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曹操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在中国的兵学领域也影响深远。他的兵学著述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对其他兵书的集抄，二是基于个人军事思想的创作，三是对诸兵家经典的注解。除《孙子略解》外，其他各书皆已亡佚。曹操单独将“十三篇”注解流传，恢复了孙武“兵经”原貌，纠正了人们对《孙子》认知的混乱。曹操《孙子略解》的特点，一是主旨鲜明，行文简练而切要；二是立足人事，贯彻理性精神。可以说，在对一些关键篇章和字句涵义的把握上，曹操最能得《孙子》之真谛。
关键词：曹操；《孙子略解》；兵学著作；十三篇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2）02-0080-06
一、曹操兵学著作考
曹操是中国古代一流的军事家，一生参加过五十多场战役。时人评价：“其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之法，而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曹操的军事才能，源自他卓越的军事理论素养。据王沈《魏书》称，曹操“自作兵书十万余言”。据姚振宗补辑《三国艺文志》，列举曹操编撰的兵书达九种之多。围绕曹操与《孙子略解》的研究，赵国华、任昭坤、谢祥皓、宫云维等先生虽有阐发，尚可进一步辨析：
1 《魏武帝太公阴谋解》三卷。《隋书·经籍志》著录云：梁又有《太公阴谋》三卷，魏武帝解。该书又见《通志·艺文略》。按《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道家类著录有《太公》237篇（包含《谋》81篇、《言》71篇和《兵》85篇），是六国时人伪托西周姜尚所作，曹操所注书或许即此。今皆亡佚。
2 《魏武帝司马法注》，汪师韩《文选注》曾引。按《司马法》为战国齐人司马穰苴“追论古者司马兵法”所作，《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礼书类著录为《军礼司马法》155篇。《隋书·经籍志》改入兵书类，题为《司马兵法》3卷。北宋时，列入“武经七书”。至今仅残5篇，曹操注文不存。
3 《魏武帝兵书接要》十卷。《隋书·经籍志》著录“摘要”类兵书6种，多与曹操有关，明确说为魏武帝所撰三种：《兵书接要》十卷、《兵法接要》三卷和《兵书略要》九卷。此外，还有《兵书接要别本》五卷、《兵书要论》七卷和《兵要》二卷附后，应该也是曹操所撰。东晋人孙盛《异同杂语》：“（曹操）博览群书，特好兵法，抄集诸家兵法，名日《接要》。”这类兵书对历代兵法摘录集萃，不仅是一种研究方式，也是兵学的普及应用。上述兵书唐存宋佚，现皆失传。
4 《魏武帝兵法》一卷，《隋书·经籍志》著录。从题名上看，似是曹操自创兵书，“两唐志”已不见著录，惜不传。或认为此即曹操所著《续孙子兵法》的异名，二书在“隋志”并列，且卷数不同（后者二卷），似非。又或说《魏武帝兵法》即《唐太宗与李靖问对》中多次提到的《曹公新书》，但不知根据何在。
5 《魏武帝兵书》十三卷，见唐昭宗时藤原佐世撰《日本国见在书目》。另《太平御览》三百八十九引《益部耆旧传》说，刘璋派张松使曹，“曹公不甚礼，杨修深器之。修以公所撰《兵书》示松，饮宴之间，一省即便暗诵”。由此来看，此书似在曹操“自作兵书十万余言”之内，今亡佚，但不知其与前举《魏武帝兵法》一字之差，二者是何关系。但若拿13比1的卷数来看，两者虽非一书，但姚振宗推测后者对前者“亦当时钞节之别本”的看法还是有道理的。
6 《曹公新书》，此题名不见于唐宋任何一部正史的著录，卷数亦不详，却在《唐李问对》一书中四次出现，且皆有引文，使人不能无疑。一是今“武经七书”之一的《唐李问对》，也不见“两唐书”的著录，经宋以来多人考证，为北宋人阮逸伪托无疑（如苏轼说阮曾将草稿送苏洵看过）。那么三国时若真有《曹公新书》，其内容阮逸在八百年后如何知晓？二是即如姚振宗所认为《魏武帝兵书》即是《新书》、赵国华认为《魏武帝兵法》即是《新书》，但这两部书也同样不见于“两唐书”的著录，同样无法解决《新书》为何突然冒出的问题。三是“新书”一名，在正史中仅见于《三国志·武帝纪》注：“（曹操）自作兵书十余万言，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临事又手为节度，从令者克捷，违教者负败。”这里或是说，每有将领出征，曹操都将新的作战原则手书交其执行，临阵又亲手调度指挥。结果遵教令者胜而违背者落败。“新书”二字不是兵书题名，而是曹操不断冒出的作战构想和指令。四是《唐李问对》中有4段《曹公新书》的引文，与曹操《孙子略解》内容重合，甚至文字表述都变动不大。如《唐李问对》引《新书》文：“己二而敌一，则一术为正，一术为奇；己五而敌一，则三术为正，二术为奇”。《孙子略解·谋攻》则曰：“五而敌一，则三术为正，二术为奇。”“以二敌一，则一术为正，一术为奇”。笔者怀疑所谓《曹公新书》是何逸将《略解》注文改造成篇，再冠以新造书名欺世。
7 《魏武帝孙子略解》三卷。此书由来，不仅《三国志·武帝纪》裴注说曹操曾“注《孙武》十三篇，皆传于世”，而且以后如《隋志》、“两唐志”、《宋史·艺文志》及《日本国见在书目》皆著录（但卷数不同），形式皆如《隋志》：“《孙子兵法》，孙武撰，魏武帝注。”因曹操在《孙子序》中自述“撰为《略解》焉”，后来此书或以《孙子注》或以《孙子略解》之名冠之。宋代以后，《孙子》形成“武经七书”和“十一家注孙子”两个版本系统，前者“止用魏武帝注”，后者也是在曹注基础上形成，是曹操所著兵书唯一完整流传至今者。
8 《魏武、王凌集解孙子兵法》一卷，《隋书·经籍志》著录应是曹操与丞相掾属王凌各作一部《孙子注》的合刊本，亦可视为《孙子略解》另一版本，唐后亡佚。
9 《魏武帝续孙子兵法》二卷，分见《隋志》、《新唐志》和《日本国见在书目》。《宋志》不见，可能其时亡佚。关于本书性质，赵国华认为是《魏武帝兵法》的异名，恐不确，倒是姚振宗《三国艺文志》“疑取《孙子》十三篇外之文以为是编”的说法有一定道理。曹操不可能续“孙子”兵法，应是“孙子注”后对十三篇外的《孙子》佚文的注解。“续”是“续注”之意，或是《孙子略解》姊妹篇。《唐李问对》引《曹公新书》：“战骑居前，陷骑居中，游骑居后。”孙武时代的战场，不可能有如此规模的骑兵作战，应是曹操“续孙子兵法”的注文。《新唐志》作者欧阳修见过曹操《续孙子兵法》，北宋阮逸伪作《唐李问对》亦可看到，从而拿来冒充《曹公新书》。 上述涉及曹操的兵学著作，不可视为九部书。《兵书接要》内容标题交错复杂，实为一类书的共称；《孙子略解》和《魏武、王凌集解孙子兵法》，应是同一本书的不同版本；《魏武帝兵法》和《魏武帝兵书》是同一部书还是两部书，目前无法确证。概括言之，曹操兵学著作按性质分为三类：一是对其他兵书的集抄，名为“接要”、“略要”、“捷要”；二是自己创作的兵法著作，名为“兵书”或“兵法”；三是对其他兵书的注解，名为“解”或“注”。可惜的是，除《孙子略解》外，其他兵书注解都散佚不存。
二、曹操为《孙子》之“功臣”
曹操是《孙子》在历史上的首位注家，曹注对原作在后代的广泛传播与正确解读厥功至伟。
首先，在曹操之前似乎无人为《孙子》作注，这是否说明秦汉近古，《孙子》文字无需疏解？清人孙星衍解释：“《孙子》十三篇最古，称为兵经，比于六艺。而或秘其书，不肯注以传世，魏武始为之注。”此说略得之，但还可加以补说。秦汉以后，已经没有了战国“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的情况，因为专制君主怕人造反，不但收缴有形的兵器，还禁锢兵书这种更为危险的“万人敌”，使之遂成帝王禁脔，不准流行。汉成帝时，东平王刘宇“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朝廷禁予，理由是“诸子书……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对史书诸子尚如此防范，何况专讲“上兵伐谋”、“兵者诡道”的兵书。于是内府“秘之”，无人作注也就自然。三国乱世之际，大一统的权力格局被打破，禁网不存，社会对兵战谋略有了广泛的需求，曹操《孙子略解》才应运而生。
其次，曹操为什么在大量兵书中专为《孙子》作注？其《孙子序》云：
操闻上古有弧矢之利，《论语》曰“足食足兵”，《尚书》八政曰“师”，《易》曰“师贞丈人吉”，《诗》曰“王赫斯怒，爰征其旅”。黄帝、汤、武咸用干戈以济世也。《司马法》曰“人故杀人，杀之可也”……圣人之用兵也，戢时而动，不得已而用之。
曹操承继了儒家“义战”的战争观，认为正义的战争是合理的必需的，兴建兵学是士大夫社会责任的体现。他又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审计重举，明画深图，不可相诬。”种种兵书，《孙子》内容最深刻。它主张战前慎重谋划，不轻易举兵，谋略做深做细，不为各种假象欺骗，所以最值得推广。“而但世人未之深亮训说，况文烦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故撰为《略解》焉”。因为世人未能正确理解内容，各种传本又文辞繁杂，附益多半，掩盖了《孙子》要旨，于是曹操为之做注且自谦名之《略解》。
再次，曹操作《孙子注》选用其中最古之“十三篇”，使其流传后世，从而奠定了两千年《孙子》学的文献基础。宋代以后，《孙子》流传的两大版本“《武经》系统、《十家注》系统都是在曹注本基础上形成的”。其他芜杂附益之作，皆被排斥且逐渐湮没。
历来围绕《孙子》有两大问题争论不休，一是作者问题，一是篇幅问题。司马迁《史记》明言春秋末期人孙武往见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主流意见因此认为传世的《孙子》13篇是春秋孙武所作。班固《汉志》“兵书略”则称，“《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本注：图九卷”。师古注：“孙武也，臣于阖庐”。杜佑《通典·兵十二》记载“周末吴子”与孙武的对答文字，多不见于今本《孙子》，或是班固著录82篇中的内容。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简本兵书，抄写年代早于司马迁《史记》。它们包含传世本13篇的内容——《见吴王》篇还有“若□十三扁（篇）所□□□”、“（十）三扁（篇）所明道言功也”这样明确标示“十三篇”的字样，同时又有5篇（即《吴问》、《四变》、《黄帝伐赤帝》、《地刑（形）》、《见吴王》）的篇名和内容不在今13篇之列。1978年，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西汉墓出土简牍亦有“孙子曰夫十三篇”字样，同时也有一些不见于今本《孙子》13篇的佚文。
对于《孙子》一书前后篇数悬殊、内容紊乱的情况该作何解释？清人毕以殉《孙子叙录》说：“按《孙子》十三篇之外，又有问答之辞，见于诸书征引者。盖武未见阖闾，作十三篇以干之；既见阖闾，相与问答，武又定著为若干篇，皆在《汉志》八十二篇之内。”他认为82篇全是孙武亲手所为，以见吴王的前后分为两部分。但这却无法解释大量《孙子》佚文何以具有浓厚的战国色彩。近代学者余嘉锡认为：“吴王与孙武问答，未必武所自记。古人之学，大抵口耳相传，至后世乃著竹帛。此盖战国时人所追叙耳，至其后乃合而编之。”这将13篇与另外69篇进行切割，前者或为孙武自作（文字仍有后学加工整理的痕迹），后者明显是战国或更晚时期的托名作品。此说得到多数人赞同，于汝波的《孙子学文献提要》和赵国华著《中国兵学史》都认为《汉志》著录的《孙子》82篇，是孙武13篇与其后学衍绎之作的合编，并非《孙子》原稿有82篇。
唐人杜牧提出又一种观点：“（孙）武所著书，凡数十万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笔其精切，凡十三篇成为一编。”他认为是曹操将“十三篇”从“八十二篇”中切割出来，捍卫了原典的纯洁性，使人们得以认识《孙子》真迹。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都同意杜牧的判断。《四库全书提要》则称：“然《史记》称十三篇，在《汉志》之前，不得以后来附益者为本书，牧之言固未可以为据也。”即不待曹操区隔，西汉人已经很清楚《孙子》有单独“十三篇”和其他部分内容之不同。章学诚也认为：“阮孝绪《七录》：‘《孙子兵法》三卷，十三篇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然则杜牧谓魏武削其数十万言为十三篇者，非也。盖十三篇为经语，故进之于阖闾，其余当是法度名数，有如形势、阴阳、技巧之类……故编次于中、下而为后世亡逸者也……《汉志》仅记八十二篇之总数，此其益滋后世之惑矣。”这种意见有其道理，根据是司马迁已明确“《孙子》十三篇”而不待后来曹操的区分。余嘉锡又指出，东汉人高诱注《吕氏春秋》，“已谓《孙子兵法》只五千言，可知今本非曹操所削”。但即使这样也不能否定曹操对《孙子》版本和篇数上拨乱反正的贡献。 西汉对兵书的收集整理有三次：第一次是汉初“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第二次是武帝时“军正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但两次“犹未能备”。大概此时人们都能清楚区分孙武的“兵经文”与其后学的“增益文”，如司马迁《史记》所述和银雀山汉简所显示即是如此。第三次汉成帝时命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以今天的眼光看，这次兵书分类、书名确定、篇次的排列和著录都比较粗糙。如把兵书分为四种，其中“兵权谋”的特点竟然是“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把其他三种都包括了，它究竟是“共名”还是“别名”？对《孙子》的著录，任宏完全不提“十三篇”及其特殊地位，将所有能搜集到不重复的“孙子文”无时态限制地编定为82篇。这种处理方式又被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和班固《汉志》所继承并固化，于是经传不分，良莠混杂，造成后人对《孙子》认知的混乱。
《史记》明确提出《孙子》13篇，《汉书》模糊成为82篇，曹操拨乱反正将“十三篇”单独抽绎注解，恢复孙武“兵经”的原貌，对中国古代兵学的传承功莫大焉。后来，南朝阮孝绪《七录》和《隋志》、“两唐志”，不管将《孙子》著录或一卷或二卷或三卷或十三卷，皆以13篇为基础，且与《孙子兵法杂占》、《吴孙子三十二垒经》、《吴孙子牝牡八变阵图》一类“孙子杂篇”划清界限。李零认为，《孙子》的流传可分为两段：“曹注本以前是一个时期，曹注本以后是一个时期”；“曹操对东汉以来流传的古代兵书做过系统鉴选：（1）对当时流行的《吴孙子》重做删选，将十三篇抽出别行，单为之作注；（2）将其他杂篇编为《续孙子兵法》；（3）集诸家兵法，名为《兵书接要》”。这样做“对后世影响很大……曹注十三篇逐渐成为研究《孙子》的重心所在”。西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开启一代“春秋学”之风气，成为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左传》注本，所以被称为《左传》之“功臣”。相比之下，曹操所作《孙子略解》足以当起《孙子》“功臣”之称。
三、《孙子略解》的特点
与其他注家相比，曹操注释《孙子》是在自己丰富军事经验的基础上，对原作理论体系的整体结构和特色进行准确把握，从而深入兵书阃奥，将其精华显豁于人。根据赵国华总结，曹操注解《孙子》的形式分为四类：一是字句注解。如《九地》：“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曹注：“人情见利而进，见害而退”；二是文献征引。如《军争》：“故三军可夺气。”曹注：“《左氏》言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三是版本校对。如《九变》：“治兵不知九变之术。”曹注：“九变，一云五变”；四是实例佐证。如《谋攻》：“十则围之。”曹注：“以十敌一，则围之，是将智勇等而兵利钝均也。若主弱客强，操所以倍兵围下邳生擒吕布也。”
曹操之后，《孙子》一书注家蜂起。曹注本在前，既成为后世的标杆，也易为众矢之的。杜牧云，“（孙）武书大略用仁义，使机权，曹公所注解，十不释一。”但据《孙子学文献提要》统计，宋本《十一家注孙子》收入曹注321条，比张预注530条、梅尧臣注484条略少一些，比孟氏注68条、贾林注140条、陈皥注113条、杜佑注160条、何延锡注168条数量增倍。即使与王皙注349条、杜牧注376条、李筌注364条也相差不大，所以杜牧的指责是不公平的。况且，曹操“自云撰为略解，谦言解其粗略也”，并不刻意强调注条多寡。
我们以《计篇》为例，来说明曹、杜不同的注释风格。首先是篇题，曹注19字概括准确，简明扼要：“计者，选将、量敌、度地、料卒、远近险易计于庙堂也。”杜注68字，内容并未超越曹注，遣词用句可谓冗繁：“计，算也。曰计算何事？曰：下之五事，所谓道、天、地、将、法也。于庙堂之上，先以彼我之五事计算优劣，然后定胜负；胜负既定，然后兴师动众。用兵之道，莫先此五事，故著为篇首也耳。”其次，原作“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一句，曹注27字，言语平实最得孙子意旨：“顺天行诛，因阴阳四时之制。故《司马法》曰：‘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杜注1400余字，引经据典，辅以史例，间以谶纬。这样的千字注文，在杜注本中绝非个别。文人与武人谈兵有极大区别。曹操实战经验丰富，深知兵法只是一个原则，关键在临场运用。如汉武帝欲霍去病习孙吴兵法，霍对曰“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就是这种心态的典型反映。杜牧是把注书当做学问，唯恐不详赡周严，反复举证，却陷入“博而寡要、劳而少功”的泥潭。曹操注文多用八九字甚至四五字者，杜牧则动辄成百上千，二者高下立见。故曹注的第一个特点是主旨鲜明，行文简练切要。
又如“唐李筌注《孙子》，以魏武所解多误”。究竟何人多误还需辨析。开篇李筌释“计”：“计者，兵之上也。《太一遁甲》先以计，神加德宫，以断主客成败。”而曹注：“计者，选将、量敌、度地、料卒、远近险易计于庙堂也。”又如《谋攻》“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句，李筌注：“料人事逆顺，然后以《太一遁甲》，算三门遇奇五将，无关格迫胁主客之计者，必胜也。”再如，《形》“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句，曹注将“九天”和“九地”仅理解为作战的“天时”和“地利”，固然有其狭隘之处，但李筌以神秘主义立场来解，恐怕距离孙子原意更远。其日：“《天一遁甲经》云：‘九天之上，可以陈兵；九地之下，可以伏藏。’常以直符加时干，后一所临宫为九天，后二所临宫为九地。地者静而利藏，天者运而利动，故魏武不明二遁，以九地为山川、九天为天时也……《经》云知三避五魁，然独处能知三五，横行天下。以此法出，不拘诸咎，则其义也。”绕来绕去，使人越听越糊涂，反而不如张预言简意赅：“藏于九地之下，喻幽而不可知也；动于九天之上，喻来而不可备也。”
再如《势》“治乱，数也”一句，曹注强调军队的组织有序：“以部曲分名数为之，故不乱也。”李筌却漫衍无边：“历数也。百六之灾，阴阳之数，不由人兴，时所会也。”还如《虚实》“微乎微乎，至于无行；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司命”一句，本义是讲虚实运用达到极致，出身入化，可以掌握敌之命运。李筌仍进行神秘解释：“言二遁用兵之奇正……微妙神乎，敌之死生，悉悬于我。”又如《军争》“悬权而动”句，曹注“量敌而动也”，简明扼要；李筌注“权，量秤也……《太一遁甲》定计之算，明动易也”。如《虚实》“我不欲战，画地而守之”一句，曹注“军不欲烦也”；而李筌注曰：“拒境自守也。若入敌境，则用《天一遁甲》真人闭六戊之法，以刀画地为营也。”真不知李筌兵阴阳式的注法，对真正作战何益！ 《孙子·用间》云：“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孙子兵法》所以历久不衰，就在于高举理性大旗，排斥神秘主义的干扰，能立论求实。但先秦之后，始终有一股兵阴阳的逆流肆虐于兵坛。李筌的多数注文是从人事出发，他说过“不可取于鬼神象类，唯间者能知敌之情”。但以遁甲占术解读兵法正是李筌《孙子注》的特点，这确实违背孙子精神，干扰人们对兵学的正确认知。他批评曹注，反而凸显曹注的优点。所以曹注的第二个特点是立足人事，既排斥鬼神祷祀，又不引五行方术，最能得《孙子》真谛。
人非圣贤，曹操注解《孙子》也难免讹误。如《谋攻》“其次伐交”句，曹注“交，将合也”，将外交之“交”理解为战场双方战锋的交合，明显不对。另李零也曾指出曹注之误：一是解释《作战》“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句，把本应是战车一种的“革车”，当作载运辎重的“重车”，并认为驾牛不驾马，实“于文献无徵”。二是《用间》“凡兴师十万……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句，曹操注：“古者八家为邻，一家从军，七家奉之，言千万之师举，不事耕稼者七十万家。”李零批评说：“‘八家为邻’系据《孟子·滕文公下》‘八家共井’之说，不可信。七家奉一家是八家出一人，也与《司马法》相悖。”这里涉及先秦名物制度，并不影响曹操对《孙子》理论体系的准确把握。
曹操在注文中提出了“全胜”战略，对后代影响很大。《孙子·谋攻》：“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曹注曰：“兴师深入长驱，距其城郭，绝其内外，敌举国来服为上；以兵击之，败而得之，其次也。”有学者认为，曹注是对孙子原义的曲解。单纯从“全”字来看，既有“保全”义又有“整体”义，但它与“破”字对举、作动词用时，当以“保全”义胜。曹操注曰“举国来服”，将“全国”解读为“整个国家”应不符合《孙子》原意。孙子说“全国”、“破国”、“全军”、“破军”的对象，究竟指我方还是敌方？中国古籍中，涉及保全之“全”的词组（如“全身而退”、“全生为上”等），皆指主方。如《后汉书·董卓传》“时众军败退，唯卓全师而还”；《南史·檀道济传》“道济虽不克定河南，全军而反，雄名大振”，都是指保全己方军队。《孙子·火攻》“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句中“安”和“全”所指对象，也是指我方。因此，曹操可能犯了训诂上“增字足义”的错误，孙子原意是指保全自己国家和军队，曹注变成“完整地使敌国、敌军降服”之意。
正如李零所说，要注意“战”与“攻”的不同。“战”指双方旗鼓相当的对战，“攻”指优势一方主动攻击另一方，特指“围城”。因此，应从《谋攻》全篇主旨来理解“全国”、“全军”的意义。“谋攻”是指进入敌人国境，谋划围城胜敌，“全国”、“全军”的目标对象只能是敌人。孙子分析两种战法及其结局：一种是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结局是敌人“全国”、“全军”投降；一种是不得已攻城、破军杀将，结局不仅“毁人之国”，而且我军“杀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两相比较，孙子提出“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曹注：“不与敌战而完全得之，立胜于天下，不顿兵血刃也”。这种战略思想，或名“全争”，或名“全利”，更多时被称为“全胜”，语出《形》：“故能自保而全胜也”，即在保全自己的同时，也不毁灭敌国、敌军，从而得到完全胜利。
曹注将孙子《谋攻》篇中“全”明确为“全胜”，被历代注家吸收继承，影响久远。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制定核时代的对苏新战略，主要内容有两点：一是从“上兵伐谋”的意义上，把执行多年的进攻性报复战略（以破坏人类文明为赌注的“确保摧毁”），改为防御性的“确保生存”，以逐渐“降低核力量的使用水平”。因为它体现了孙子的“不战”思想，故又被称为“孙子的核战略”；二是从“不战而胜”的意义上，对苏联推行“超越遏制”战略。即超越军事，把对抗和竞争深入到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甚至宗教等领域，最终导致1991年的“东欧剧变”。这种战略转变源起于两位杰出的军事思想家：一是英国人利德尔·哈特，他说：“最完美的战略，也就是不必经过严重战斗而能达到目的的战略。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二是美国人约翰·科林斯，他在《大战略》一书序言中说：“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今天没有一个人对战略的相对关系、应考虑的问题和所受到的限制，比他有更深刻的认识……（因为）忽视了孙子‘上兵伐谋’的忠告，愚蠢地陷入越南战争。”
（责任编辑 史洪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