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者的态度慢慢向后退 2012年11月29日，筹备了19年的《温故一九四二》终于上映。最后完成的影片去掉了“温故”两个字，成为《一九四二》 ，某种程度上，这代表着作者对于这一历史的态度：展示；只是展示，就够了。但也或许，是在众人皆知的中国复杂的现实条件下，创作者也仅仅只能够做到“展示”。
在公众印象中一贯聪明、幽默、乐呵，也善于逗人乐呵的冯小刚，这回显得有点“笨”。不仅仅19年“轴”在这一个题材上，而且用了最笨的办法去创作：走，沿着灾民逃荒的路线去走。
2001年，冯小刚和编剧、小说的原作者刘震云沿着当年灾民逃荒的路线，从河南走到山西、陕西。
在河南，冯小刚和刘震云遇到了一个信教的老太太。老太太叫刘和平，是1942年那场大饥荒的亲历者。她向冯小刚和刘震云回忆了当年的情境：
家里头亲戚要把孩子卖了，当妈的抄起扁担，一扁担就把孩子拍死——宁可拍死他，也不能给卖了；家里一个亲戚倒在路边要死了，旁边的灾民过来扒开他裤子，在他屁股蛋子上割了一块肉吃。这个亲戚之前饿昏过去了，这一割，他一疼，就醒了。他对灾民说：“你别割我的肉，我还行呢。”这灾民说“你不行了，你救救我吧。”
从灾荒中幸存下来之后，刘和平信了教。她告诉教士，家里很多人都饿死了。教士让她把手放在圣经上，说：“我说一句，你说一句。”
教士对刘和平说：“主啊，你擦擦我的眼睛。”
刘和平跟着说：“主啊，你擦擦我的眼睛。”
教士说：“别让我再流泪，让我忘了他们吧。”
刘和平不再流泪。从此，她再也没有吃过肉。
《一九四二》的结尾有一句台词：“16年后，这个女孩成了我娘；我从来没有见她哭过，也没有见她吃过肉。”
这样的事情，采访得越多，冯小刚越觉得，相比当年的灾民，现代人的角度和观点，越来越不重要。最后，“创作者的态度，慢慢向后退；电影的态度，成为灾民的态度”成为这部电影的主要创作原则。
上路采访，“仅仅是个开始”。《一九四二》经过了9个月的筹备，拍摄过程长达5个月。摄制组辗转河南、山西、陕西、重庆等7地；完全按照当年灾民逃荒的路线和时间顺序进行。
十几个部门、1000多人的剧组。为了能够让演员真实地进入拍摄状态， 5个月拍摄，从冬天拍到春天。冬季到来时，演员们天天走在泥里、雪里。拍摄拍到最后，所有的演员，在外形上，已经和真正的灾民一模一样。
“我们把三个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冯小刚说：“首先是把一个调查体的小说，变成了一个故事片；其次，是按照故事发生的时间去顺序拍摄。第三，挑战了观众的观影习惯——在我们之前，观众并不习惯在贺岁档看一部描述苦难的电影。”
探讨“民族性”的问题
不同于原作《温故一九四二》的调查体小说，作为一部故事片，电影《一九四二》的叙事，分两条线索进行：一条是千百万民众在逃荒路上，在饥饿与炮火之间，人性的善与恶之间挣扎；另外一条，是国民党政府高官罔顾人民苦难，依然灯红酒绿，勾心斗角，对人民采取了一种冷漠的态度。
数条线索，十几个主要的人物，全景式的社会展现。冯小刚说，他想在这部电影里，探讨“民族性”的问题。
刘震云的原小说，主要将饥荒的发生，归结于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统治。然而冯小刚却认为：“如果仅仅将饥荒的发生归于政府，无疑不够客观，过于表面。”他认为，惨剧的发生，主要还是因为中国人的“民族性”：“我们民族面对灾难的态度，才是导致这场灾难发生的真正的深层次的原因。”
“如果说政府操蛋，那么是谁给了这个政府这么大的包容性呢？”冯小刚说，“我们的民族似乎从来不愿意做这样的追问。而西方人很可能就会问，是谁把我饿死的？”“中国人从来不愿意主动去改变事实，而西方人则会从精神层面想去改变不合理的现实。这样的结果是，我们只要有口吃的，能生存，就不愿意去改变现实，然而一旦活不下去，就会造反，可能变得非常残暴。最后中国历史就总处在一个暴力革命的恶性循环中。而这些，都是因为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物质上的匮乏，让人容易变得目光短浅，苟且偷生。”
作为一种电影类型，“苦难”这个题材，一直是中国电影中比较缺失的一环。冯小刚认为，这也和我们的民族性有关：“总是有记者问我：为什么要拍这样的电影。犹太民族就不会问这样的问题。我们面对灾难的态度不一样。中国人一直不太擅长直面自己的苦难。对于苦难，我们更加擅长的是逃避和遗忘。”
“一个民族，和一个人一样，如果不以正确的态度直面自己的苦难，就会对自己欠缺反省。”冯小刚说。
19年后的冷静与克制
从1993年第一次从王朔那里拿到刘震云的同名小说，到2012年的上映，这中间，是19年的漫长光阴。
19年中，“最困难的，是如何保持投资方对这个题材的热情；如何保持创作者对这个题材的忠诚度。”冯小刚说。
19年中，刘震云一直没有放弃过对这个题材的修改。
第一稿剧本写于2002年，14万字。剧本念完，华谊的老总王中军说，人物太多，记不住。2004年，出了第二稿。目前上映的这一版，是2010年的版本。这个版本通过得“挺顺利”。电影局给出了五条意见：第一，1942年的主要矛盾，不是阶级矛盾，而是中国和日本的矛盾。第二，要在人性恶里看出人性暖的东西，不能只是人吃人，人与人之间也是有善意的。第三，不能夸大一个美国记者在这件事中的作用。第四，对宗教尺度的把握要得当。第五，避免出现过于血腥的镜头。
冯小刚说，他觉得这几条意见，“还行”。
回过头去看，从1993年到2012年，这19年的延宕，未必完全是件坏事。“《一九四二》如果一开始就顺顺利利地通过了，无论是资金、技术、文学上的准备，还是对生活的认识，可能都无法达到目前这个程度。”冯小刚说：“拍历史题材需要一个沉淀的过程，《一九四二》需要这个过程。”
不同于《唐山大地震》时期的“煽情”，这次面对民族史上又一场苦难，《一九四二》采用的态度是冷静与克制。这一次，冯小刚拒绝煽情。电影中，徐帆饰演的花枝，为了能够让两个孩子有一口饭吃，想办法把自己卖了。处理母子分别的这场戏时，冯小刚要求徐帆，用一种“粗粝和麻木的情感”去处理这场戏，像“白开水一样”说台词。这使得徐帆不能理解，她认为，母亲和孩子分手，不可能不哭，并因此而指责冯小刚“做作”。 而冯小刚却认为：“正常状态下，母亲的心情肯定是很难过的，但是灾民的感情特别粗糙。每天都在死人，面对她的就是活着，或者死。你卖了自己，能够自己救活，两个孩子还能活，这件事情能够压过别的难受，而且一路上死了那么多人，人到这个时候都麻木了，这是在非常极端的情况下。”
把自己既有的品牌破坏掉
《一九四二》首映之前，在北京举办的内部评片会上，有人陈述自己的观后感是：“冰凉入骨，温暖入怀”。冯小刚很喜欢这个点评。他希望，观众看完这部电影之后，体会到的不是绝望，而是一种“震撼后的平静与温暖”：“走出电影院后，回到现实中，能够感受到一种温暖，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
《一九四二》的巡回过程中，有观众对冯小刚说，他觉得这部电影，不像是“冯小刚”拍的，冯小刚听了，觉得非常高兴。
“《一九四二》其实挑战了观众的观影习惯：它在贺岁档上档，但是没有娱乐性。中国的电影序列里，过去没有这样的电影。但是如果你不去对既有的经验做突破，就等于把自己局限在了过往的经验里。”
电影上映期间，冯小刚在微博上说：为了这部电影，他“赌上之前十二部影片积累的人气，我相信我对观众的判断。我也做好了心理准备，即是输得精光也无憾。拍《一九四二》，就得把脑袋上的天线全拔了，聋子不怕雷。”。
这几年，从《集结号》到《唐山大地震》再到《一九四二》。冯小刚的几部作品，每一部都相较前一部做出了较大的突破：“一个人，一个作者，一个导演，开始的时候，肯定要形成自己的风格，但是当一个人有了自己的风格之后，能够把自己既有的品牌破坏掉，我觉得这才更加了不起。我没有把自己局限在自己已有的风格上，这几年，我一直都在自我突破。”
苦难尽头的温情
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一九四二》，那就是“苦”。抢大户、烧粮仓、逃荒、被轰炸……救济粮前途未卜，天上是轰炸的飞机，前方是“不许前进”的路障和中断的铁路；人被放在旷野之中，凭借模糊信息和人的本能前进，似乎天地广阔，但其实却毫无出路。佃户家的女子花枝说：“给我饼干，我跟你睡。”儿媳死了，家人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安葬，而是如何让孙子赶快吃最后一口奶——饥饿，绝望，可以扭曲和泯灭一切人性。
《一九四二》的镜头运动，以远景为主； 整部电影，没有一个特写镜头。事实上，在这部电影中，饥饿才是真正的主角，而饥民只是面目模糊的群像。在学者张颐武眼中，这些饥民，正是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所说的“赤裸生命”——没有家园，没有认同，只有苟活求存的苦痛。
这苦痛的出口，和他之前的电影一样，冯小刚选择了“善良”和“亲情”。
《一九四二》全片长135分钟，然而，小说原作者、编剧刘震云认为，真正的女主角，只出现了35秒，她就是结尾处老东家在回乡的路上，捡到的那个小女孩。
老东家说：“死也要死得离家近一点。”他背离饥民大军，打算走回家乡，不想看到一个小姑娘正跪在死去的亲人身边哭泣。相同的遭遇把两个原本素不相识的人联系在了一起。老东家说：“妮儿，叫我一声爷，咱爷俩就算认识了。”小姑娘仰起脸，喊了一声“爷”，老东家拉起小姑娘的手，往山坡下走去。铁灰上的银幕上，依稀像是有了桃花的颜色。
这是绝望中最美好的时刻。
冯小刚说，这个结尾，有“生生不息”的含义。承受，活下去，生生不息地活下去，然后，破坏掉的可能重建，失散掉的可能重聚。
冯小刚说：“能忍，这是我们的民族性中，最好的一面。”
《一九四二》上映之前，电影先参加了罗马电影节。电影节上，很多人称赞这部电影“勇敢”、“有力量”。在网上，自微博“冯通社”开博以来，由于总是“按捺不住”地对一些社会现象发布看法，用特有的“冯氏语言”嬉笑怒骂地进行调侃、批判。冯小刚在网上的绰号，从“怒汉”、“小钢炮”，一路变成了最新的“冯勇敢”。
对于“冯勇敢”这个称号，冯小刚的回应是非常“冯氏幽默”式的：“千万别吓唬我。我从来就不是勇敢的人，只是比较性情。顺着情绪说话，试图讲些大家都明白但是没讲出来的话。其实我这人特傻。我老想讲理，可其实‘理’这个东西，每个人出发的角度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