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书评》每期都作为《纽约时报》星期天版的一部分送到读者手中，去年十月六日的“书评”部分拿到手时竟达一百二十页，一看之下方知是《纽约时报书评》创刊一百周年，编辑们费数月之功从一百年来发表的书评中精选出七十篇组成一期洋洋大观的专号来炫耀其百年成就，确也算得上别出心裁。
一份以社会大众为读者对象的大众性报纸要办一份书评专刊并非易事。报纸一方面固然具有其他书评刊物难以企及的优势即其广大读者量，但也因此，报纸的书评专刊往往又比其他书评刊物更头痛于雅俗之间如何取舍，如何才能办得不流于等而下之的问题。《纽约时报书评》长期来在美国知识界中的口碑就曾相当之低，如果有人说你是“纽约时报书评的水准”，那就是在损你，意思是说你这个人的读书格调也太不怎么样了。一九六二年年底《纽约时报》包括其“书评”因纽约市报业大罢工停刊一百一十四天，这次停刊促成了一份新的书评专刊于一九六三年应运而生，这就是日后声名颇隆的《纽约书评》。
《纽约时报》书评版是报业巨子欧克斯于一八九六年接管该报(本身创刊于一八五一年)后决定上马的第一件事。欧克斯的目标是以此提高时报的声望。此举事实上证明这位报业巨子的生意眼光确实不凡，因为历史学家们今天认为，一八九五年前后正是美国出版业与所谓新生“阅读公众”同步发展的历史转折点。欧克斯开创以日报附加周末书评专刊的新路，一方面增加了该报对新生“阅读公众”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更吸引了出版商们将出版广告逐渐转移到这份新的专门书评增刊，一时颇有名利双收的效果。
“书评”创刊号问世于一八九二年十月十日，当时是作为星期六版的增刊，因此最早的名字是《星期六书评增刊》。篇幅最初只有八页，后来增到十六页。一九一一年一月二十九日起书评作重大改革，首先是出版时间改为星期天版的增刊，名字也改为现在的《纽约时报书评》，篇幅更增加到了三十二页，有时甚至出到五十六页。一九二○年六月起“书评”曾一度与“纽约时报杂志(周刊)”合并为一，但两年后就又各自为政至今。从一九四二年八月九日这一期开始书评增设每周“畅销书榜”。但它成为目前这种像份小报的形式则是从一九八四年一月一日才开始的，封面套彩更是迟至一九九三年六月六日以后的事。
《纽约时报》初办这份书评时面临的第一个头痛问题是书评版与报纸到底应该是什么关系，或如时报书评版最早的编辑们自己所问，“书与新闻”究竟是什么关系？正是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纽约时报书评》与常被人视为其姐妹刊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在编辑方针上的截然不同。《纽约时报书评》从其第一任主编海塞时代开始，就明确主张“书也是新闻”这一方针。而稍晚(一九○二年)同样为适应出版业扩张而创办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则从一开始就把书与新闻分开处理，它似乎更有意识地将自己定位为属于文化评论的范畴，从而区别于报纸的新闻报道范畴。
这一“书也是新闻”与“书不是新闻”的分别，实际上导致这两份刊物的一系列其他不同。首先，《纽约时报书评》由于坚持“书也是新闻”这一方针，因此它历来是报纸的一部分，只要订《纽约时报》星期天版的人不管看不看书评都会每周收到一份；而《泰晤士报》的做法则是一方面将新闻报道式的简短书评发在报纸的星期天版上，另一方面则将《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从一开始就与报纸完全分开，其订购与发行都与报纸没有必然联系。严格说来“增刊”这个名字本身多少有点误导，因为这份所谓的“增刊”事实上并不构成《泰晤士报》的一部分，而是完全独立的一份文化评论周刊。这一差别实际意味着这两家刊物的读者对象大不相同。确切地说，《纽约时报书评》尽管也力图吸引知识界，但其主要面向的首先仍然是报纸的读者大众，而《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则事实上主要是面向伦敦和英国知识界的刊物。后者的发行量因此自然大大低于前者，但反过来其读者群的水准不消说也就高于前者的读者群。从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增刊”与所谓“芸芸众生的社会”之间相对比较有距离，受其影响也比较间接，而“书评”则有如处身于车水马龙的闹市之中，与美国社会政治的互动关系在各方面都更密切也更直接。因此，相对而言，《纽约时报书评》看上去似乎更多地具有社会性以致大众性，而《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相比之下就显得多少有点超然于社会之上的味道。
以上这种差别带来的另一个不同就是两家刊物在选择其主编和编辑时的着眼点也颇有不同。《纽约时报书评》因为主张“书也是新闻”这一方针，因此其主编和编辑是属于报纸编辑部的一部分从而首先是新闻界的人。这些人即使原先与知识界有关系亦不一定有自己很强的学术倾向或特别的文学趣味(这一点在七十年代后有所改变)，毕竟，报纸对他们的要求是把书当作新闻看而且从办报的角度来选书评书。反之，《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的主编和编辑们历来大多本身就是伦敦知识界的圈内人，这些人一般都有自己的学术倾向或文学趣味，因此在办刊时的主动性较强；诗人艾略特在纪念“增刊”第一任主编里奇蒙德(一九○二――一九三七年为主编)的文章中即曾回忆自己当年为“增刊”所写文章的题目都是首先由里奇蒙德建议的。一九六四年十月里奇蒙德以九十三岁高龄去世时，《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的讣告只有一句话：“他在身后留下了一条首要编辑方针：以适当的人评适当的书”。此地所谓“以适当的人评适当的书”尽管泛泛而言是任何书评编辑都会同意的方针，但对里奇蒙德与“增刊”编辑部而言，其真正意思实际是，什么书是应评之书以及什么人适合评什么书，乃是编辑部特别是主编本身必须心中有数的。这一点《纽约时报书评》事实上在很长时期就做不到，因为该刊如上所言其早期的主编和编辑大多首先是新闻界的人，这实际上导致该刊的办刊方针多少有点被动，即往往过分依赖编辑部外所谓各领域的专家，从而显得比较缺乏自己的倾向性和独立判断力。
以上这些不同所隐含的一个更深刻差异是，两刊的作者队伍事实上也不尽相同。
《纽约时报书评》正因为比较缺乏自己的独立判断力而过分依赖以致迷信各学科专家，因此其书评大抵不出什么专业的人评什么专业的书这种死板方针。该刊五十年代时的主编布朗在一次被记者问及该刊是否会让诗人来评历史书，或一个数学家来谈与数学无关之事时，曾很干脆地回答“不会”，因为他说他相信“一个领域就是一个领域”。这种立场看上去似乎很有道理，实际上却隐含着对所谓“领域”的某种肤浅认识，更是对书评本身作为一个领域的很大误解。首先，我们可以说任何领域都必然大于该领域本身，因为任何领域都只是为研究方便而人为切割出来的，并非该领域就真的与领域之外的事没有联系；现代学术的领域划分越来越细固然有利于对某些问题作细部研究，但同时也造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现象日益严重。也因此，一个面向社会和一般知识界的书评刊物之不同于专业刊物的书评栏目，恰恰就在于它的书评应当力求勾勒出某本书的“超领域”含义即该书的更一般的文化含义。真正有见地的书评恰恰就在于它能把由于领域划分过细所人为切断的联系再度揭示出来，这正是社会文化书评本身作为一个领域的真正功能所在。但同时这种书评往往是大多数专家未必胜任的，因为事实上大多数专家的最大盲点恰恰就在于他们习惯于坐井观天而不知天下之大！这也是为什么一个适合给专业杂志写专业书评的专家未必一定适合给社会文化书评刊物写书评的原因，同时某个领域内人人认为最重要的新书也完全可能在该领域以外就并没有那么重要。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书评编辑恰恰不能过分依赖专家。
《泰晤士报增刊》在这点上与《纽约时报书评》就恰形成对照，因为该刊常被称为较好地保持了欧洲十九世纪以来的所谓非专家书评的传统，而非像《纽约时报书评》那样完全依赖专家的书评。例如该刊最早评论乔伊斯小说《都柏林人》的人并不是什么大学文学院的文学教授，而是一位常年为报纸写网球评论的人。同样，诗人艾略特本人为“增刊”所写的文章远超出诗或文学的范围而宽泛到包括关于马基雅维利的讨论，以及关于英国历史的书评，等等。我们在这里实际也可看出，所谓“以适当的人评适当的书”对该刊而言并非必然等于什么专业的人评什么专业的书，不过这里涉及的实际已不仅仅是这两家杂志之间的差异，而毋宁说与英、美两国在一般文化氛围以致教育培养目标等方面的更深刻差异有关。
英国和许多欧洲国家大多都有较长的人文教育传统，这种教育的培养目标如当年布克哈特所言，并不在于造就某一特殊领域的专门家，而是在于所谓“兴趣尽可能广泛的业余爱好者”。欧洲十九世纪所谓的“文人”正是这种人文氛围下的产物，其历史虽然比我们中国历来的“文人”传统短得多，但在许多方面确是比较相近的，亦即他们都不是也不屑于作“专家”，而但求视野开阔、兴趣广博(韦伯虽然批评中国的文人传统，但他自己当年在被问及他的领域是什么时却发怒地回答：“我又不是驴子，哪有固定的领域！”)。人们所谓《泰晤士报增刊》较多地保留了“非专家书评”的传统，实际也就是指该刊的许多书评仍是由这类“文人”所写。他们不同于“专家”之处就在于他们写书评并不是单靠某个狭窄领域的专门知识，而是以其一般文化修养的厚度加本身的“才性”纵横议论，其着眼点自然也总在某狭窄领域以外而擅长于让读者看到一个更大的文化世界(卡莱尔在一九四○年的《英雄和英雄崇拜》第五讲中由此将“文人”列为“最重要的现代英雄”)。同时，文人的书评不消说多比专家的书评更有文采和风格。《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之所以经常为文化人称道，其原因就在于它曾一度有“文人书评”的招牌，尽管实质上也只不过是还有点遗风而已。
《纽约时报书评》长期来主要依赖专家的书评在一定程度上讲也是出于某种不得已，因为在相当长时期内，美国实际并不存在一个像英国和欧洲那样的文人阶层，美国的教育更过分地强调专业化，因此美国要说有所谓知识分子也主要是各领域的专家学者而非“文人”。
《纽约时报书评》与《泰晤士报增刊》的这种差异，自然常常使许多美国知识界人心中快快。他们每比较这两份刊物总不免大为光火，不断抨击为什么“书评”总那么“俗”，而不如“增刊”来得“雅”，却不知这两份刊物本来就不是同一种类型。大约到五十年代随着美国成为西方世界盟主，美国知识界的自我意识也日益强烈，从而对《纽约时报书评》的不满更加到了有点忍无可忍的地步。一九五九年著名纽约女文人伊丽莎白・哈得维克在《哈泼》杂志上发表《书评的凋败》一文，尖锐抨击当时书评全是不关痛痒的捧场文章，很少有真刀真枪的“批评”，而事实上《纽约时报书评》到那时为止确实一直很忌讳发表否定性书评。哈得维克挖苦这种状况的名言“一本书出来就被泡到一潭糖浆中”尤风行一时，以致《时报书评》在知识分子中提起也就常常成了“那潭糖浆”。一九六三年另一著名文人麦克・唐奈德在《老爷》杂志的专栏上又发表传播极广的《呜呼！纽约时报》一文，将时报书评版贬得更加一钱不值。此时，报业大罢工尚未结束，一份阵容空前强大的崭新书评刊物已经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在一九六三年一月推出了试刊号，这就是《纽约书评》。试刊号在事先没有广告宣传的情况下马上卖出四万三千份，在美国知识分子中引起的几乎是人们奔走相告的狂热反应。
《纽约书评》在最初创办时的目标非常明确，这就是要办成美国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而且事实上在一九六七年以前，该刊曾一度被人讥称为“伦敦的书评”。这是因为大约从第五期开始，该刊以远高于英国标准的美国稿费延揽了几乎所有英国文化名流为之撰稿。参与创办《纽约书评》并任该刊顾问的哈得维克女士甚至公开说，英国人就是写得比我们美国人好，他们远比我们美国的专家学者更沉浸于文字生涯。
但是，纽约毕竟是纽约，不是伦敦。《纽约书评》虽然一开始有意以《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为自己的样板，但它最后成型的风格、趣味和取向却大不同于伦敦的“增刊”。直接了当地说，《纽约书评》的真正兴趣事实上是在政治，不但其火药味从一开始就要比伦敦的“增刊”强得多，而且从一九六七年开始它更被普遍视为美国左派知识分子的前卫刊物。当年二月该刊发表乔姆斯基的《知识分子的责任》，四月发表该刊灵魂人物爱泼斯坦(时为兰登书屋副总裁，其妻芭芭拉・爱泼斯坦则为《纽约书评》双主编之一至今)的《中央情报局与知识分子》，引发美国知识界大论战。刚刚获得一点社会地位的所谓“纽约知识分子”群体从此彻底解体而分裂为两大阵营，左翼以《纽约书评》为重镇，右翼知识分子则自此与《纽约书评》划清界限，转以《评论》杂志为据点。这都说明，《纽约书评》不但未能办成像早年《泰晤士报文学增刊》那样相对比较超然于社会政治的纯文化刊物，而且事实上远比任何书评杂志都更直接甚至更自觉地介入和干预美国社会政治的方方面面。
《纽约时报书评》最早提出“书也是新闻”这一办刊方针。许多人常认为《纽约时报书评》以往办得不够理想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一方针有关。但事实上真正的问题恐怕并不在于这一方针本身，而是在于该刊早期对所谓“书是新闻”的理解不免过于狭隘了一点。因为它那时似乎以为，由于“新闻”无非是要报道“事实”，如果“书也是新闻”，那么书评无非也就是要“据实报道”出关于书的新闻。“书评”编辑部当年的这种办刊方针意味着其取舍标准是书评的所谓中立性、客观性，而其依赖的作者标准则是所谓专家性。但所谓中立性和客观性实际往往也意味着书评的平庸性，无锋芒性。同时，编辑部本身力图保持中立性的倾向实际上也往往变成其无判断性，亦即它差不多总是以同样的有限篇幅处理每一本被评的书，以致在一期杂志上所有被评之书似乎都是同等重要的或不如说都同等不重要。哈得维克在上面已提到的《书评的凋败》中即挖苦地说这种书评基本都像是一个套式出来的，即首先称著作“填补了空白”，然后说作者“功德无量”，最后则是“惜乎”尚有某些缺点，不然的话就更完善，等等。
哈得维克由此提出其日后为《纽约书评》所标榜的书评标准，即所谓好的书评是“有新意、有难度、有长度、有立场，但首先能吸引人”。《纽约书评》以后办得特别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首先就在于它的书评往往洋洋洒洒长篇大论，对于特别重要的新书更是不惜篇幅，而有所谓“要多长就多长”的政策。这种办刊方针确实使它特别善于以重头文章造势，从而能推动和引导知识界潮流。就此而言，我们完全可以说，《纽约书评》事实上恰恰是把所谓“书是新闻”的方针发挥到了一个新的极致，亦即它不是仅仅简单地“报道”有关书的新闻，而是以重头文章和各种烘托积极主动地“制造”关于书的新闻，以引起各界的特别关注。这当然与该刊强烈关注社会政治而不甘居于象牙塔中的办刊方针有关，但以这种方式，它确实较好地起到了一家社会文化书评刊物的真正功能，即把知识界的成果强势地迅速推向社会公众的讨论。不消说，这不但需要编辑部的主动精神，而且更需要编辑的眼光、见识，特别是对知识界动向和社会发展两方面的高度敏感性，从而才能及时地或煽风点火或推波助澜，促成知识界与大社会之间的互动。
《纽约书评》的出现及其办刊方法不消说对当时的书评界是极大的冲击，《纽约时报书评》更是首当其冲而不能不思考改革之道。一般公认，自从一九七一年《纽约时报书评》破格启用三十一岁的约翰・李欧纳德为主编后，该刊已“脱胎换骨”，与以往不可同日而语。李欧纳德本人坦承他和他的同人都是读《纽约书评》出身，并且受其崭新风格强烈震撼而思考《时报书评》的改革方向。这些改革因此在许多方面明显受《纽约书评》的影响，首先就是编辑部的主导性日益突出，在主动“制造”新闻方面不遑多让《纽约书评》，在评论重要新书时有时甚至同样刊出篇幅几乎不下于《纽约书评》的重头文章，从而左右知识界风气。李欧纳德本人一个曾使《纽约书评》颇感怏怏而使《时报书评》大为得意的杰作是“发现”了社会学家戈夫曼(Erving Goffman)而在《时报书评》率先以重头文章评介。其次，该刊发表的书评也已再不是当年的那“一潭糖浆”，而常常锋芒毕露，同样指点江山。事实上在七十年代以后，《时报书评》与《纽约书评》的作者队伍已常有交叉，包括哈得维克本人甚至都开始为《时报书评》写稿，这可以被看成是《纽约时报书评》已逐渐为美国知识界所认可。从许多方面来看，这两家书评刊物近年来可说有相当的“趋同性”，一是所评的书时有重叠，二是作者常有交叉，三则是两家刊物的大致关注范围和主要着眼点也不是相去很远。更有甚者，近年来《纽约时报书评》与《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之间甚至真的有点变成了像姐妹刊物似的，两刊的主编有时都有交叉，例如牛津出身的约翰・格罗斯先是担任“增刊”的主编(一九七四――一九八一)，后又转为《时报书评》的主编(一九八三――一九八八)。
但与此同时，改革后的《纽约时报书评》的自知之明恰在于，它绝无意把自己办成另一个《纽约书评》，而是注意到《纽约书评》的某些软档而充分发挥自己的某些特有优势。目前这两份刊物的最明显区别似在于：第一，《纽约书评》评论小说等当代文学作品的篇幅历来极少，《时报书评》则每期必有相当篇幅于此领域。这实际上间接说明两家刊物的读者对象仍不尽相同，《纽约书评》的主要读者仍更多是大学的师生，而《时报书评》则仍更面向社会大众。第二，《纽约书评》正因为文章往往长篇大论，因此经常采取一篇文章评数本书的方式，《时报书评》由此采取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坚持一文评一书的方式，这样，尽管《纽约书评》的有关评论由于篇幅大总会比较充分，但就落实到每本书的分析评介而言，《时报书评》的文章虽然篇幅较小却未必就更不充分。第三，《纽约书评》乃是七个月出双周刊，五个月出月刊，《时报书评》则是定期的周刊，因此，《时报书评》在评介新书的时间性方面有时往往可以比《纽约书评》更快。
从以上这些比较来看，我们可以说，《纽约时报书评》改革的最可取之处就在于它一方面赢得了知识界的认同，但同时却并未就此放弃自己面向社会大众的传统。就此而言，《时报书评》的成就实决不在《纽约书评》之下，后者影响虽大毕竟仍主要只限于知识界，而不像前者那样能及于更广大的读者群。尤其应该指出的是，《纽约时报书评》在改革后的书评质量尽管可圈可点，但该刊自创刊以来也一直是一家严肃书评刊物。作为历史上最早开创大众报纸书评专刊的先驱，《纽约时报书评》一百年来能始终坚持面向社会大众而又不以低级趣味取胜，这是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