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间喜剧》是巴尔扎克1829年以后小说创作的总称,是对19世纪法国社会历史的再次形象化。所谓的“人间”是指巴尔扎克所在的法国社会,所谓的“喜剧”是那个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众生相。《人间喜剧》因其包罗万象、秩序井然的小说社会性内容,一直备受后来者的赞叹和关注。
关键词:《人间喜剧》 巴尔扎克 《人间喜剧》 内容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人间喜剧》是19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的多卷本巨著。巴尔扎克曾在《〈人间喜剧〉前言》中对这部巨作的基本内容进行过阐述:
“法国社会将要我作历史家,我只能做他的书记:编制恶习和德行的清单、搜集情欲的主要事实,刻画性格、选择社会上的主要事件、结合几个性质相同的性格特点合成典型人物。这样我也可以写出许多历史家忘记写的那部历史,就是说风俗史。持之以恒,百折不挠,我也许可以完成一部描写19世纪法国的作品。”
通过巴尔扎克的自述,我们可以得知《人间喜剧》实际上是一部19世纪法国社会的发展史和风俗史,其历史地位和社会意义是无法替代的、且向来为研究者所注重,笔者对这部巨作进行深入分析,并将其具体内容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 封建贵族的没落衰亡史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封建贵族与资产阶级展开了近半个世纪的势力较量。封建贵族阶级曾在波旁王朝复辟时期东山再起,卷土重来。但是历史现实说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上升已是大势所趋,自恃门第高贵的封建贵族在资产阶级金钱势力的逼攻之下节节败退,历史的车轮已经把他们送到了日薄西山,回天无力的境地。而《人间喜剧》中的众多作品,形象地反映了封建贵族这种不可逆转的覆亡命运,描述了封建贵族在资产阶级的逼攻下日益走向衰亡的历史进程。
《农民》虽然是巴尔扎克未能最后完成的长篇小说,但其特殊的题材和深刻的思想内容却是表明《人间喜剧》思想内涵的重要例证。巴尔扎克在这部作品中,描写了波旁王朝复辟时期资产阶级和农民联合起来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巴尔扎克在小说中阐释了农民在这场战争中的决定作用,同时更加清醒地看到农民虽然可以与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抗封建贵族,但是这只是为了各自的利益暂时的联盟,并不能改变其被奴役的历史命运,资产阶级将在封建王朝土崩瓦解后代替封建贵族成为新的奴隶主。在小说中,复辟王朝的“依附品”蒙戈奈将军企图重整旧秩序,按着自己的想法去治理领地艾格庄,于是他雇佣护林队长驱赶进入庄园拾麦穗的农民,这激起了农民的愤怒和反抗,农民们打死了护林队长,还危及到了蒙戈奈的生命。而对蒙戈奈的艾格庄垂涎已久的暴发户高尔贝,则趁机勾结当地另外两个暴发户蓄意瓜分蒙戈奈的艾格庄。他们一边派人去艾格庄做管家,打探消息,一边挑动农民反抗蒙戈奈,激化矛盾。最后在农民和高尔贝等人的接二连三的进攻下,蒙戈奈不堪重负让出艾格庄,逃到巴黎。复辟后的封建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结果是后者占领了艾格庄,成为了农民的新主人。尽管巴尔扎克在小说中对封建贵族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对农民的品质有部分的歪化和扭曲,但巴尔扎克对法国复辟时期错综复杂的社会斗争和封建贵族的必然没落做出的本质反映正是来自其对现实关系的深刻理解。
同样,在《古物陈列室》中,巴尔扎克借他人之口发表了“时代易主”的议论。在小说中,巴尔扎克描写了两个不共戴天的沙龙集团。一个是依附于资产阶级势力的工商界领袖古瓦西埃,一个是依附于封建贵族沙龙集团的德・爱斯格里翁侯爵。他们分别代表两个对立的政治势力,爱斯格里翁侯爵死守着古老的封建传统不放,自恃门第清高,不屑与资产阶级暴发户往来。他那些维护贵族尊严的言行在法国大革命以后的时代里显得十分苍白迂腐,因此他家的客厅被人戏称为“古物陈列室”。他与古瓦西埃的明争暗斗最后以其失败告终。他的儿子堕落无为,迷恋于花花世界,挥霍无度,为了骗取钱财伪造支票,被古瓦西埃送入法庭,最后爱斯格里翁侯爵将其女儿嫁入古瓦西埃家门才免却了儿子的牢狱之灾。正如小说中一个封建贵族哀叹道:
“当我们处于19世纪的时候,你们难道要留在18世纪的时代里吗?亲爱的孩子们,此后不会再有什么贵族了,拿破仑的民法已经毁坏了爵位,正如大炮已经轰到了封建社会一样。只有您有钱,您就可以变得比现在高贵”。
资产阶级金钱至上的社会关系已经取代了封建贵族自恃清高的社会根基。
二 资产阶级血腥的发家史
《人间喜剧》揭露了资产阶级用各种卑劣的手段进行残酷掠夺的罪恶发家史。例如《高利贷者》中的守财奴高布塞克,《欧也妮・葛朗台》中的资产者欧也妮・葛朗台,《纽沁根银行》中的银行家纽沁根都是巴尔扎克所描写的成功的资产阶级的典型。
《高利贷者》中的高布塞克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野蛮而又吝啬的守财奴。他主要靠盘剥暴利来掠夺巨额财富,从而成为巴黎社会无人知晓的“国王”。他在无声无息中将周围的贵族玩于股掌之间,但是他费尽心机的收来的抵债物却因其不懂流通而被存放在家里,直到死后,人们才发现往日哭穷的高布塞克财产成堆,多到腐烂变质,财富对于他和对于他人而言都不存在任何意义。高布塞克是资产阶级原始积累时期,不懂钱财流通的法国高利贷者的的代表。而视财如命的资产阶级守财奴老葛朗台,其敛财手段则高明得多,他精明狡诈,善于窥视行情,法国大革命前,他不过是索漠城一个平凡的箍捅匠,由于大革命时期参加了共和党,当上了区长,拿破仑执政时期还得过荣誉团十字勋章。他看清在法国的大革命后土地的行情,便收买了他所在区的最好的土地,利用区长之便收取暴利。他不像高布塞克那样不懂流通,而是十分精通货币流通增值之道,所以他放高利贷、经营土地、种葡萄酿酒、投机证券市场,最后拥有1700万法郎,终于成为索漠城的首富,但是他却和高布塞克一样吝啬,虽然财富成堆,却过着叫花子一样的生活,可以说,老葛朗台身上还是留着资产者的特点。
《纽沁根银行》中的银行家纽沁根则与高布塞克和葛朗台完全不同,他不装穷,反而摆阔,竭力制造豪华的假象,骗取储户的信任。他积累财富的办法是实际上是买空卖空,停止支付等卑鄙的手段,他钻法律的空子搞假倒闭,害了几千个小存户,也使其他资本家受害而倾家荡产,以此达到敛财的目的,他经常出入贵族沙龙,过着穷奢极欲、荒淫无耻的享乐生活,而这实际上是法国七月王朝时期资产阶级取代封建贵族重要的社会例证,无论是在金钱上还是地位上,以纽沁根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都取得了更为有利的社会效用。
巴尔扎克通过一个个典型的资产阶级人物,通过各种社会场景的转接和交换,深刻地揭露了资产者的生活现实,反映了资产阶级利用各种敛财手段发家的血腥历史。
三 资产阶级金钱关系的丑恶史
法国大革命之后,特别是在七月王朝时期,法国社会开始奉行拜金主义,金钱成为社会的主宰,这种社会风气导致了法国社会的物欲横流、道德沦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赤裸裸的冷冰冰的金钱关系。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对这些丑恶的社会现实和形形色色的现象进行了深刻地批判和揭露。
在《高老头》中,主人公高老头既是具有封建宗法式父爱的父亲,也是一个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观念下的牺牲品。小说中的高老头已经年近古稀,在生意场上见风使舵,投机取巧,在家庭生活中却充满温情,至真至诚。妻子死后他拒绝再娶,将对妻子的挚爱转移到两个女儿身上,两个女儿就是他的掌上明珠,他对两个女儿十分娇宠,出嫁时给了她们每人80万法郎的陪嫁,让她们攀上了高门大户。但是因为女儿的骄奢淫逸,常常找高老头要钱,为了满足女儿要求的高老头想尽办法,甚至搬到次等房间,改吃廉价伙食,典当金银器具,最后卖掉了终身养老金,直到一文不名。于是这个父亲对女儿来说没有了任何意义,在高老头急成了脑溢血,病情垂危之际两个女儿都没有来看过他,他在冰冷的公寓里命在旦夕的时候,两个女儿却在豪华的社交场寻欢作乐,他死后,女儿和女婿不来料理丧事,仅仅打发两辆漆有爵徽的空马车来送殡。在《高老头》这部小说中,巴克扎克怀着强烈的同情颂扬了高老头的这种宗法式的父爱,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高老头的这种父爱的不合时宜。高老头的悲剧也反映了法国大革命后两个时代的人在思想感情和人生目的上的巨大差异,揭露了人和人之间冷酷的金钱关系。
同《高老头》一样,《人间喜剧》中揭露人和人之间冷酷的金钱关系的著作还有很多,如《夏倍上校》写一个拿破仑时代的骑兵上校负了重伤后被误传阵亡,其妻子为了吞没他的财产,采用种种的卑鄙手段放弃真实的身份,使他最后成了乞丐收容所里一个非人非鬼的可怜虫;《贝姨》中的于洛男爵的家庭成员为了争夺财产,勾心斗角,不惜互相残害,维多冷为了独得岳父遗产,竟然与犯罪集团勾结,使岳父染上了一种怪病,全身腐烂而死;《欧也妮・葛朗台》中的葛朗台老头只因女儿把私房钱给了情人,就把她关起来,每天只给清水面包,他的妻子也被逼得卧床不起。
实际上,在七月革命时期时,不仅家庭之间充满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整个法国社会也成为了金钱的附属品,政界、司法界,乃至文学、艺术、新闻等精神领域也到处充满了铜臭味。在《幻灭》中,主人公吕西安从外省到巴黎,希冀以其诗才得到成功和荣耀,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曾经心驰神往的巴黎竟然是一个“出卖一切,制造一切”,甚至可以制造成功的世界,黄金是这个世界顶礼膜拜的唯一力量,在这里,文学的声誉无异于娼妓,艺术和荣誉也不复存在,书店与交易所没有差别,戏院的喝彩声也可以用金钱购买,这个精神领域的圣地变成寡廉鲜耻的金钱交易所,政界的卑鄙龌龊,使各种贿赂盛行一时,在这种摧毁名誉和思想只顾着金钱关系的社会里,在这个“样样要靠金钱来做决定”的世界里,吕西安希望通过个人的才华求得成功的梦想只能破灭。
综上,《人间喜剧》是一部封建贵族的没落衰亡史,资产阶级的血腥发家史和资产阶级金钱关系的丑恶史。巴尔扎克同情封建贵族,但是仍然冷静、现实地写出了他们必然走向灭亡的历史现实;同时,他更加痛恨资产阶级的道德沦丧,人性尽失。但也清醒地认识到他们必然会取代封建贵族成为新的社会统治者;他的思想矛盾性让他一方面眷恋宗法式的温情脉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同时,也无法回避情欲横流、尔虞我诈的社会现实;除此之外,他还看到了“代表人民群众”的是共和主义者,看到他们高尚的品德和行动能力,所以在作品中对他们大加赞赏。这一类人物虽然不多但是特别引人瞩目,例如《农民》中的泥泽龙,《幻灭》中的克雷斯蒂安娜,但巴尔扎克是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去塑造他们的。《农民》中的泥泽龙是正直无私的老共和主义者,他像铁一般坚硬,像黄金一样纯净,他把独生子送去保卫共和国,他不倚仗革命的资格和功劳去要回自己的财产,过着清贫的生活。巴尔扎克在作品中特别强调和突出的是他性格中的忍让和风险精神。巴尔扎克对共和主义者的赞美,虽然表现出他思想的进步性,但是共和主义者的理想并不是巴尔扎克的理想。《人间喜剧》是巴尔扎克矛盾的世界观的产物,也是他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对社会本质和历史规律进行再认识的重大成果,是他突破自我在现实主义原则上取得的重大胜利,他克服了自己的思想情感上的偏见和狭隘,准确而形象地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和历史的走向,生动而真实地反映和再现了19世纪法国社会的发展史和风俗史。
参考文献:
[1] 黄晋凯:《巴尔扎克文学思想探析》,《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
[2] 杨昌龙:《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整体观》,《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
[3] 曾思艺:《较为全面而深刻的巴尔扎克论著――评李赐林〈人间喜剧面面观〉》,《世界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
[4] 刘念兹:《巴尔扎克和他的〈人间喜剧〉――纪念巴尔扎克逝世一百三十周年》,《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5期。
作者简介:吕雪,女,1969―,江西赣州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现代汉语、大学语文教学,工作单位:赣南教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