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同志若还健在,今年当是86岁。 10年前他去世时,我很难过,长时间地陷入沉重的静穆与深思之中。转眼10年,3600天,不算短,但他的形象却常出现在我眼前。身材高大而匀称,腰板挺直,虽然“文革”中腰被打伤过,犯病就得躺在床上,但病过,一起床,腰板仍然笔直,眼睛明亮、和蔼,短短的头发,多已花白,看得出丰富的阅历和饱经沧桑。在北京也有几十年了,但说话还有山东口音,听别人说话很认真,那种真诚,让你情不自禁地把心里话都说出来。76岁。说活得少吧,也过了古稀之年。说活得不少吧,活到八十九十几岁的人多的是,怎么王春同志只活了76岁!
今年是建国60周年,检阅60年的业绩,缅怀60年间的人物,前辈、大家如千丈岩松,在我眼前耸立。但最让我景仰和怀念的是王春同志。
王春同志离休前是中华书局总经理、党委书记。
他不管出书,却“管”出书的人。
他不是“管”出书的人,他是千方百计招揽有真才实学、能出书的人,真诚地为他们服务,保证他们出好书。
我们做出版的人,常常记住一本书的策划人、责任编辑,甚至封面、版式、装帧设计的人,但谁还能去想是谁发现了这些人,培养了这些人,请他们来做这份工作的呢?
想到这里,我心潮澎湃。我大学一毕业就到中华书局工作,一做20年。我一生与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有缘,离开中华书局仍然做着与古籍整理和出版有关的事。所以,我不会忘记王春对中华书局,对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贡献。
“人弃我取,乘时进用”
1958年是中华书局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中央把中华书局定为整理出版古籍的专业机构,还指定中华书局是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办事机构,随后又召开了全国古籍整理与出版规划会议。这种形势,使中华书局的地位大大提高,但与地位等量的工作任务瞬间压了下来。而这时,中华书局连收发室、维修办公楼的后勤人员都算上,全体职工只有六七十人,根本没办法承担这样的艰巨任务。
也就在这时,又传来毛泽东主席对新校点本《资治通鉴》的表扬,毛泽东说,这部书出得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同时,毛泽东又幽默地说,这部书装订(每册)太厚,像砖头一样,只能给大力士看。
毛泽东的话让决心干一番事业的中华出版人看到了光明的前景。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毛泽东日理万机,却能顾得过来表扬一部古籍整理的图书,可见古籍整理与出版对新中国是很重要的,是很有意义的工作。中华书局的领导明白,要很好地完成毛泽东交给的任务,头等大事是必须有优秀的人才,中华书局的编辑出版力量远远不够,必须大大加强。
这时,中华书局的“老板”金灿然,这位1936年北大历史系的学生,抗日烽火骤起时毅然奔赴延安的热血青年,延安马列学院的研究员,范文澜编写《中国通史简编》的助手,新中国成立之初出版总署的出版局副局长,提出了“人弃我取,乘时进用”的口号。
真是石破天惊!就是在今天,我想到金灿然同志的这两句口号,仍然会感到它的千钧之重,仍然会惊异这个不算大的、出版界的领导,怎么会有这样的胆识!怎么敢说人弃我取!他就没想到那些人是谁“弃”的吗?
作为当时中华书局主管干部人事的党支部书记(即后来的党委书记)王春同志立即接过这个口号,大刀阔斧地干起来。
王春说:我完全赞成灿然同志的方针,而且在他的领导下,具体地、十分积极地执行了这一方针。这句话不是事后的夸誉,而是“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勒令检查时检查材料中一字不差的文字。在被勒令检查时仍然敢于这样说,这就是自信。
他认为,灿然同志说得对,“右派”中间有不少人有真才实学,应该利用起来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许多单位要把“右派”赶出来,我们可以从中精选出一批品质好、业务好的人来中华书局搞古籍整理。
王春有理论和实践的根据,他说,古籍整理工作和新闻战线、教育战线不同。毛泽东在上海,不就是让中华书局过去的编辑所所长舒新城先生当“右派头”,搞《辞海》吗?
一时间,中华书局陆续调进一大批被认为有政治问题,或者戴着右派帽子的专家学者。这中间有著名文化人、原浙江文联主席宋云彬,著名古汉语专家杨伯峻,王国维公子王仲闻,秦汉史专家马非百,陶瓷专家傅振伦,版本专家陈乃乾,编辑专家张静庐、徐调孚,没有公职、游散于社会,但学问渊博的戴文葆、王文锦,还有著名学者、出版家、古文字、天文历算等方面的专家,如卢文迪、潘达人、陆高谊、曾次亮、章锡琛、傅彬然,洋洋洒洒,几十位著名人物,颇有广揽人才尽入彀中的气魄。当时,连出版大家、商务印书馆的总编辑陈翰伯都说:“我没有你们金老板的气魄!”
衮衮诸公,不负所望,四年下来,中华书局先后整理出版了《册府元龟》《永乐大典》《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唐诗》《明经世文编》《宋会要辑稿》《庄子集解》《太平经合校》《藏书》《焚书》《文史通义》等等,都是重大项目;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继《史记》《三国志》出版后,已全面铺开,又请来一批著名史学家,如郑天挺、唐长孺、王仲荦、刘节、卢振华、张维华等等来中华书局工作。真是人才云集、硕果累累。
中华书局真是那么平静吗?其实,那时“反右”斗争,运动虽过,但余波未平,很多“右派”帽子仍在;反“右倾”高潮又起,“拔白旗”,批“白专”,天天开会。可是,“大跃进”风仍劲,鼓干劲,争上游,也是毛泽东提出来的,没人敢反对。毛泽东对古籍的重视,对二十四史的偏爱,使中华书局有了保护伞。
在这两种潮流的涌动中,金老板的主张在运行。
金老板大政方针一定,王春抓紧时机,千方百计贯彻落实。又要用这些人,调进这些人,保护他们工作的积极性,又不能让别人抓着把柄,说你保护“右派”,保护政治历史有问题的人,思想“右倾”。做人的品质,政治的原则,工作的技巧,与人相处的平和谦逊,许多故事由此产生,让我们认识了王春同志的风采与品格。
宋云彬的大字报
宋云彬是位著名人物。他的言论不仅在浙江引起批判,在全国也是挂上号的大“右派”。中华书局想尽办法把浙江不要的人弄了过来。
1960年,精减机构,支援农业生产第一线。中华书局领导作了动员报告后,要求大家报名。很多老先生感到自己年老体衰,没有条件去农村,没有报名。这种敢于不报名的举动,马上受到单位一些青年人的批评。说他们不响应党的号召。恰好几天前,党组织刚刚宣布宋云彬摘去右派帽子,有人说他刚摘了帽子就翘尾巴,不听党的话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宋很不服气,便去找时任党支部书记的王春。
这些事宋云彬在日记中有具体记述。宋云彬几个阶段的日记近70万字汇编在一起,取名为《红尘冷眼》,2002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看日记大体保留了原貌,让我们能真切感受当时的社会气氛。且看他是如何记述的。
1960年11月1日,晴。
XXX大肆批评,辞锋甚锐。余即赴人事科找王春。先问他看我的那篇摘去右派帽子给组织写的感想怎么样。他说:“你讲的都是心里话,都是很好的。”
我就说:“这次关于支援农业生产第一线及精简机构问题,我没有能够好好参加讨论。此刻我组正在热烈讨论,并催促大家贴大字报(表态)。我有点为难。要我写一张大字报,要求让我去农业生产第一线,或者说到农村去安家落户吗?那我决不写,因为如果这样写了,分明是欺骗党,欺骗群众。”
王春说:“这样写当然不好,但你可以写一张讲摘掉帽子的事情,表示感谢党,感谢同志们,最后带上一笔,说自己受年龄和体力的限制,不能追随同志们上农业生产第一线去,只有更加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
我说:“好,那我回去就写。”
……晚饭后,我开始写大字报,到十点钟才写好。最后我说:“现在同志们纷纷要求到农村去,我受年龄和体力限制,不能追随同志们去到农业生产第一线,但是我也必须懂得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向在农业生产第一线上贡献力量的青年同志学习,更加鼓足干劲,做好自己的工作。”
恰好这时书局内出现了两张老先生写的大字报。一位老先生在大字报中说,老年人要求下乡是“自欺欺人”,多此一举。还说,他不下乡,他要保养身体,延长寿命,看共产主义到来。
另一位老先生在大字报中说,他决心要求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虽然他的八十余岁老母亲听到他要求去农村,吓得昏倒了,他还是坚决要去。“谁无父母,我还是坚决请求党批准我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
说实话,两张大字报都有点调侃的味道,很快成为书局内议论的焦点。中华书局一位领导在大会上讲:两张大字报,一张叫“自欺欺人”,一张叫“谁无父母”,态度都不好。人家有的大字报就说得好嘛,表示自己受年龄身体限制,去不了,但要提高对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认识,在自己岗位上做好工作,也间接支援了农业。
那位领导十分强调地说,这个人说的都是真心话。这样说,实事求是就很好嘛!
宋云彬这位刚刚摘了帽子的“右派”渡过了一劫,他说了心里话,说自己去不了农村,还受到了表扬,很有面子。对于一个老知识分子,这“面子”不是比什么都重要吗?宋云彬自然很高兴,从内心里感到王春待人以诚,与人为善,值得信任。
宋云彬摘了右派帽子后,在1960年11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上下午校勘《后汉书》。整天工作,不听报告,不参加学习,殊难得也。”(见《红尘冷眼》)短短几句话,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想集中精力做些工作的心情。
金灿然也好,王春也好,信任他们,大胆使用他们,“殊难得也”!
与章锡琛玩麻将
有一件事是听杨伯峻先生告诉我的。开明书店的创办者之一,著名学者章锡琛先生爱玩麻将,有一次王春去看望他,正碰上章先生想玩麻将,又三缺一。王春到了,曾是“右派”分子的章先生哪敢去想请党支部书记坐下来补齐人数陪他玩麻将啊!没想到王春竟然坐下来,高高兴兴地和章先生等人凑成一桌。章锡琛先生大为感动,感到这个共产党的干部平等待人,感到这个共产党的干部尊敬老人,就为这,以后每年春节他都不顾年高体弱,由人扶着去王春同志家拜年。王春说:我并没有想到借打麻将来做什么工作,只是觉得老人很寂寞,陪他玩玩有什么不可以。“只是觉得老人很寂寞”,这是多么深厚的同志之情啊!如果每个共产党的领导干部都能像王春这样体贴关怀老专家、老学者,还愁老专家老学者不把党的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还愁老专家老学者不把党的领导当成自己人?
事情也正是如此。章先生虽然受到不公平对待,仍然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他特别注意严格要求自己,帮助青年人业务上成长。有一位年轻编辑写了一本小册子,请章先生审阅。章先生一字一句斟酌修改,甚至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还当面给这位年轻人讲解为什么要这样修改。有的地方章先生认为译得不好,便自己动手重新译过。没觉得自己是摘帽右派,缩手缩脚。身处逆境,仍高风亮节,心中没有理想的人是绝对做不到的。
刚才说到杨伯峻先生,他是著名的古汉语专家,北京大学教授,家学渊源,1957年也被划成右派。不久,就由北京大学发配到兰州大学。他因为不适应兰州的气候,旧病复发,吐血,想回北京。北京大学不敢答应。中华书局的总经理金灿然说,他是专家,中华书局用得着。王春同志马上行动,又找文化部,又找高教部,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终于把杨伯峻调到北京中华书局,还给他爱人安排了工作。王春说,这是总经理金灿然的魄力,其实,没有王春同志的亲力亲为,再好的想法也不可能变成现实。
杨伯峻先生后半生与中华书局同甘共苦,在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中作出很大贡献。他的《论语译注》《孟子译注》成为雅俗共赏的经典。记得1972年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晚上开完会我回自己的宿舍,碰到杨先生站在大路上,我问杨先生:“这么晚了您在这干什么?”杨先生说:“值夜班,打更啊!”我听了忍不住笑了,因为杨先生不但手无缚鸡之力,风都能把他吹倒,而且1000多度的近视眼,看书都快贴到纸上了,还能值夜班?他见我笑,便说:“我看不到小偷,小偷能看见我啊!”看看,多么乐观的一位老先生,身处干校,泥一把水一把,夏天室外气温到50℃,冬天结冰,路滑如镜,他却也坦然相对,心里不是存着对金灿然、对王春同志的知遇之恩吗?
王国维的儿子王仲闻
还有一位著名人物,就是王仲闻。第一,他是王国维的儿子。王国维是顽固的封建主义保皇派,他因为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宫,愤而投昆明湖自杀殉节,鲁迅说他“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第二,国民党统治时期,王仲闻在邮局工作,当时邮局的关键部门由特务机关中统控制,而王仲闻由于工作认真恰好被分派在这一部门工作,于是他就是“特嫌”。后来,因为他要办同人刊物,也没办成,邮局借此把他开除……像这样一种人,在那个年代谁敢使用?尽管他的罪名能落实的似乎也只有一项,那就是“王国维的儿子”。不久,王仲闻业余搞了一本《人间词话校释》,他的学问遂被人发现。中华书局急需人才,金灿然还是那句名言,“他有这个能力,我们为什么不让他干?”王春同志还是那个指导思想,既然是人民内部矛盾,那就在人民内部处理,他有权工作。
其实,中华书局用他也还是很有分寸的,并不是如大字报所说“待若上宾”,只不过是用其所长,尽其所能,做他能做的事。先是让他临时帮助审校书稿。他尽心尽力。街道让他下乡,中华书局人事部门就去跟街道说,他是中华书局的“临时工”,在中华书局有任务,任务还没完现在还不能下乡,这样王仲闻就得以每天来中华书局上班了。王仲闻也确实有学问,后来到社科院文学所做研究员的沈玉成曾经说过:“可以不夸大地说,凡是有关唐、宋两代的文学史料,尤其是宋词、宋人笔记,只要向他提出问题,无不应答如流。”
一次,有位资深编辑查找“滴露研朱点《周易》”一句诗的出处,遍查无着,去请教他。他拿起笔就写出了这诗的全文,并告知此为唐人高骈的诗。沈玉成说:“这首诗作者既非名人,诗中也无佳句,从来也没有人提过,当时我们面面相觑,感到真亏他怎么记得。”
又一次,《辛亥革命烈士诗文选》即将发稿,担心还有不妥之处,请他再通读一遍。没想到他竟然找出多处问题。比如:“豺狼当道,安问狐狸”,原注引《后汉书・张纲传》,他指出,还有更早的出处,应当引《汉书・孙宝传》;又如“太白”,旗名,原注引《国策》,他说应引更早的《逸周书》。据沈玉成说:指出这些问题,王仲闻全凭记忆,因为工具书上所记载的出处,都是《后汉书》和《国策》。
王仲闻先生对古籍整理的贡献最应该大书一笔的是他帮助唐圭璋先生整理《全宋词》。唐圭璋先生积数十年之功,编纂了这部宋词总集。唐先生精益求精,约请王先生为《全宋词》核实材料,加以订补。又是中华书局的人事部门按着金灿然、王春同志的指示,与街道再三联系,这个临时工就变成长期工,成为事实上的中华书局职工了。
王先生一次次到北京图书馆查阅核对资料,遍翻有关的总集、别集、方志、类书,甚至笔记、野史,补充了唐先生没有见到的材料,和唐先生一起切磋磨砺,修订了唐先生原稿中的许多考据结论,足足用了四年的工夫。王先生的努力,使新版《全宋词》水平大大提高。唐圭璋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和谈话里多次提到王仲闻先生的贡献。到后来,中华书局编辑部的一些人看到王仲闻先生的贡献,已大大超越一个编辑对书稿的加工,提出是否在“唐圭璋编”后,增加“王仲闻订补”这样一个署名。唐圭璋先生欣然同意。此事后来虽然因为政治的原因没能实现,但一个“临时工编辑”而“订补”大专家的大量原稿,最后大专家居然同意与其共同署名,也可见王仲闻先生的学识和贡献,亦可见中华书局用之得当。
上善若水
我之所以对王春同志的胸怀和气魄感触深刻,还因为我自己也有这样一个经历,他也是那样对待我的。而我那时并不是专家,只是一个刚毕业、刚参加工作的青年学生。王春并不是因为对哪一个人,哪一件事有好感,才那样做,而是心中装着大的事业、大的目标。只要是对这个大事业、大目标有利,他就会按着党和国家的政策自觉地、努力地去做。
1966年7月,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毕业,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在学校等待分配。一年多后,分到中华书局做编辑,接下来去部队农场锻炼,接下来又去湖北咸宁五七干校,直到1972年,才回到中华书局开始业务工作。这时,离大学毕业已有七八年之久。不久,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开始了。毕业七八年没有工作,我们这些人就像长久被捆着的战马,急于驰骋。看到中央文件中提到的古代作品,听到传说的毛泽东讲话中引用的古代文献,油然而生把它们注解出来为工农兵服务的愿望,心里还想,这不就是把中央文件通俗化,帮助老百姓理解吗?这不就是为工农兵服务吗?到工农兵中去听取意见,又大受工农兵欢迎,那就赶快行动吧!
我主持并执笔了《读〈封建论〉》的写作,我参与了《活页文选》的编辑(前十篇都是中央文件提到的“法家”著作),我还评注了《盐铁论》,评注了《辛弃疾词选》……粉碎“四人帮”,王张江姚的阴谋一件件被揭露出来,我深感懊恼,深受打击,深刻忏悔!
王春同志问我:批林批孔批周公你不知道吗?“我真不知道。”
王春同志问我:说天安门“四五”诗抄是反革命的诗,你是这样认识的吗?“不是。”那你为什么还参加批判这些诗?“我没有批判。四五事件天安门清场前我还在天安门广场。我知道大家的情绪。北京市公安局来找中华书局党委,请中华书局把这些诗注解明白。党委找到我和其他三四个人,让我们注解好。我注解的那首刚好在《人民日报》上有过注解,我就一字不差地把《人民日报》的解释抄了下来。”
我的说明谁相信?王春同志相信。
他那时还不是中华书局党委书记,他在《诗刊》社做领导工作。他是我们在干校改造时的领导,我信任他,我和他说话直来直去,无所顾忌,他相信我的真诚。我那时既不是党员,也不是干部。
粉碎“四人帮”后,王春说,他还很年轻,以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需要把那几年他的表现写个“说明材料”。
有的领导说,谁也没说他有什么问题,他又不是领导干部,不必写吧?
王春说,得以党委的名义给他写一个,否则多少年后,事过境迁,就说不清了。
这些话,好让我感动。父母兄弟又如何?
给我写的“说明材料”上说:“这些小册子的内容,都是按照当时有关文件指示和‘两报一刊’社论精神编写的,必不可免地要存在政治上和理论上的错误。”“与当时的历史条件分不开,责任主要在领导。”“他真诚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中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后面盖着“中国共产党中华书局委员会”的大印。
今天,我翻阅这一页纸的“说明材料”,心仍然怦怦直跳。
这些话语,是对年轻人的一种大度,一种宽厚,一种信任,是在年轻人即将绝望时投过来的一个微笑。
年轻人该是多么感激!他们必然会以一种忘我与刻苦的努力回报这宽厚、信任、大度和微笑。
当这些年轻人也老了的时候,在回顾他们的一生时,当会庆幸这人生的厚爱。他们只会苦恼,无论怎样做也不能报答这恩情于万一!
老子说:上善若水。
著名学者陈鼓应先生说,老子用水性比喻上德者的人格。水有三个显著特性:一柔,但屋檐下点点滴滴的雨水,经过长年累月可以把巨石穿破。二,停留在低下的地方,谦虚、容物。三,滋润万物而不与相争。
王春同志以他的品德为这句话作出了最好的注解。
王春可能没有什么大作,也没有整理标点过古书,但是他却重用了写大作、整理标点古书的人。他也不是学术专家,不是教授学者,但是他在危难中关怀、帮助、救济过专家教授学者。他没有疾言厉色,慷慨激昂,争强好胜,咄咄逼人,但他慈善温和、设身处地,给人以温暖,他的话像春雨般滋润人的心田。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挨过斗,挨过打,戴过高帽子,游过街,但他却以博大的胸怀,无比的慈善,关怀做过错事的年轻人。天下最紧要的事是人才,王春不正是从事这最紧要事,又卓有成绩的专家吗?一个党的关键是得人心,王春的作为不正是努力给共产党争取人心,共同去建设伟大的中国吗?
王春同志去世十年了,在他快要离休的时候,他在《以诚待士三十年》一文中写道:“在即将离休之际,以依依不舍的心情对这些同志给予我的信任表示衷心的感谢。”
他依依不舍中华书局的同志,依依不舍同志们的期望和信任,依依不舍和中华书局同志们共同奋斗的事业。
今天,我们可以告慰他的是,中华书局事业蒸蒸日上,业务是中华书局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中华书局一代新人在成长,老同志、中年同志、青年同志,梯次清晰,和谐奋斗。
薪灭火传,王春同志您可以安心地休息了。
(此文写作时参考了《回忆中华书局》一书中沈玉成、吴翊如二位先生的文章,特此说明)
责任编辑 师力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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