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而出逃,是胡丹娃的小说擅长表现的主题,但这一次,无所归依的“心灵”将要“安居”了。作者借主人公庞蕤之口重述她以往的“出逃”情结:“逃出雅座;逃出旧的生活,走向新的生活,逃出旧的世界,走向新的世界。”她此前的一篇小说甚至直接以“逃出雅座”作标题。泰戈尔诗云:“我心绪不宁/我思念远方。”理想的生活在远方、在别处、在他乡,而我们占据的却永远只是此地;此地曾是他乡,此地即是他乡。唐代诗人贾岛在并州旅居十年,日夜忆念故乡咸阳,终于有一天要动身远行卜居他乡,却又对并州恋恋不舍,“无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贾岛是逆向性的远方情结,他生活在追忆之中;但追忆故土旧人与“逃往”新世界一样,其精神内核皆是对“此刻”、“当下”的否定。�
《心灵安居》篇首引用了海德格尔的一句名言,小说里虽经夸张变形依持保持写实风格的内容,有了哲学的参与,主题因此顿显重大。这句话出自海德格尔论荷尔德林及其诗作的一篇随笔,饱含存在主义的人间气息,其不同版本曾被操持“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的当代中国诗人广泛引用,甚至被学院派书店写在门楣上。《心灵安居》实则无需借此自重,倒不如《与胭脂虫对弈》引用《昆虫记》来得适切。�
巨大的欲望正席卷而来,人们都在寻求他们想要的,又在失去他们拥有的;风云际会,谁会感到不安?除了雅座里的知识分子,还有包厢里的人们,普通席上的大众,大家一起泛称为群众,―――群众感到不安。少数人出逃了,许多人安座着,发着怨言。本世纪三十年代,安德烈・莫洛亚在《人生五大问题》一书开首一句话,仿佛是对着我们时代发言:“在此人事剧变的时代,若将人类的行动加以观察,便可感到一种苦闷无能的情操。什么事情都好似群众犯了一桩巨大的谬误,而这个群众却是大家都参加着的,且大家都想阻止,指引这谬误。”(傅雷译文)走在路上走向远方的人,是携带着未来生活蓝图的人,而生活却像泥沙俱下的洪流对美好事物和纯洁理想的毁损,并没有超越它的普通逻辑。社会变革的时代,新秩序建立途中,人性的丰富复杂得以充分地呈现,对于思想者与写作者,幸与不幸各参其半;谁恐惧道德的堕落,谁就是恐惧生活本身。�
《心灵安居》由此前的主动出逃,改变为被动出走,主动求得心安,不知是胡丹娃悟出了“彼与此”的辨证法,还是认为该与生活和解,哪怕是一时的妥协?或许有一天她会写出从出逃到“心安”途中被忽略的那种普遍的“苦闷无能的情操”;对感触敏锐的小说家,我们不妨有这样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