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聊到天下大势的时候，会提到“国运”一词。这种宏大叙事的风格，以及家国情怀的腔调，让人热血沸腾。
偌大的清朝被日本打得割地赔款，咱们国运不济。人口上亿的明朝，被不过百万人丁的后金击败，同样是国运问题。看起来，“国运”两个字是人间治乱、国家兴亡的终极解释。
胡适曾批评，中国人有“差不多先生”的毛病，就是凡事只求大概与理解的爽快，并不问真正的深层原因，更不求精确的格物致知。于是，“差不多先生”害了中国上千年。
其实，动辄谈国运，又何尝不是“差不多先生”的现代版。国运，是个虚幻的东西。国家兴衰的根源在于两样，一是技术，二是制度。技术咱们就不谈，只谈制度。
所谓制度，其本质即是对人（官员和老百姓）的激励和约束，而激励和约束所需的东西是财货。因此，国家治理的失败，多半可以归结为财金治理的失败，让国家失去了激励与约束的手段。
清朝被日本打败，是清朝财金治理溃败于先。北洋水师的武器装备并不逊色于日本人，清朝陆军用的武器也不是像电视剧里面描述的那样，用大刀长矛，而是用的世界顶级的毛瑟步枪。但清军士气低落，动辄弃城逃跑。为什么？
因为国家财力跟不上，无法构建这场战争的正向激励机制。北洋水师的固定资产很庞大，军舰排水量和火力都超过日本，但舰队的折旧和维护费用也很厉害。养舰队的费用比打造舰队的费用更高，而且每年都要，但国家根本拿不出来。
用“国运”这种充满热血的虚幻概念，来替代严肃的思考，这是一种懒人思维，贻害无穷，会让人变笨。
慈禧太后挪用军费修建颐和园的故事，一直有争议，但它一定从侧面说明当时的国家财政出了大问题。执掌一个3亿人口大国权柄的人，要做一个并不算特别大的土建项目，竟然还不断被大臣反对。最后，背上“挪用军费”导致国家战败的历史骂名，这不啻为一种悲哀和讽刺。
国家没钱，一遇到打仗，什么样的懦夫行为都会出现。每一位士兵就是一个鲜活的个体，他们有多重身份—儿子、丈夫和父亲。当国家不能建立有效的阵亡将士家属的抚恤制度，那么他们战死之后，可能是妻儿父母被侮辱和饿死。
于是，奋勇杀敌只能靠着民族大义。但问题在于，不是所有人都有這种情怀。而且，国家财力不行，后勤跟不上，士兵每天空着肚子，怎么打仗？
中外各国，历史上但凡战斗力强大的野战军，无不有强大的财政后盾。一是必须建立有效的阵亡家属抚恤制度；二是强大的后勤供应。这两样，比购买一批武器需要的财力大得多，它对一个国家或者政权的财金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甲午战争发生于19世纪最后的时光，这时的清朝早已国将不国。实际上，清朝中期之后，中央政府的征税体系就出了大问题，政府一直靠对富人出售官位来维持财政。此外，进入19世纪后半叶，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地方势力做大，发达地区往往不听中央号令，中央财政更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甲午战争很大程度不过是在衰弱的中央政府的有限支持下，李鸿章的淮军和北洋水师，以及一些有民族大义的地方军队在和日本打仗。日本是个新兴强国，它举全国之力来攻击清朝，清朝怎么打得赢？
没有什么国运陨落，只有国家财金治理的失败。用“国运”这种充满热血的虚幻概念，来替代严肃的思考，这是一种懒人思维，贻害无穷，会让人变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