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翦著《秦汉史》 最近，北京大学出版社重印了翦伯赞同志的《中国史纲》第二卷，即《秦汉史》，这是件很有好处的事情。不仅有益于一般读者，也有益于中青年史学工作者。
今天的读者渴望得到一些内容丰富、论述深刻，而又简明畅达、文字生动的历史书。不少史学工作者也在对此进行探索。“伐柯，伐柯，其则不远。”翦老的这部《秦汉史》，是否可以拿来重读细摹，从中得到启迪、省悟和钥匙呢？这部四十年前的史作，是以唯物史观研究秦汉史的开创篇，书中的一些论点和所依据的材料，有不少已为四十年来史学、考古学的发展所突破。推重此书，当然不是为了再退回到四十年之前。但是此书的博通风范，特别是翦老那活跃不拘的思路和开创精神，仍然很值得我们学习。
一
著史贵在博通，难在博通。《史记》是我国史籍中最可宝贵的博通之作。司马迁掌握了当时最为丰富的材料，并抱定“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宗旨，终于达到了他所处时代的博通。后来的一些史家，或写断代，或考典章，或述兴衰，在博通方面也各有所成就。粗浅地说，博通就是指对所述之史有完整而通彻的研究。
通过《秦汉史》，不难看出，翦老当年是搜集和掌握了一切所能得到的有关秦汉史的文献和考古的资料，然后在此基础上，以唯物史观对秦汉数百年的历史做了通盘研究的。从书的序言中也可看到，作者是以成就“一部完整的科学的专著”自任的。书的内容和体例，包括了经济、政治、文化的各个方面，每个方面，都有详尽而精审的分析。即使在今天看来，其中大部分虽是我们的旧识熟知，但书中所言却是异样的具体而深刻。不生硬，不空泛，毫无笼统或堆砌之嫌，开卷便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经济方面，如关于汉代赋役制度的演变、手工业的发展、丝绸业的水平、钱币的沿革；政治方面，如官职的设置、汉初分封与先秦封建之别、奴婢的存在与奴隶制的不同、汉代的隐士、清议和党锢；文化方面，如对神仙、神话、纬书及儒学演变的讨论，等等。书中都做了专题性的充分研究。见地独到，论述有据，给人以完整而深切的知识。即使一些甚为专门性的内容也是如此。如对汉代西域的分析，介绍和采用了近代考古学上的一系列重要成果，但不是拿来填充或一般引证，而是下了极大的功夫做了再研究、再分析，成为秦汉全史的有机部分。不是繁琐的考古报告，而是一幅幅生动活现的历史画面。
全书分秦、西汉、东汉三段，每段开头都有一章对“历史形势”的分析，这是此书结构和内容上的突出特点。翦老把世界之中国和中华诸族之中国做为研究和论述的对象，打破了就中国而谈中国，以汉族而代中华、以中原而概全域的局限，显示了高远的视野和正确的历史观，也更见独到的博通。数年前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有位前辈学者谈到学术研究切忌孤陋时，曾说，研究经济不可就经济而谈经济；研究历史，也不可就近代而论近代，就中国而言中国。这是十分重要的提示。翻开《秦汉史》，突出感到，翦老等老一辈学者在这方面，早为我们立了博通的榜样。为了说明秦汉时代中国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为了有比较地考察中国历史的进程，为了对秦汉之中国看得更清楚，他对两千年前的世界形势做了不惜气力的考察。书中不是把历史形势仅作外界环境的简单介绍或对比，而是把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关系做贯通的、总体的分析。时间上，由秦之先到汉之末；空间上，则包括东西南北，凡与中国有关的，无不涉及。如对古希腊文化经中亚、印度而逾帕米尔与中国西北之羌族文化的接触，就做了细致的考辨，指出“当秦族进入中原，在东方世界激起一个历史浪涛时，西方世界的历史浪花，也正飞溅到中国西部的边境。世界史的运动倾向，似乎在替继起的两汉时代之东西两个世界的历史接触，进行准备工作。”这就为人们理解西汉时代，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意义和东西世界相互影响的关系开阔了思路。如对两汉的开发西域做了详细考察之后，形象而深刻地阐述了汉文化的世界意义：“当此之时，汉朝的文明光辉，已经把西藏、青海除外之今日的整个中国照得通明，并且通过南山北麓之颈形的狭管，在天山南北，射出它的光辉。这种光辉，渐渐向中央扩大它的照射，大约在里海、黑海之南，便与罗马共和国的光辉交光连彩，呈现出一种奇异的美景，这就是东西两个世界的历史运动之交流，……”这是多么形象而意境深远的示意！大月氏是我国古代的一个部族，后来远徙印度北部建立贵霜王朝。一般历史书上，仅在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一节有所提及，翦老却从部族变迁对世界文化之影响的角度，做了完整而深刻的阐明：“大月氏是中国历史运动压抑中第一次抛出去的一块历史碎片，也可以说是中国这个太阳系统中的一颗流星，这颗流星降落在中亚，象陨石一样，落在妫水流域。然而它在妫水流域却大放光明。匈奴人把大月氏抛掷到中亚，大月氏人又把希腊人抛掷到印度，到费尔干，希腊人又再降落在印度文化中，降落在中国文化的边缘。同时大月氏又把阿萨克斯人逼向西走，于是罗马人又不幸地领略阿萨克斯人的响箭。”
中华民族的构成和发展，是我国历史的一个基本方面。过去一般历史书，对此多有缺漏或不足。要阐明这一问题，必须下大力搜集和考证那些非常冷僻而难弄清楚的大量资料、必须以端正的态度和正确的方法去研究，才可得出切实而深刻的认识，才不致流于一般理论意义的说明和敷衍。翦老是下了功夫的。他对各少数族、对那些相对于中原文化和中央朝廷而言属于旁枝侧根的方面，没有轻描淡写。他还以更为高远的境界，阐述了中原诸族的由来与融汇一体的过程。不是把民族问题当做附带性的内容来写，是从总体上观察和分析中华各族的发展史。上溯远古中华各部族的际遇由来，近测秦汉经济文化高度发展而生的历史动力，旁征博采，宏观细察，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如说：“所谓汉族者，并不是中国这块历史地盘上天生的一个支配种族，而是自有史以前迄于秦族徙入，中原的诸种族之混合的构成。同样，中国的中原，也不是汉族独有的天下，在史前时代，这里是中国境内诸种族自由进出之地。”在殷周时代，也还没有形成文化或地域上的森严壁垒，只是“到春秋时，由于中原诸种族之突出发展，于是始倡‘内诸夏，而外夷狄’之说”。在论述中他把中原与四周诸族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卵黄与卵白虽各为一物，而在鸡卵之有机构造上，则是血肉相连的。”“自武帝以至昭、宣之世，一百年间，汉族在中国，正象一个太阳，其他诸种族，则象环绕着这个太阳的一些行星。因此其他诸种族，虽然各有其自己运行的规律，但从中国史之全面运动看来，这些诸种族还是以汉族的历史为中心而规定其运动的方向。中国史再不是一些碎片的自由活动，而是在一个历史动力的运转之下，展开了全面的发展与统一的运动了。”
二
“史论结合”，曾是史学界长时间讨论过的一个问题。回顾一下，当时强调的“结合”，并不是很恰当、很明确的说法，容易让人仅仅理解为论与史兼顾，或以理论统率史料。除了一般纯属资料或工具性的著作，凡属论著，都是史论一体的。论，就是作者对历史的看法。而他的看法，不仅是先有的历史观，也是他对历史进行研究而得出的结论。史与论，绝不是配伍相杂或史为论做注脚，论为史行点化的关系。用马列主义研究历史，就是以唯物史观对历史做认真而实际的考察，自己得出一个个具体的，甚至是独到的结论。是不是马列主义的，绝不在于引多少或引不引经典条条。过去常见的那种经典罗列，不少是把史料当作了经典条文的注脚。反过来，实际上又是把经典当成了作者论史的注脚。是形似而实非的做法，也是治学不严肃和缺乏功力的表现。四十年前的《秦汉史》，没引一条马列语录，这固然可以说是当时的社会背景使然，但它至少说明，不引经据典完全可以很好地用唯物史观分析历史、说明历史。口头上或字面上的宣称，不能代替实际的运用，这本是人人皆知的。只是由于教条主义的影响，才滋生了重宣称而轻运用的弊病，致使一些文章写得空泛、生硬，或有论无史，或论不及史，碍手绊脚。
《秦汉史》是唯物史观的。学习和接受翦老的结论或观点是容易的，但若象他那样去切实地剖析历史，就很不容易了。研究新问题不易，真正弄通前人已经研究过的问题也不容易。书中那些我们早已比较熟悉的问题，为什么读起来竟多有清新不俗之感，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象他那样运用唯物史观进行深入的研究。
三
翦老是以白话写书的，我们今天读这本四十年前的著作，不但没有文，字上的隔膜，而且觉得他谈的道理，讲的事情，比我们今天所说所讲还要通俗得多，易懂得多。既没有理论的玄奥，也没有语言的枯涩。
史学不比文学，不必做一般文采的计较。但是，写书总要考虑可读性。可读，就是让人爱读，就是让人读后能有深刻的印象。而能否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主要不在文字的技巧，而在作者对所述之事、所讲之理，具有真知和灼见。
汉初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原因，是一个较大的论题。常见一些史学著作论及此事，不外农民起义推翻了秦的残暴统治，打击了地主阶级，以及统治者接受了秦朝速亡的教训云云。所举例证也大同小异，总脱不掉抽象说理的路数。虽然给人以正确的理论，但总是让人不能得到深切的印象。何况雷同之论一多，难免使人厌烦。《秦汉史》中没有立此专题，但在谈到西汉的农业发展时，行文中自然而具体地揭示了社会经济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文中写道，“……农民的‘叛乱’，虽没有主动解决土地问题，但在客观上，却解除了土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在‘叛乱’中，一方面，农民用了自己的死亡，减少了人口的数量；另一方面，旧的土地所有者，随着政权之崩溃，又抛出了大量的土地。即因人口的减少与土地的开放，于是土地问题的严重性，便自然而然地松懈了。”随之将十年内“海内溃畔，天下大倾，攻战杀伐”的史实依次列举，言简意赅，喻理于实，语气上自然也侃侃而谈，铿锵有声。
汉初土地的分配，涉及到农民起义能否推翻封建剥削制度的问题。讲历史，应是用事实说话。书中确举了汉初皇家、新贵、旧地主依次强占土地的情况，然后说到“退伍的官兵”实即参加起义的农民。“土地已经不多了，除了高级军官得到了一些田宅以外，其余大批退伍的士兵，则‘久立吏前，曾不为决’。”“现在土地都插上了标牌，新旧地主都回到了原籍或新籍，而农民们也只得找出那生了锈的锄头，重新去做佃农或雇农。暴风雨过去了，又是一片蔚蓝的天色，当农民们走向田野去的时候，从身上的创伤，回想过去大泽乡的起义，他们觉得正象一场大梦。”前一段讲的是史实，并引用了具体的史料原词，多么明确而利落。后一段，孤立地看，类似描景绘情的小说，但也是合乎史实的想见。其飞动的笔墨，与其说是文学的技巧，不如说是明有所见、深有所感的自然流露。这并没有违背或超出史学的体裁。太史公善于以形表意，以事寓理，马克思也有《波拿巴政变记》那种极富形象和艺术色彩的史篇。都不是虚构传奇或追求艺术形象，都是最真切、最着实的写史。
书中对汉代西域的叙述，极富诗情画意，但也是史实最为扎实的部分。如果不是饱取了当时一切有关的考古和文献的材料，进行了独到深刻的分析和索解，仅靠文字的渲染或丰富的想象力，是根本不成的。其他如对垓下悲剧的叙写，汉武帝的品评等等，都因见之深、知之切，而形凸理明。就是任何一段结论性的文字，也都取实而忌空，毫无迂阔之言或八股腔：
“匈奴打退了，南越征服了，长城建筑了，驰道开辟了，阿房宫也落成了，可是旧贵族的铁椎也伸出来了，农民的反叛标语，也发现了。”
“不要误会了，黄巾的暴动是张角用魔术煽动起来的。在任何时代，农民暴动都不能用一杯符水灌出来，也不能用几句咒语咒出来，只有贫穷饥饿和杀人的政治才能把他们唤起来。”洋洋近五十万字的史著，说尽数百年的大事大意，从头至尾、或任取一节，无不是凸现而清晰的画面，直如真景呈之于前。史学著作怎样提高可读性，避免乏味之病，翦著是可以为我们提供启示的。
四
《秦汉史》是一部“活书”。它的全部内容，有如挂满智慧之树上的一树硕果。洒脱的文笔，警辟的论证，炫丽的画面，流动的史影……都反映着作者那活跃不拘的思路，当然也把这种无限探索的精神传导给读者。书，虽然成于四十年前，但书中那种活跃的精神，却并不因成果的陈旧而消逝。
只会照本宣科的教师，多不受学生的欢迎；一部百科大全的词典，也只能备人查寻而不能代替导师。著书立说之意，除了知识的总结和传授外，更重要的当在启迪别人继续寻求。
书中确有一些论点与我们今天有较明显的不同，如关于商业资本的估计，关于屈原的评价等等。对此，我们今天的研究者或已有更全面的见解，甚或翦老晚年的看法也有改变，但这无关宏旨。重要的是他当时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付出了劳力，有过这样的挚着之见，这对今天的读者仍然有相较而深、相比而发的意义。学术的发展，离不开比较。无比较则无吸取，无新见。比较，包括同代和不同代。我们只能在不断的比较中前进。
(《秦汉史》，翦伯赞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五月第二版，〔平〕2.20元，〔精〕3.5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