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官场有许多特色，迷信成风是突出的一条。 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关系达到冰点。因光绪无子，为防止帝王再出在光绪生父醇亲王府，慈禧不顾内外压力，立端王载漪之子为大阿哥，作为光绪的继任者养在宫中。
有一天，慈禧在醇亲王墓园中游玩，让擅长堪舆之术的汉军副都统英年相一下该园吉凶。英年作出惊骇状说：“再世为帝者，当仍在王家。”
慈禧反问：“当用何法破之？”英年指着园中一株巨大的白果树，说白果树的“白”字下面加一个“王”字就是“皇”，“伐此则气泻，是或可破也”。慈禧回宫即命内务府中人立即砍树。此树坚硬如铁，“斧锯交施，终日不能入寸，而血从树中迸出”。在慈禧亲自督促下，树终于被砍倒，“中毙一巨蛇，小蛇蠕蠕盘伏无数，急聚薪焚之，臭达数里”。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慈禧的影响下，清朝官场迷信盛行。名将杨芳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认为洋人的枪炮是邪器，以臭秽之物才可制之。于是，他设计了一套以邪制邪的战术，在全城收集粪桶，纸扎草人，并进行建道场、祷鬼神等活动。摆好架势后，因两国议和，马桶等物没派上用场，但留下了笑柄。（摘自《羊城晚报》尹传刚文）
晚清迷信风气之盛，由此可见一斑。
在中国历史上，晚清是最窝囊的朝廷，多次被外敌入侵，多次跪地求饶，多次割地赔款。如此软弱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迷信导致愚昧，愚昧导致落后，落后必然挨打。
世事沧桑，光阴似箭，一百多年过去了，科学与文明在不断发展。但与时代发展不协调的是，官场迷信又在新形势下风生水起。
当今一些官员追逐的，除了权力、金钱、美女，还有风水。他们“不信马列信迷信，不信科学信风水”，一边贪污腐化，一边烧香拜佛，不少官员身后都有“大师”的身影，办公楼有没有“王家之气”，办公桌摆在哪儿，门朝哪个方向开，车牌号是“777”还是“999”，哪里要放个什么物件“行运”或“镇邪”，如何用巫术置竞争对手于死地等，都颇有研究。山西吕梁交口县原县委书记房某在风水师指点下，夜阑人静之时，带着县委班子成员齐刷刷地跪于香案前，在县委大院内埋下桃木弓箭、铜镜、升官符等，还重建了看守所，新修了牌楼。山东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请“大师”预测前程，大师说他可官至副总理，只是命里缺一座“风水桥”。胡便下令已施工的国道改道，在水库上建起大桥。不幸的是，胡最终未能“过桥入阁”，反成了阶下囚。
官员迷恋风水，不是求官、求财就是求平安，希望腐败不被发现。无论何种原因，都是“私事”，可买单的却是纳税人。重庆市委宣传部原部长张宗海每年都要去华严寺烧第一炷香，花“善款”数十万，还在寺庙写上“谒真武观原知万物皆循道，朝观音阁顿悟众生可成佛”的对联。湖南省政府原副秘书长唐见奎因被和尚算准职务升迁之事，特地从省财政拨出200万专款，为和尚的小庙修了一条进出的水泥路。
“官员带了头，群众有劲头。”官场迷信带动了社会迷信，过去有的封建迷信现在有了，过去没有的现在也有了。官场与社会相互呼应、相互促进，成为潜在的反科学暗流。“张悟本养生说”“2012地球末日说”等能轻易流传，混淆视听，皆源于官员的示范效应。
有学者认为，从古往今来的文明史看，促进迷信形成的力量有两种：一是自然力量，二是社会力量。早期多为自然力量的崇拜，同时伴有对社会力量的迷信，这两种崇拜相辅相成，彼此互动，交相呈现。对自然力量的崇拜会随着科学文明进步而淡化，但对于权力的崇拜不会随着社会进步而消失，有时反而可能被强化，其功能、影响大大超过对自然力量的崇拜。官场迷信就属于这样一种权力崇拜形式。
当官场中暗箱操作的神秘、关系派别的倾轧、钱权交易的黑暗让人越看越糊涂、越想越不明白的时候，一些官员去求助神灵便成为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