、林夫妇花了半个月时间，拿出了第一套设计方案，一个中国一流的现代化大学校舍跃然纸上。然而这一方案很快被否定，原因很简单，西南联大的经费对此无能为力。
此后一个月，梁林夫妇把设计方案改了一稿又一稿，高楼变成了矮楼。矮楼变成了平房，砖墙变成了土墙。几乎每改一稿，林徽因都要落一次泪。当交出最后一稿设计方案时，联大建设长黄钰生很无奈地告诉他们：“经校委会研究，除了图书馆的屋顶可以使用青瓦，部分教室和校长办公室可以使用铁皮屋顶之外，其他建筑一律覆盖茅草……希望梁思成再做一次调整。”梁思成昕罢，感到忍无可忍，径直冲进梅贻琦的办公室，把设计图纸狠狠地拍在桌子上，大声嚷道：“改，改，改!从高楼到矮楼，又到茅房，还要怎么改?”
梅贻琦望着这位平日总是心平气和的老学生一反常态地恼怒起来，知道是冲着政府削减经费过猛过狠又拖欠的做法而来，遂叹了口气，起身像对待耍小脾气的小孩子般和颜悦色地说：“思成啊，大家都在共赴国难，以你的大度，请再最后谅解我们一次。等抗战胜利回到北平，我一定请你为清华园建几栋世界一流的建筑物，算是对今天的补偿，行吗?”梁思成望着梅贻琦温和中透出的坚毅目光，热泪悄然从眼角滑了下来。
新校舍很快按梁、林的设计图纸在一片荒山野地里建起来了，其景观是：所有校舍均为平房，除图书馆和东西两食堂是瓦屋外，只有教室的屋顶用白铁皮覆盖。学生宿舍、各类办公室全部都是茅草盖顶。教职员工原则上均在昆明城内自行觅房屋租住，只有几位校领导因职务关系住校，但所住房屋与学生宿舍相差无几。几年后，梅贻琦曾在日记中描述了自己住居条件的尴尬：“屋中瓦顶未加承尘(设备)，数日来，灰沙、杂屑、干草、乱叶，每次风起，便由瓦缝千百细隙簌簌落下，桌椅床盆无论拂拭若干次，一回首问，便又满布一层，汤里饭里随吃随落，每顿饭时，咽下灰土不知多少。”
住瓦屋的梅贻琦吃尽了云南的灰土，而平时在铁皮屋教室教课与上课的师生，同样深为苦恼。教室内除了黑板、讲桌、课椅(右边扶手上有木板，便于记笔记)，别无他物。在多雨的云南，除了潮湿与闷热使北方来的师生难以忍受，一旦遇到刮风下雨，铁皮就开始在屋顶发疯似的抖动摇晃起来，并伴有稀里咣当、丁丁东东的声响。其声之大、之刺耳早已压过了面呈菜色的教授的讲课声，真可谓苦不堪言。有苦中求乐者把这一独特风景写成对联在校园贴出，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既是自嘲，也借以激励联大同人在新的艰苦环境中。“刚毅坚卓”地迈出前进的步伐。跑警报的日子
住居在茅屋中上课的联大学生，平静的书桌未安放多久，凶悍的日军飞机又带着一肚子“亮晶晶的家伙”主动找上门来了。
自1938年7月中旬始，日本作战大本营指挥25万日军沿长江两岸和大别山麓向西南地区围攻而来，国民政府迅速调集百万大军，以武汉为中心，在大别山、鄱阳湖和长江沿岸组织武汉保卫战。
8月21日，蒋介石接见英国《每日捷报》驻华人员金生并发表谈话，谓：“扬子江阵线之一，不久即将展开激战，此战将为大决战。”
10月下旬，日军迫近武汉三镇，中国军队与日军展开了空前的大血战，这是抗日战争初期最大规模的一次战役。交战双方伤亡异常惨重，日军伤亡人数达到了10万以上，国民党军伤亡40万之众。武汉保卫战不仅有效地阻止了日军进攻西南大后方的脚步，更重要的是为由上海、南京等地迁往武汉的大约三千多家兵工企业、民用制造业和大批战略物资转移到四川、广西、云南等地赢得了时间与空间。
10月25日，国民党百万大军全线撤退，武汉沦陷。
就在武汉会战尚未结束之时，日本军部已将注意力转移到切断和封锁中国国际通道的战略与外交行动之中。日军大本营首先派遣海军航空队轰炸昆明至越南、缅甸的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同时出兵侵占广东和海南岛。切断了香港和中国内地的联系，进攻广西切断了镇南关和法属印度支那越南的联系。1938年9月28日，日军以堵截和破坏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为终极战略意义的昆明大轰炸开始了。由九架日机组成的航空队从南海一线突然飞临昆明上空，首次展开对昆明的轰炸。昆明市居民和无数难民大多没经历过如此阵势，见敌机轰响着一字排开向这座边城压来，一时不知所措，许多人好奇地停住脚步抬头观望。
无情的炸弹冰雹一样从天空倾泻而下，观看的民众立时血肉横飞，人头在空中如飘舞的风筝，四处翻腾，满地乱滚。时在昆明西门外潘家湾昆华师范学校附近聚集了大批外乡难民和好奇的市民，几枚炸弹落下，当场炸死190人，重伤173人，轻伤60余人。
此时，西南联大师生和中央研究院等学术机构人员，因在长沙时已有了跑警报的经验，一看敌机来临，立即向附近的防空洞或野外狂奔。中研院史语所驻地靛花巷，离昆明城北门只有几十米的路程，出北门即是乡下的旷野，学者们听到警报响起，扔下手中的工作窜出室外纷纷向北门外狂奔。昆明市民政局一位参与赈济救灾的科员孔庆荣目睹了当时的悲惨场面，许多年后，他在一篇回忆中说：“炸弹落地爆炸，硝烟弥漫，破片横飞，死者尸横遍野，幸存者呼天嚎地，惨叫之声不息……最惨者为一年轻妇女领一岁多的小孩，妇女的头被炸掉，尸体向下，血流不止，而孩子被震死于娘的身旁。除此，其他破头断足、血肉狼藉。”其凄惨之状不忍追忆。
初试锋芒，日军感到兵不血刃就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战果，于是放开胆子继续更大规模地对昆明实施狂轰滥炸。许多人都亲眼目睹了这样的景象：只见飞机在空中从容变换队形，一架接着一架俯冲投弹，整个城市浓烟四起、烈焰升腾，尔后才是炸弹的呼啸和爆炸声，有时甚至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枚枚炸弹如何从飞机肚子里钻出来，带着“嗖嗖”声向城市飞去。
因有了“九二八”惨剧这一血的教训，“跑警报”成了昆明城不分男女老少、贫富贵贱共同的一种生活方式。在黑市上倒卖的本地酒，也开始与时俱进地挂名“警报牌”，以此招揽生意。由于敌机经常前来轰炸，几乎每天都要跑警报。时在西南联大就读的学生汪曾祺后来在撰写的回忆文章《跑警报》中，做了这样的描述：“联大刚进入昆明的那几年，三天两头有警报。有时每天都有，甚至一天有两次。昆明那时几乎说不上有空防 力量，日本飞机想来就来。西南联大有一位历史系的教授，听说是雷海宗先生，他开的一门课因为讲授多年，已经背得很熟，上课前无需准备。下课了，讲到哪里算哪里，他自己也不记得。每回上课，都要先问学生：我上次讲到哪里了?然后就滔滔不绝地接着讲下去。班上有个女同学。笔记记得最详细，一句不落。雷先生有一次问她：我上一课最后说的是什么?这位女同学打开笔记夹，看了看，说：您上次最后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
频繁的警报搞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无论是学者还是学校师生，大好时光白白流逝。鉴于这种痛苦不安的情形，云南省政府开始通知驻昆明的学校及科研院所尽量疏散至乡下，以便减少损伤，同时也可腾出时间工作。西南联大人多势众，要选个合适的地方不容易，一时不能搬动，但有些教授还是自愿住到了乡下比较偏僻的地方。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为保存明清档案及书籍不受损毁，决定立即搬家，搬到一个既安静又不用跑警报的地方去。此前，石璋如到过城外十几里地的黑龙潭旁一个叫龙泉镇的龙头村做过民间工艺调查。并结识了龙泉镇棕皮营村村长赵崇义。棕皮营有个响应寺。石认为此处条件不错，便引领李济、梁思永等人前去观察。待看过之后。经赵崇义与镇长商量并得到许可，史语所决定迁往此地。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傅斯年来到了昆明。
死神过往中的短暂沉寂
淞沪抗战爆发后。傅斯年托史语所一位陈姓职员护送自己的老母前往安徽。暂住陈家，继而让妻子俞大彩携幼子傅仁轨投奔江西庐山牯岭岳父家避难。自己只身一人留在危机四伏的南京城。具体组织、指挥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和各所内迁重庆、长沙等地的事务。
自1928年6月中央研究院成立后，陆续按学科分科增设各研究所，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已设立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气象、历史语言、心理、社会科学及动植物十个研究所。理、化、工三个研究所设在上海，其余各所均设于南京，并在南京成贤街旧法制局内设立总办事处(北极阁新址落成后，办事处迁往新址办公)，主持办理全院行政事务。
当史语所等机构迁往长沙后，傅斯年在总办事处度过了最后的留守岁月，于南京沦陷的前夜，奉命撤离。同年冬到达江西牯岭，见到爱妻和幼子，随即携妻带子乘船经汉口抵达重庆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1938年初夏。蔡元培终于同意朱家骅辞去总干事职，本想请傅斯年继任，但傅坚辞，说对昆明的弟兄放心不下，急于到昆明主持史语所工作。蔡只好请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所长、原“科学社”的创办人、著名科学家任鸿隽(字叔永)任总干事。
傅与任交接了总办事处的工作后。携妻带子来到了昆明，与史语所同人相会于昆明静花巷三号一楼，继之迁往龙泉镇龙头村。此时，梁思成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虽已恢复，但要开展工作，就需要有辅助这一工作可供查阅的图书资料，否则所谓工作将无从谈起。
在南迁的北大、清华、平津三校中，唯清华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和之后抢运出了部分图书及设备仪器。自长沙撤退之后，清华通过本校名教授顾毓�的关系，将图书大部运往重庆，存放于顾教授之弟顾毓泉为负责人的经济部下属某所，携带昆明者只很少的一部分。想不到1938年6月26日，顾毓泉从重庆急电昆明的梅贻琦，告之曰：
昨日敌机狂炸北碚，烧炸之惨前所未有，敝所全部被焚毁，救无效。贵校存书全成灰烬，函详。
此前南开大学的图书馆在津门被日机炸为灰烬，北大图书没有抢出，如今，抢运出来的清华图书大部又成灰烬，陆续迁往昆明的三校几乎无图书可资参考。只有中研院史语所来昆明后，为方便研究工作，傅斯年设法将先期疏散到重庆的13万册中外善本书寄运昆明靛花巷三号驻地，随即又将靛花巷对面竹安巷内的一座四合院租下作为图书馆，算是为迁来的三校和其他学术机构研究人员的借读缓解了燃眉之急。正处于孤助无援的梁思成，顺便与史语所协商，借用其从长沙和重庆运来的图书资料及部分技术工具，以便开展业务工作，傅斯年慷慨应允。表示支持。此后，中国营造学社与史语所这两个本不搭界的独立学术团体，就形成了老大与老二、国有与民营、依附与被依附、难分难离的“捆绑式”格局。
既然营造学社与史语所已成了老大与老二的依附关系，也只好跟着搬入乡下，在史语所旁边的麦地村落脚，并寻租了一处尼姑庵做工作室。
1939年1月20日，傅斯年为爱子仁轨画了一张旅程图，题记曰：“小宝第二个生日，是在牯岭外公外婆家过的。爸爸在南京看空袭。生下三年，走了一万多里路了!”言词中透着钻心的悲怆与凄凉。
就在史语所迁往龙头村不久，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也从重庆迁往昆明，并在离史语所不远的龙泉镇起风庵暂住。据当时在筹备处工作的年轻研究人员赵青芳后来回忆：“此处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子，村子背靠山坡。起风庵内有个四合院，共十多间房屋，除尼姑占有少部分外，大部分都拿来做了办公室。当时的工作人员不足20人。村子在夜深人静时常闻狼嗥，大狼小狼之声清晰可辨，一时间颇使人生畏。好在白天环境十分幽静，在办公室窗前可以看见松鼠在树上跳跃，给孤独、清贫的工作人员带来一点心灵慰藉。”
尽管生存环境差强人意，毕竟在敌机轰炸中又安下了一张书桌，众研究人员心情渐渐平静的同时，又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忙碌起来。
已得到中基会赞助的梁思成率领中国营造学社工作人员，除在昆明城内外从事古建筑调查，还亲自带队赴四川西康一带做野外古迹考察，同时与史语所的李济、石璋如等人组织成立了一个“天工学社”，专门调查昆明的手工制造业。傅斯年在龙头村观音殿内，用新发现的内阁大库档案研究成果校点《明实录》。董作宾在自己的斗室里埋头研究甲骨文，撰写他那后来轰动世界的皇皇巨著《殷历谱》。梁思永则独自研究殷墟西北冈出土的铜器，每当需要画精确的铜器图饰时，便请营造学社的陈明达、莫宗江两位受过绘图训练的人员协助。据石璋如晚年回忆，陈、莫二人绘图功力深厚，既仔细又准确，二人往往白天跟随梁思成到城里城外调查，晚上回来为梁思永加班画图，里里外外一时忙得不亦乐乎。
当此之时，从英国伦敦大学学成归来的吴金鼎、王介忱夫妇，以及曾昭�等人，先后加入了中央博物院筹备处队伍，并以博物院筹备处专门委员的身份，与史语所、中国营造学社人员共同组成了“苍洱古迹考察团”，由吴金鼎任团长，赴云南大理一带苍山洱海进行史前遗址调查，其间发现遗址12处，墓葬十余座。1939年，吴金鼎、王介忱、曾昭�等组成发掘队，开始对发现遗址进行发掘，先后发掘了马龙、清碧、佛顶甲、佛顶乙、中和、龙泉、白云等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古墓17座。经整理研究，认为这一地区的文化面貌与中原地区有很大差异，鉴于发掘遗址分布于苍山之麓和洱海之滨，故定名为“苍洱文化”。这一文化的发现和命名，开创了西南 地区文化研究的先河，为中国西南部考古奠定了基础，同时对后来整个西南部地区文化体系的建立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942年，苍洱考古报告作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专刊在四川李庄得以出版，从而引起了世人的关注。
身处战时，宁静无忧的生活总是显得过于奢侈和短暂，到了1940年3月，蔡元培在香港去世的消息传到昆明，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与西南联大同人无不同声悲泣。傅斯年在龙头村旁边的弥陀殿的大殿外，专门组织召开追悼会。除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人员外，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及营造学社同人也前往参加。傅斯年作为主持人，在讲述恩师蔡元培的生平，特别是上海沦陷前后一段经历时，泪如雨下，几不成语。
蔡元培去世后，按照规定，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由散落全国各地的评议会评议员于重庆选出翁文灏、胡适、朱家骅三人，供蒋介石圈定。因胡适此时正担任驻美大使，不能回国就职，院长人选只有在翁文灏与朱家骅之间选择。蒋介石对翁、朱二人皆不甚满意，故左右摇摆、举棋不定，直到蔡死后半年有余的9月18日，才最后下定决心弃翁而圈朱，不过蒋介石在圈定之后又加了个“代”字，朱家骅遂以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的名分被公示天下。
第一把交椅的朱家骅，鉴于傅斯年在中央研究院非同寻常的霸气和办事才干。根据“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老规矩，上任之始便弃任鸿隽而请傅斯年出任总干事一职。傅斯年此时正身患高血压，并深受其累，不想戴这顶“闲曹”手下总干事的帽子，但因朱家骅真诚相邀，感念当年朱氏在中山大学时期对自己有知遇之恩，遂“为了朋友，欣然的答应下来”(朱家骅语)。不过傅斯年还是有言在先，认为自己既然已担任了史语所所长。不能再兼职，只是以暂时代理的身份出任总干事职。在代理之前，要先回昆明处理史语所的事务，然后回重庆就任。而这个时候，昆明的局势则又进一步恶化了。
自1940年7月起，为彻底切断中国仅存的一条国际通道，日本人利用欧洲战场上德国人胜利的有利时机。直接出兵强行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的越南，不仅切断了滇越铁路，而且由于距离缩短，使得飞机轰炸滇缅公路和终点站――昆明，更加频繁起来。到了8月底、9月初，日机对昆明的轰炸更加猛烈，轰炸范围已扩大到昆明郊区，日军开始组织精锐部队向云南境内进犯，形势日趋危急。住在昆明郊外龙泉镇的史语所与中国营造学社同人，每天都在警报的鸣响中惶恐度日，其悲苦之状从林徽因给费慰梅的信中可以看到：
日本鬼子的轰炸或歼击机的扫射都像是一阵暴雨，你只能咬紧牙关挺过去，在头顶还是在远处都一样，有一种让人呕吐的感觉。
可怜的老金。每天早晨在城里有课，常常要在早上五点半从这个村子出发，而还没来得及上课，空袭就开始了，然后就得跟着一群人奔向另一个方向的另一座城门、另一座小山，直到下午五点半。再绕许多路走回这个村子，一天没吃、没喝、没工作、没休息，什么都没有，这就是生活。(《梁思成与林徽因》费慰梅著)
而梁、林的儿子梁从诫在童年的记忆里，曾留下了这样的画面：“有一次，日本飞机飞到了龙头村上空。低到几乎能擦到树梢，声音震耳欲聋。父亲把我们姐弟死死地按在地上不让动。我清楚地看见了敞式座舱里戴着风镜的鬼子飞行员，我很怕他会看见我，并对我们开枪。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这样的生活显然难以继续支撑下去，根据重庆国民政府的指示，西南联合大学、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社会学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驻昆明的学校和科研机构，全部向大后方转移，并指出最合适的地方是三峡以西的四川辖境。因蜀地既有千山万壑的阻隔，又有长江或岷江、金沙江、嘉陵江等支流和国民政府战时首都重庆相通，是一个可进可守的天然避难场所与积蓄力量待机反攻的后方战场。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在大难临头之际都逃亡四川避难，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在长安城陷之际，唐玄宗携带部分文臣武将出逃四川剑南，使李唐王朝在天崩地裂的摇晃震荡中最终又站了起来。鉴于这样的天然条件，驻昆明的机关、工厂及各教育单位与学术机构，纷纷派人人川考察，以尽快撤离昆明这个战火熊熊的城市。
当年10月，赴四川考察的西南联大人员已在泸州南部的叙永找到了落脚点，准备先在此地建一分校，以待将来形势演变再做全部搬迁的抉择。而史语所派出的副研究员芮逸夫。也在宜宾下游19公里处，找到了一个可供安置书桌的地点。回到昆明后，芮逸夫将赴川考察、洽谈情况向傅斯年做了详细汇报，傅闻知与李济、梁思永、董作宾、李方桂等人交换了意见。最后决定：在没有更好的地方和去处的情况下，选择此处暂时落脚。于是，中央研究院在昆明的几个所，连同相关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等学术机构，与同济大学一道，又开始了一次大规模迁徙，目标是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四川南溪李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