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我的诗集《一个人的河流》写好了自序――《我身上哪里藏着一个伤口》，谁知道这个序竟成了一个谶语，没过多久，我就住进了西安一家医院，大夫用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很快地就把这个伤口在我身上找到。
平生第一次手术，恐惧感怎么也排遣不去。大夫在术前又郑重地谈手术可能出现的各种意外，而每一种意外几乎都是致命的，这无疑又使恐惧增了一层。好在我也确信，这只是一个小手术，生命是绝对有保障的。便反过来给前来陪我的妻子说起安慰的大话。
手术安排在5月18日下午。这之前护士要做若干准备工作，我便一次次遵命褪下裤子，颇难为情，引来她们的讪笑。真要进手术室了，我反到格外镇静，大概确信与生命是无碍的，或竟生了赴难的慷慨，不然我不会这么勇敢。
过了一道门，又是一道门，仿佛要完成一个生命的交接仪式。我躺在推车上，感到非常庄严。这一次要彻底脱完了，没办法，这是手术的要求，我已听到命令。大夫和护士都蒙着大口罩，我看不清他们的表情，大抵早已司空见惯。除过在澡堂，这还是头一次在众目睽睽之下裸着身子。澡堂里大家都是平等的主体，这一次我却是客体。更何况要将两条腿分开高高地架起来，大约一个烤全羊的样子。自从夏娃盖上了那片树叶，人类便获得了尊严，但与此同时也便禁锢了心灵。我敬佩那些敢于裸奔的人，但又怀疑他们除了冲决世俗的勇敢外不免有哗众取宠之嫌；我赞美那些为美而裸出胴体的模特儿，但为他们的孤独而有些黯然神伤。只有新婚之夜，当双方交出裸体，那才是心灵解锢飞向自由、十全十美的时刻。而医院，尽管是以拯救的名义，但那样的裸体总让我觉得人之冷酷，人之卑微，人之无助――不幸的是，我现在就是这样一个被扒光了的人。
我想到了中医，那么的人道啊，取天之甘露，地之精华，山川之气的中药，正是人与自然，天人合一的和谐啊!可现在，一定有手术刀已划开我的身体，冰凉地，毫无人情地，而我被麻醉着，并不知痛。是的，人有时竟会麻木到如此地步：已经有一把刀子伸进身体，自己却浑然不觉。
说是一个小手术，也进行了近两个小时。我不知道他们割掉的是什么，但肯定曾是我身上的一块肉。那个没良心的东西，我用血液养育它，它却恩将仇报，侵害我。但我马上就感到它更可怜，它离开我时一定更痛苦。仅仅因为爱捣乱，仅仅因为妨碍了我，我就要毫不留情地遗弃它。你知道，遗弃对它意味着什么：而我，只是一个伤疤而已。
我被抬回来，平展展扔在床上，像一具尸体，一动也不能动。我已被宣布禁食一整天了，连肠子都洗了。现在连喝水都要禁止，囚犯的待遇肯定不会比这更差。一个晚上，我每醒来就看见瓶子里的液体一滴一滴往下掉，妻子在旁边困倦地打着哈欠，对她来说也许是一个漫长的夜，而我，似乎从来没睡得这么深……
护士一大早就来敲门，“放屁了吗?放屁了吗?”问得严肃又认真，我因此觉得她非常可爱。对术后的人来说，能顺利地放屁意味着一切正常，而我由此深切地感到：屁大的事，的确关系民生；如果所有的人都对“屁大的事”严肃又认真，我们的民生就再不是奔小康了。
妻子坐在我身边，耐心地一口一口给我喂饭，小的时候，母亲也这样喂过我。现在我怎么突然变成一个弱者，而弱者的感觉竟然也可以这样幸福?结婚以来，我仿佛还从来没有这样端详过她，她添了些鱼尾纹，但似乎比以前更耐看。相依为命的感觉有时的确比孑然一身好，如果有一个人从坟中醒来，看见有个女人伏在坟上痛哭，他肯定会只爱这一个人的。
过了两天，就有探望的朋友来了，他们送来花篮、水果，耐心地听我诉说痛苦，并留下同情和鼓励。问题就出在“同情”，我发誓我非常感激来探望我的人并为此由衷温暖。但同情是一种伤害，来人一走，我就感受到了，并为自己感到耻辱。
那个时候感觉挺好：探访的人已去，脚步声从楼的另一头消失。病房里安安静静，窗台上，白色的尿壶(从来没用)像一只恬静安睡的猫；床头桌上，一个苹果仿佛散发着暗香；茶几上，玻璃杯的开水还冒着淡淡的热气：一瓶液体，轻脆地嘀嗒，仿佛要告诉我另一世界的秘密……
麻药散去的时候，伤口就活了。它好像饿了的兽，一刻不停地吃着辣椒，又拿针一样的牙齿不停地撕咬。上一次厕所，就像西西弗把石头推上山顶一次而该去的时候，自然一次也不能少。
我真的心生了敬畏，因为史铁生说，任何一个苦难前面都有可能增加一个“更”，而我似乎已经不堪再“更”了；进而想到，战争年代那些怕死鬼，他们完全有可能是爱国的呀。这样想的时候，脸一阵发烫，脊背一阵发凉。阿门!我确信我躺在白色的床上。
但我不甘心自己的懦弱，我又斩钉截铁地鼓励自己：就是一尾鱼，也要用最尖锐的刺，卡住命运的咽喉；就是死也不能瞑目。痛苦只欺负那些惧怕它的人。
疼痛轻的时候，我就又想，其实最应该的态度是尊重，毕竟这是不平等的较量。如果没有源源不断药物的输入和帮助，我真的能抵挡多久?它却孤军奋战，并且似乎注定要缴械投降，又岂止是“缴械”，是全军覆没，是以生命为代价啊。它窥见我的弱点，给我生命以严重警告，它也许压根儿不打算致命，只像一个性烈的朋友，告诫我不要在平静的生活中麻木。这么想来，那最后的伤痕还应被视作馈赠的礼物。是的，如果身上没有像样的伤口，又怎么轻言生活?
又过了几天，液体不用输了，我也能下地慢慢行走了。我儿子在家不停地打来电话，他一定感到分别父母的时间已超过他原来的想像。我也确信，他更需要她。这样，我就独自一个人留在了病房。
伤口饮食的嗜好似乎已发生改变，脾气也温和了许多。只是在我翻身或走路不小心步子迈大了的时候，猛咬两口，仿佛要告诉我别惹它，它只是暂时睡着了懒得搭理，只要惹恼它，它会随时醒来告诉我它的厉害。那我就知趣一点吧。
结婚以来，我还没有一个人长时间单独和自己相处，这个机会终于来了。我仿佛一下子就安静下来，抛开工作，抛开所有原来的生活，仿佛把电视换了一个频道。其实我连电视也不开的，我爬在床上，静静地看书，似乎还从来没有这样宁心静气地看书，书才是养料，才是静心剂啊。是的，我被尘世搅乱了的心，也曾愚蠢地，贪婪地争呀、功利呀。而我本来是可以这样安静啊。那个晒太阳的第欧根尼，他连亚历山大都可以不理，他多么地自足!
书看累了，我就平躺着，像弗洛伊德说的那样，开始和我自己对话。我们争得最多的问题是，我到底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究竟真正需要什么?本我说他最喜欢女色，并能列出一串名字(真让我羞愧)；自我说他苦恼、迷惘，不知道要什么：超我说他最爱美与诗歌。有时，他们互相驳斥、埋怨甚至责骂，吵得一塌糊涂；有时又相互鼓励、安慰，沆瀣一气。最后只在一点上达成共识：不要听别人的，不要追逐时尚，尽量减少功利，力争按“我”的性情活着――这个“我”到 底是本我?自我?超我?
有时会陷入回忆。都说回忆是老的征兆，也许吧。我过去确有不洁的经历，我躺在床上想起时会一阵脸红和不安。我真的还没有卢梭的勇气把它们都说出来。那些跪在教堂的人可以对上帝坦白并获得宽恕，现在我只能把它说给我自己心中的上帝。我还不算是一个高尚的人，甚至连一个好人都要努力去做，我不知该怎么惩罚自己，就让伤口再猛烈地咬我几下吧。我只求以后要做得更好些。
所幸的，三十几年来，我真的没有做过伤天害理、背信弃义、卑鄙下流的恶事，尽管这样说已几近无耻，但我庆幸自己没有混同这样浩大的人群。向真、向善、向美、向上的葵花，就让它在我的心里开得再旺盛些吧。
从病房出来，转过楼道出去，就是另外一层楼的房顶，挺大的一片，医院在这里晾床单，而它就成了我散步的阳台。房间里呆闷了，我就会一个人出去慢慢地走走，换换空气。非常幸运的是，就在“阳台”的前面，是一座园子。据说地早已被征走，但不知为什么一直荒芜着。园子杂草斑驳，有一条路歪歪扭扭穿过。从北到南，我数了一下，恰好是七棵树，像一颗北斗星的布局。有两棵树冠很大，一群鸟在树叶里啁啾，蝴蝶在草丛上追逐着飞舞……我一下就想到了地坛，我甚至想像着史铁生就在哪个角落或树的背后沉思着世界的秘密。这个轮椅上的人，在我心中使许多不可一世的作家变轻。据说地坛早已不是原来的地坛，但它还永远存在，并会在许多地方出现。这样想着的时候，一只猫沿着小路过来，它漫不经心，旁若无人地走着，一直消失在路的另一头。我的心动了一下，我确信这里一定有深意的，但不能猜出它的秘密。
很有几天，整个二楼就住着我一个人。晚饭后，我在楼道慢悠悠来回走，像个幽灵，直到天黑了，我也不打亮楼道的灯。不知为什么，在我的印象里，最数医院的楼道长且有意味。此刻，我就像一个赶夜路的人，我确信，有一盏可以打亮的灯，但找不到它的按钮；它肯定就躲在哪一个角落，甚至就在我手能够摸到的地方，但就是要找呀找，仿佛走楼道所有的过程就是“找”。直到快要走到头的时候，手碰到了伤口，这时，走廊还黑着，而我心里的灯却奇迹般亮了。原来那盏守夜的灯就藏在自己的身上。
有时，我又把楼道的灯全部打开，一个人走。我看到长长的楼道似乎比平时更长，墙壁冷冷地泛着死寂的光。我仿佛是一个被发配的罪犯，伤口就是我的罪孽。我的身体会在一块地板上聚焦成又黑又瘦的影子，仿佛就凝成了尘世生活疲倦的缩影。如果走到楼道的出口，就是走了一生，那我为什么要急于奔赴刑场?如果尘世的烦恼压根儿就没有出口，我又何必行色匆匆，漫无目地行走?仔细想想，哪一个人不是一生下来就被判了死刑，风景也许就在走的路上。这样想的时候，仿佛有一扇门，向我豁然打开……
我住的是第六病房。从门口往里走第六块地板砖，踩上去空空的“咯噔”一声；从门口往楼道左拐，走到第六块砖，刚好也是空空的一声。我确信这里有一个隐喻或埋藏着一个秘密。世界有时真的很神秘，那些没有敬畏的人永远不懂生活。 “30床!30床!”护士就这样叫我。自从住进医院，我的名字就被废弃了，那个用了几十年的名字突然失效。我突然感到惶惑，如果可以随意贴一个标签，那么以前的代号和现在的我有什么关系?别人再凭什么来指认我?胎记?胎记也是记号!最重要的，我凭什么辨认自己?是流动的血液?深浅的大脑沟回?丰富的神经末梢?而这些都不可靠：细胞每分每秒都在死亡和新生，几十年来，不知更新了多少次，“人不能踏入同一条河流”，赫拉克利特说。其实，我早已不是原来的我，几十年唯独没变的就是我的名字，现在可好。那么我到底是谁，或者谁究竟是我?我担心把我的标签贴在一只狗的身上，人们怎么区分?尤其是某一天死亡来提档的时候，会不会搞错?
住院的最大快乐是，医院总会有一群美丽可爱的护士。她们蝴蝶一样飞来飞去。要是没有护士，医院将是多么白色恐怖!她们笑盈盈地飘来，我没好的伤口也忘了疼；她们像手拿针管的蜜蜂，甜言蜜语，专找我柔软的部位，螫我的疼。还有那个小小的体温表，冰凉的小家伙，像护士派来的小侦探，又像我儿子冰凉的小手，捂热了就跑。它自以为把什么都已探测到，却又怎么知道我忐忑的心跳和深藏的小秘密。我要是大观园里的贾宝玉，她们就是哪一个也让我放不下的好妹妹。
最讨厌的是蚊子!它们在黑暗里奶声奶气，也拿着针管，随时准备抽我的血。同样是拿针管的，差距怎就这么大呢!
那天黄昏，天阴着脸，我站在玻璃门后望着外面。我看见树叶和树叶窃窃私语，我知道风是真正的幕后凶手。但我不知道它们在密谋什么，又破译了谁的密码。现在，我觉得自己离邪恶如此之近。它们也许不会夺门而入，但我夺门而出又能怎么样?我定定地站在对面，连对峙也算不上。目击有什么用?而我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同谋。愤怒的闪电把我和树镀亮，树和我谁更孑然一身?人在邪恶面前，有时多么无助。
“阳台”上晾了长长两排白色的床单，围成一个长长的走廊。我走在中间，“白纸一样干净的床单，白纸一样轻”，我叹息着生命。它最后要平静地盖过每一个人的脸。生命是虚无的白。帕斯卡尔说，人不过是一株芦苇，永远飘移在两个无限(内宇宙、外宇宙)之间，无法逃脱“可怕的荒岛”。向死而生，“生命只有被看作是走向死亡时，生命才是生命”，索尔・贝娄也这样说。生命的精彩在过程，别错过路上的风景。
儿童节快到了，原想负伤住院的日子漫漫难熬，因为有书作伴竟然也快。突然很想念儿子，他在节日要表演节目、参加画展，电话里很快活的样子。但我还是想念，想念抱在怀里那种幸福的感觉。儿子刚满五岁，聪明活泼。大约是三岁的时候，我曾问他从哪里来的，他很认真地回答“从蛋壳里孵出来的”，并且深信不疑。现在我非常后悔指给他妈妈剖腹产时肚皮上留下的那道长长的疤痕。有一天，他非常忧虑地说，他特别害怕像爷爷那样变老，尽管我说那样的事对他还非常遥远，但丝毫不能使他释然。果然，又有一天，更大的恐惧袭击了他，这一次是哭着近乎哀求我的，说他永远不想死。他是听了《一个真实的故事》那首歌后、知道小女孩滑进沼泽地再也不能出来。我不知道怎样的恐惧笼罩了他，我同样不知道怎么去抚慰他幼小柔弱的心灵……其实，自从有了他以后，我也许比他更恐惧死亡。如果我死了，他将是多么孤单与悲凉!一想到这种可能，我就心碎地战栗。我有时会做这样的噩梦，醒来时总心跳发慌。我曾一次次祈祷，不要让我过早地离开我的儿子，你不知道，我多么爱他。为了他，我愿意失去生命；为了他，我也会不惜一切保卫生命!
西安的夏天是燥热烦闷的。太阳躲在污气和尘埃后面，城市仿佛罩上了一个穹庐。嗓子干着，身上却粘糊糊地湿。大雁塔还站在那里念着一本正经，钟楼的钟仿佛闷闷地敲响。无论朝哪一个方向走，都会碰到一堵厚厚的墙。
不是叹息，也不含丝毫伤悲，像轻曼的舞蹈，天籁般的音乐。它降落，却是另一种自由落体。仿佛蒲公英的轻，仿佛蝴蝶的梦。深情的道别，平静的回归，连空气也屏住呼吸。这是早晨，当所有的树叶向第一缕朝阳敞开绿色的爱情，它像一枚亮晶晶的星子，庄严又漫不经心地滑落。它好像不想惊扰谁。
在窗前张望，我怎么竟然泛起盈盈泪光。塔吊居高临下呐喊着挥舞手臂，摇动城市巨大的魔盘；魔盘上，汽车像热锅蚂蚁。风不厌其烦地追逐着喧哗的树叶，搅得蝉烦躁得声嘶力竭。树下长椅上坐着一个孕妇，她用什么神奇的方式，关闭了嘈杂的按钮?晚霞涂红她蝴蝶斑的脸，她抱着凸起的肚子，安静地，像满足的企鹅。缔造生命，就会获得安静和满足吗?
就像卡夫卡说的，“连伤口也因厌倦而愈合了”。和我相伴近一个月的伤口，就要以一道疤痕作纪念了。那座白色的楼，那间白色的房子，那张白色的床，现在像我另外的一个出生地。生命中有这么一段经历也许是值得的。那摞枕畔的书，那叠我爬着写下的诗稿，也仿佛梦里的一个记号。明天，我就要出院了：
怎么说出感恩和爱／当我在众目睽睽之下／自动又无奈地脱光衣服／摆放在冰凉的手术台上／任人宰割
现在，疲倦的伤口已悄悄愈合／却又怎能完全愈合／静静躺着的伤疤／仿佛一个永久的罪孽／谁又能逃脱不做病人／只不过多数是暗伤／流血的伤口尚可救治／谁去救赎／孤单又受伤的心啊
一个被宣判无罪释放的囚犯／又要看到眩目的阳光／一尾被扔上岸的鱼／又要卷入喧嚣的大海／终于可以回到人群的生活／又怎么能回到如此宁静的／内心生活／出院了／哪一条是／回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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