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世界？走向什么世界？ 如何判断、描述、探讨“中国文学”与“世界”的关系，从近年中国文学界的基本观点或结论来说，主要可以归结为三种（句式）：一，中国文学“已经”走向世界；二，中国文学“正在”走向世界；三，中国文学“如何”走向世界？姑且不论这三种说法的短长，它们实际上都暗含了一个共同的思想前提：中国文学与世界的关系“状态”，主要不是一种单纯的文学事实，而是一种关涉文学价值的评判，即可以根据中国文学与世界的关系程度而对前者进行价值判断。同时，这三种说法也都又泄露出了一个共同的心理情结或症状：“走向世界”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的一种重要关切乃至焦虑。——两相结合，借助时下的一个时髦说法，就是中国文学与世界的关系关乎中国文学的核心利益。
显然，这是讨论（宏观范畴的）中国文学（问题）的一种新语境。
为使这种讨论的实际所指和边际有所确定，有必要先对所涉关键词（概念）有所规范。看似比较简单能够搞定的是“中国文学”，实际所指的应该主要是当代、当下、现时的中国文学，进一步明确说，主要就是“文革”后、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相对难说清的是所谓世界究竟何指？
世界就是全球、全世界？还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这两个设问性的回答既有点同义反复，又太宽泛不着边界。将中国文学输出到域外实际空间范围的全世界，事实上并不可能，也没有一种国别文学有此可能；所谓世界必有所空间限定。第二种回答则貌似将中国置于世界之中，实则有点抗衡西方中心的潜台词，意谓在中国（大陆）的中国文学也就在世界之中。只是这种潜台词已经实际取消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问题本身，虽仍不失为一种文学性颇强的说辞，但“世界”因之有了“消失”的可能，也就没有意义或无从讨论下去了。
中国（不仅是文学）走向世界的问题产生，显然有其明显的历史生成缘由，比如可以追溯到清代中晚期、甚至明代中国的域外交通，但这个问题之所以每每会成为历史上的当下性焦虑，显然都有其当下性的特定缘由。从历史上看，这种缘由大多或主要起于中国与欧美的力量和利益碰撞；从当下情境上看，也同样不外乎相同的缘由。——当我们反思西方中心观的时候，大多视其为西方的强权或霸权，但西方中心观恰恰、至少也是经由晚清、“五四”时代的中国精英和先进分子才在中国获得了合法性和正确性。作为一项遗产，不管原因，结果就是中国对之的认可和认同；否则也就不会有“走向世界”的问题产生。
因此，“世界”的不言自明的经验性认识，中国语境中对于世界的实际或真实的所指，历来就是以欧美列强为中心的世界观。获得与欧美列强同等、平等的国家与世界地位，也就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基本目标和目的。这种世界观难言绝对的正确与否，但其中形成的挑战和困难因之同样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障碍。
就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这一当下性的话题本身而论，如前所说，其中不仅关乎事实判断，而且主要同时（或是潜在地）也含有价值判断。走向世界是否意味着中国文学必须主要以欧美、西方文学的价值观作为准入门槛？或者，是否意味着后者被迫、不得不认可、包容异质性的中国文学价值观？文学价值当然有其同质性，但同质性在这里显然没有讨论意义；着眼于同质性也就不会有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问题性和焦虑性。只有突出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学的价值异质性，这个问题才会是真实的，并且，也才能最大程度地彰显中国文学的价值独特性。所谓挑战和困难就在于此。不能消弭这种挑战和困难，障碍也就还将长期横亘在中国文学和所谓世界之间。
也就是说，如果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是一个真实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恐怕还会延续下去，就像它几乎已经延续了一百多年一样。如果中国文学与世界的关系关乎中国文学的价值地位，并且关乎中国文学的核心利益，那么中国文学的价值地位和核心利益在这种判断视野里，至少目前依然还只能是模糊的和暖昧的。——这正是我们和中国文学的焦虑所在。只是有时我们不太愿意自觉地去正视它、接受它、放下它。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处理方法，那就是将世界当作一种纯粹性的概念或符号，甚至干脆就视其为一种言说逻辑中的乌托邦，寄予期待，不予落实。我们同样能够获得有关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一种真实语境。
海外研究：作为世界（文学）资源的中国文学
换一个角度看，所谓世界的不确定性和歧义，并不妨碍中国文学作为世界（文学）资源的真实性和使用价值。也就是中国文学仍拥有世界流通的实际交换功能。
不妨由德国汉学家顾彬教授的案例来管中窥豹。我原以为顾彬只在中国才是个争议人物，据说是因为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论”、中国当代文学成就不高要怪罪于作家不懂外文等“奇谈怪论”。于是就有中国学者不仅质疑顾彬的学术水平远不够研究中国文学，而且更严厉地批判其西方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最后还有—个负气之问：“既如此看不起、贬低中国当代文学，为什么还要研究中国文学呢？”其他姑置不论，这最后的负气一问，倒在某种意义上击中了问题的要害一外国学者为何研究中国文学呢？
我不能正面回答这一质问，也不可能逐一追问寻求答案。但不妨另求路径进入这个问题。正当顾彬在中国搅得风生水起之时，我意外得知他在海外中国文学研究圈里也同样成为一个问题人物。只不过海外的风波不如中国这般激烈，同时海外的波澜似乎主要只是中国风潮的余波，但又反馈到了中国。这是一个极有意思的循环。当我近年几次向日本、美国和欧洲（包括德国）的中国文学研究者问及对顾彬中国文学研究的看法时，除去意料之中的外交辞令外，几乎每个人都对顾彬的“苛论”中国文学表达了明确的不屑和反对——与中国学者一样，这些海外学者也并不追问顾彬言论的真相，部分原因或是他们的资讯主要来源于中国对顾彬的反应或反感，甚至有学者不解且生气：“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这么热衷谈顾彬？他在海外根本没有地位，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我的个人直接遭遇是，因为一个会议发言要将夏志清与顾彬进行影响力比较论，当下就被质疑“顾彬怎么能同夏志清相提并论？”——此时质问者其实还没有看我的发言稿。真相变得不重要了，态度和动机才是最值得探究的。 直到目前还只是少数几个国家才有所谓的中国文学研究界，要说顾彬在欧美的中国文学研究界里根本不为人所知，那无疑是一种表达极端态度的情绪化说辞。目的不应该是在否定顾彬的学术存在，倒是更像“吃醋”于顾彬在中国的流行及明星般的曝光率。而在这“吃醋”情绪的背后，隐隐流露出了另一种潜台词：顾彬不能也没有资格代表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水平，“我们”才是。
随着“中国崛起”的现实，海外中国研究已经不再只限于一种国别“文学”研究的意义，“文学”成为海外学者进入中国话题的一种途径，由此途径获得的则是关于中国话题、中国问题、中国研究的国际话语权。与以往的不同在于，“崛起的中国”现在已经有了赋予、认可、命名这种话语权的权利。海外学者所表达的对顾彬的不满，真实意图或是针对中国文学界“滥用”权利的不满。——顾彬不能、也不应该“独占”中国文学的国际利益。从中不难感受到海外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力量博弈的激烈性。
海外中国研究的原始资源和基本资源无疑来自中国。在彼此关系上，如果说以往的中国多处于一种被动状态、被静观式地被研究，比如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虽然具有强烈的“针对”中国的色彩，但是，中国文学界在最初的十几年里并没有对它有过真正实质性的反应。只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国际反响姿态渐趋主动和自觉，有意识地对海外中国研究作出了越来越多的反馈，这种反馈的力量也已经深刻影响了海外中国研究具体成果的国际地位。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中国终于被公认为学术“经典”，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理解为是关于夏著的最终地位的确立和完成方式。作为资源和研究对象的中国文学，已经以一种对话者、互动者、利益攸关者或者干脆说一种权利拥有者和批评权威者的多重身份，全面介入了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力量和利益格局中了。海外中国研究者要获得的不再满足于作为原始资源的中国，更是要获得中国反响的积极支持，并且后者还开始成为他们最重要的现实资源。在此意义上，顾彬无疑是最近十几、二十年间海外中国文学研究者中最为成功的一位。树大招风，这也就难怪他会有点意外的遭遇。
当然，这样说并非表示海外中国研究纯粹或全部出于功利的动机。但不可否认，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真实语境已经具有了一种现实性和世界性，中国概念具有了当下的国际性和世界性，这种（文学）现实必然影响、改变和重组海外关于中国（文学）研究的力量和利益关注。手上握有一张中国牌，在很多牌局中已经能够决定输赢。这样的牌谁不会觉得越多越好呢。
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这种态势并不能直接定论中国文学是否走向世界的判断，但能直接证明中国文学的某种特定价值功能或用途。作个类比吧，“中国制造”走向世界了吗？它已散布到了全球每个角落。但是如何确定“中国制造”的价值地位呢？中国文学之走向世界，与作为日用品如鞋子、裤子等“中国制造”的价值区别又在哪里呢？中国（文学）的改变，正像中国有了“中国制造”，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焦虑，顾彬之被“抨击”也是这种焦虑的一种折射。但对中国文学的感受而言，这种海外焦虑非但没有消除而且还强化了、加深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焦虑：我们其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在意、敏感“世界”对我们的看法。所以我们才会为顾彬的“垃圾论”而如此群情激奋。说到底，中国文学的世界地位必须获得一种世界性的公认，使其走向世界不再成为中国自身的一个问题，这种焦虑才会最终释放和消弭。
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意义
有足够的理由能够鼓励和支持中国作家对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期待。其中最大的一个理由说出来会像是一个预言家的口吻：只有中国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才能最终证明中国文学走向了真实的世界，中国文学也会由此成为一种世界文学的真实。这当然不代表我的态度和观点，但它应该确实就是我认为的当下中国文学的一种心理逻辑。——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具体目标，难道不暗暗地、也是羞涩地包括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想象吗？
起码有十年之久了，中国作家、中国文学开始越来越多地谈论诺奖话题，媒体受此感染，后来只要逢到诺奖评选、颁布之前的时节，也就将撩拨中国作家谈论诺奖作为新闻炒作由头了。印象中的情形，几乎整个中国文学界的老老少少都被卷入其中了。于是一种嘲讽的声音出现了，且同样形成了一种舆论：中国作家集体患上了诺奖情结。近年的情况又有了新变。一是已有作家发表公开言论，声称自己对谈论诺奖话题深恶痛绝，并对上门采访的记者同样严加辞色，一副亟欲与诺奖撇清干系的架势。另一种情况则完全是负面新闻，说是中国作家已经开始用行贿的手段公关诺奖评委，希冀得逞。比如报载某作家一掷60万打理诺奖事宜，比如名人博客爆料诺奖某评委揭露曾有“很多”中国作家企图收买自己。——中国文学与诺奖看起来确实是越来越近了，不仅有一般舆论的各种不同态度，而且还有了与诺奖关系的具体隋节，尽管有些并不光彩。再次预言：终有一次，中国文学会搞定傲慢的诺奖。终有一次，诺奖会被中国作家搞定。
但我现在要谈的不是这些。应该有必要追问一句：中国作家、中国文学以各种方式表达的诺奖情结有其逻辑性、合理性乃至必然性吗？诺奖对中国文学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与本文的话题有关。
诺奖无疑是迄今世界上最具权威性、影响力最巨的奖项。这种地位的奠定及公认，当然与其一贯的评选程序和评选结果直接相关，即诺奖获得的不仅是专业学术认可，也是一种普世道德尊敬。谁也不能否认诺奖可能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但同样谁也不能因此否认诺奖的权威性和公信力。由此诺奖才会成为全世界的一项最高荣誉目标。假如中国文学愿意与诺奖发生联系，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应该无可非议。——难道行贿和腐败关系也无可非议吗？我先验地排除了这种关系存在的可能性；诺奖如果能被行贿，它的程序和结果就不可能被如此认可和尊敬。因此，如果中国文学确实进入了走向世界的真实语境，它与诺奖的关系，或者说它对获奖的渴望，当然都是顺理成章的。
有些欲望是出于贪婪，有些欲望则是因为自信，也有些欲望是源于自觉的责任或使命。在贪婪、自信和责任或使命之间不会有截然分明的界线。所谓中国作家、中国文学的诺奖情结固然可以引发种种议论和歧义看法，但不管是理论推演、动机追问还是经验体会，都不足以否认一个基本事实：所有这一切客观上都是对诺奖与中国文学关系的证明。这种证明在最近的十年间越来越确凿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话题乃至结论，也就同时成立并呼之欲出了。
焦虑、焦灼的是，中国作家、中国文学毕竟至今仍未获得诺奖。这意味着中国文学至少在某种形式上还只走在走向世界的路上。我相信前文的那个预言，只有诺奖才能治愈中国文学的焦虑症。——并且你可以相信，一旦中国作家获得诺奖，其意义绝不同于、也远高于“中国制造”的走向世界。
所以，现在谈论诺奖绝不羞耻。谈论诺奖是中国文学的现实需要和历史责任，谈论诺奖也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一种诉求努力和证明。最终我们的创伤和痛楚将会消失。且请善待诺奖焦虑者，并且，让我们同病相怜，彼此人道关怀。
[本文获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资助，项目批准号：10JZD0010；并为2010年5月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