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在风中
提起鲍勃·迪伦这个名字，想必许多人不会陌生。这位音乐天才在1941年生于明尼苏达州德卢斯城，本名是罗伯特·艾伦·齐默尔曼，因崇拜诗人托马斯·迪伦，而更名于此。他在少年时期便展露音乐天赋，10岁的他自学吉他、钢琴等乐器。他发表了太多令人耳熟能详的歌，如《答案在风中》《像一块滚石》《暴雨将至》……同时，他也被认为是思潮的引领者，经历过“垮掉的一代”，歌曲在当时动荡的时代背景中，也或多或少被涂上了政治色彩。
他的歌确实影响了无数人，其中还包括许多歌手——约翰·列侬，甲壳虫，滚石，等等。他把他们从单一的爱情题材中拉出，去关注更多关于外界的内容，让音乐的律动黏附到现实，并使音乐有了更清晰切实的轮廓。他颠覆了传统的表演形式，认为一个歌手最重要的不是一个好嗓音，而是其音乐本身的力量和智慧。他把诗歌带入音乐里，也让音乐逐渐成为一首首动人的诗。
他的音乐比起那个时代的其他歌手更为平和。在那个人们需要以更极端的音符表达一种集体情绪，且摇滚也变得更具对抗性的环境下，他的音乐无疑凝聚着一种深沉静默的力量。基于此，当时的美国便开始拿迪伦的音乐作为政治理念的外衣，而置身嬉皮士和政党极端分裂的两侧，与一侧的疏远便被认为是与之对立，迪伦“反常”的平静被曲解成带着政治意味的冷漠。
比起外界，迪伦似乎更愿意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浪潮总会退却，愤怒也有失真的时刻。60年代中期，迪伦在演唱上给自己的吉他插了电，没有理会台下听众的激进情绪，自顾自地消音到他“毫无变化”的音乐世界里。尽管，我想他深知自己与时代的密不可分，但也深知音乐所蕴含的力量是多向性的，可以是混乱的，反之，也可以是清晰明朗的。
前不久，瑞典学院将201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鲍勃·迪伦，这绝不是人们想象的那般“意外”，更甚者可以说，极为贴切。在一个模式替代另一个模式最后又被后者反噬的文化倾向中，能保持清醒的人只有少数，也只有个体的自由，才可能实现集体的自由，而绝非是以集体的价值观输出去塑形个体意识。迪伦的音乐既能带来共鸣却又极度个性化的原因便在于此：我们不仅需要更敏锐地觉知外界事物，还需要更坚韧地保持这份觉知不受太多干扰。1963年，迪伦从英国回到纽约，这也成为了他创作的分界点，他吸收传统的音乐并对其进行改编，这种改编并非漫不经心的随性而动，恰是冲破了传统的框架和束缚，渗透其底部将其掀动。
诺奖落定的消息传出时，认同与不以为然的态度相互作用般此起彼伏。有人认为其作品深度并没有达到“诺贝尔”奖对应的程度，也有人对“持续陪跑者”村上春树报以惋惜。毕竟，后者才更是实实在在的作家。
有意思的是，作为同样身处那个时代并受过“垮掉一代”冲击的日本人，村上春树喜欢的歌手中，鲍勃·迪伦赫然在列。那个时代的摇滚精神，夹杂着绝望和反抗以及触地而起的希望，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弥漫在村上的文字中，初期的《且听风吟》《1973年的弹子球》，包括之后令他名声大噪的《挪威的森林》都染上了一层厚厚的时代背景色，并且对那个有些乌烟瘴气却在不停错位的浪潮中嗅出某种自由向往的“特殊时期”，充满了反思和追溯。而这样恍惚间定格在某一印象并晕染出各种想象的文字风格，也一直蔓延到村上的其他作品中。
似乎每个时代都有一些记录它独特印记的人，像前文所说，我们总是走在模式化的怪圈里，新鲜的事物被更新鲜的事物取代，许多东西逐渐变得片段化，无法承载长远的重量，于是那一部分人便会去试图从那里留住些什么，不让一些纯质的东西随浪潮的回退而湮没。而所留下的往往更关乎人性，自由，正面等意义。
当言论逐渐失去新鲜度后，又有消息爆出：鲍勃·迪伦拒领诺贝尔奖。于是便有人给迪伦虚设了两个对立选项——接受诺贝尔，则违背其一贯自由不羁的风格；而拒绝诺贝尔，才算留住“迪伦式”的标签。不过最新的消息是，鲍勃·迪伦接受了诺贝尔奖，并称自己很荣幸获得该奖，虽然他将不会出席12月份的诺奖颁奖典礼，因为他有“其他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