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被史学界誉为“五朵金花”之一的农民战争史研究现在是寂寞多了。研究视域的转移和史家潜意识的逆反心态，使得农战史这一学科的学术行为显得异常沉闷。于是，不少人呼吁并身体力行地开展中国古代、近现代农民学研究，藉以拓宽这个领域所包容的学术范畴，以开掘新视点下农战史崭新的学术意义。这种补偏救弊、起例发凡的探索，是史学界匡正传统研究对象自开新路的尝试。这可谓是拨乱反诸正的具体例证。
但是，也存在问题的另一面。在反思与清算农战史研究中的理论和方法，甚至涉及所据资料时，不少论者便具有明显的偏颇了。着笔为文所显露的矫枉过正之情着实让人有将农战史研究“翻个底朝天”的况味。
最近读到一篇文章《钱与黄巢》，说是要修改(辞海》“钱”这一条目。因为这个五代时期的吴越国王做了许多保境安民的工作。《辞海》中判定钱镇压黄巢起义之“镇压”，经作者一番分析不过是“正当防卫”，甚至主张一千多年来相沿的钱“一代枭雄”这顶帽子，应该戴在黄巢头上“似乎更合适”。姑不论文章的立论站不站得住脚，它的背后实际上潜藏着一种普遍的情绪，那就是在地方割据势力与农民革命之间的冲突，是可以在是是非非的问题上随意泥捏和解读的。这种沉潜于农战史研究中的师心自用的倾向性被视为当然的合理性，这就实在是矫枉太过正、太自负了。
史家研究过程中的理性，无论如何都具有不可避免的主观性，这是无庸讳言的。但只要这种主观性不肆意泛情化，评判一件历史事实，一个历史人物至少不会走向极端，不至于太离谱。明显的拨正反诸乱，不应该成为史家良知保持缄默的一种借口和遁辞。
薰染农战史这朵“金花”之香而成长起来的历史学家，在这个新旧并陈，歧论争较的领域别开新面、深耕浅拓的同时，应该有责任和勇气拿出自己卓识的学术成果来维护学术的尊严，藉以回应那种对农战史及历史学科的种种曲解和误读。如果史家患上了失语症或置若罔闻，史学研究就会步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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