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８年春夏之交，当阿尔及利亚兵变引发的政治危机席卷全国时，隐居科隆贝双教堂已多年的戴高乐突然出现在巴黎新闻界的面前，并宣称在过去国家危急之时，他曾“领导全国救亡图存”，而现今他也“已做好了接管共和国权力的准备”。此语一出，法国、甚至世界舆论都顿时大哗，当时世界上的一些左翼力量甚至指责戴高乐是个野心家，妄图建立独裁政权，更有把他说成是法西斯分子的。然而随着第五共和国的建立和戴高乐在世界政坛日渐活跃，影响的增大，批评和抨击之声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则是一片肯定和赞扬之词。到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９日戴高乐溘然去世时，全球响起哀悼之声。１１月１２日，数十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巴黎圣母院为他举行隆重的安灵弥撒，数十万市民冒雨在街头游行集会，沉痛悼念他们心目中的伟人。毛泽东也发去唁电，称他为“反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
尽管数十年过去，戴高乐的功过是非早已盖棺论定，作为一位伟人，他在法国历史上的地位也已不可动摇，但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环绕着他的种种争论却仍值得我们回味和思考。而对戴高乐的评价前后有如此大的反差，主要在于曾一度过分拘泥于他的阶级属性，而忽略了他究竟为自己的国家，为法兰西民族做了些什么。
戴高乐的一生是在大风大浪中度过的，对自己心爱的法兰西始终忠贞不渝，每逢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都能临危受命，挺身而出，使法国转危为安。１９４０年５－６月间，百万德军压境，就连曾享有凡尔登英雄盛誉的贝当元帅都惊慌失措，不惜卖国求荣。而仅有准将衔的戴高乐却不畏强敌，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只身出走伦敦，高举起抗战的旗帜。此后他更是奔走呼号，克服种种困难，坚持斗争，转战于中东和北非等地，直至１９４４年８月，方班师回国，完成光复本土的大业。
１９５８年法国又风云突变，历经沧桑的第四共和国在阿尔及利亚军事政变后面临内战和分裂的局面，此时下野已多年的戴高乐不顾年届６８岁高龄，登高一呼，振聋发聩，使一时慌乱不知所措的法国人民重新团结起来，从而避免了一场大灾难。
戴高乐官至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主席、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总理和第五共和国总统，可谓权倾一肘，名震国内外。但他从不眷恋高官厚禄，一当形势需要，便会毫不犹豫地挂冠而去。１９４６年１月２０日，当戴高乐目睹他一向深恶痛绝的党派之争又卷土重来时，便以一份短短数十字的声明，宣告辞去总理的职位。１９６９年４月２７日深夜，当得悉他所提交的改革方案已在全民公决中告负后，便又悄然下野，永远退出政坛。
戴高乐一生的活动决不仅限于此，因此已远远超越了他所属的那个时代，给此后的法国内政和外交都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以致人们常常会用“后戴高乐时代”、“没有戴高乐的戴高乐主义”来形容和概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的法国。而我们则不妨说，戴高乐为后人留下了三大丰富遗产，它们至今还在影响着法国。为更好地评价这位世纪伟人，有必要对此进行更深入地分析。
遗产之一：坚实的第五共和国
在历史上，法兰西第三和第四共和国均素以内阁频繁更迭和政局持续动荡而闻名于世。以第四共和国为例，在它存在的１２年间竟然换了２１届政府，其中寿命最短的只有两天，而寿命最长的也不过一年多。戴高乐对此历来持否定态度，认为此乃法国长期孱弱的根源，直接导致了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蒙受失败的奇耻大辱，因为议员们只会清谈误国，而党派纷争又无利于国泰民安，为此主张必须坚决废止这种多党议会制共和国。自第四共和国成立之日起，戴高乐一直对它进行无情的抨击，而当１９５８年得以复出时，立即着手制订新宪法。这部新宪法大大削弱了议会的权力，而将大权集中在总统的手中，并于１９５８年９月在全民公决中获得通过，从而宣告了第五共和国的诞生。１９６２年，戴高乐又借“秘密军”大施恐怖袭击之机，进一步修改宪法，将总统选举由间接改为直接，使一个在全民选举中产生的总统更具权威性，而议会的地位则进一步降低。１９６５年，戴高乐成为根据新宪法产生的第一位总统。
法国人民深受历史的薰陶，在他们身上时时刻刻会发现往昔的影子，尤其是大革命的影子。大革命期间曾出现过两种模式的共和国，一是吉伦特派温和的共和国，二是雅各宾派激进的共和国，后者此后从未出现过，而前者则成为第三和第四共和国的样板，证明法国人在政治上温和派者居多。不仅如此，法国人还有浓厚的君主制情结，他们曾先后是波旁派、奥尔良派和波拿巴派的拥护者，因而在１９世纪先后出现过两个王朝和两个帝国，前后长达６６年，而共和制总共才存在３４年。戴高乐不仅了解现状，而且熟悉历史，完全了解法国人民的心态，他曾坦率地指出，他所缔造的第五共和国巧妙地把“君主国和共和国结合在一起”，从实质上说乃是“一种共和君主国”。
４６年过去了，历经沧桑的第五共和国依然屹立于世界之林，而且，前后只换过５任总统，总理也很少更换，事实表明，这种政体保障了法国的稳定和强大。
不仅如此，自大革命便开始的左右两派之争也在第五共和国时期实现了和解与共存。在１９世纪，左右两派无法相容，总在街垒上兵刃相见，以致骨肉相残，大伤国家的元气。而在２０世纪上半叶，国民联盟、左翼联盟、人民阵线……左右各派力量内争不休，始终无法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外来的威胁。第四共和国时，左右之争也始终没有平息过。左右两派只有在第五共和国建立后才三次实现“共治”，共同担当起治理国家的重任。它从一个侧面表明，第五共和国富有生命力。
遗产之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在对外方面，戴高乐一改第四共和国在国际舞台上唯唯诺诺、追随美国的低姿态，开始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是戴高乐对外政策的一个首要组成部分，他刚就任便要求在北约中与美、英平起平坐，对世界所有重大事务进行三国协商，同时还要求法国拥有自己的核武器装备。在遭到美、英的拒绝后，法国决定自行其是，并于１９６０年初成功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在１９６３年则开始拥有第一代核打击力量，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核大国。与此同时，法国又采取逐渐和北约疏远的政策，直至１９６６年初退出北约的军事组织，将法国全部武装力量均置于本国政府的控制之下，并下令北约总部和所属军事设施均撤离法国，从而沉重打击了美国在西方世界的霸主地位。戴高乐的反美并非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出于他的偏执，也并非仅仅源自于二次大战期间罗斯福对他的故意冷落，而在于他认为法国只有摆脱美国的羁绊，才能真正成为一个世界上的大国。
戴高乐主张建立一个从大西洋一直延伸到乌拉尔的强大的、统一的欧洲，使之成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一支均衡的力量。这个欧洲既不听命于华盛顿，也不顺从于莫斯科，必要时甚至可成为“苏联和盎格鲁――撒克逊两大阵营之间的仲裁者”。在戴高乐的心目中，未来的欧洲应是一个多国家的邦联，而不应该是一个超国家的联邦，他始终坚持民族的重要性和生命力，认为在未来的欧洲要消除民族间的差别纯属白日梦呓。而为了促成统一的欧洲早日诞生，戴高乐又独辟蹊径，彻底抛弃法国人固有的恐德、仇德心理状态，积极发展与联邦德国的关系，最后在他和阿登纳两位“欧洲老人”的共同努力下，１９６３年终于签署了《法德友好合作条约》，形成所谓“巴黎―波恩轴心”，从而为未来的欧洲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戴高乐又坚持己见，断然拒绝英国加入欧共体。在他看来，英国仅是一个岛国，并非一个真正的欧洲国家，它有很大的离心倾向，再加上历来紧跟美国，一旦进入欧共体，很可能成为特洛伊木马，从中破坏欧洲的团结。为此，戴高乐在１９６３年和１９６７年曾两次否决英国试图加盟欧共体的申请，并且信誓旦旦地说，只要他在位，英国就休想跨进欧共体的门槛。戴高乐这样做，决非一时冲动，更不能说他是什么“反英狂”，而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真正的欧洲人，全心全意地热爱着欧洲。
１９６４年初，戴高乐顶住美国的巨大压力，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西方大国中第一个与我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此举一石激起千重浪，曾在当时的国际舞台上引起巨大反响。
戴高乐努力接近第三世界，曾不顾高龄出访墨西哥等拉美国家，还反对美国扩大对印度支那的侵略，１９６７年９月１日发表使世界为之震动的“金边讲话”，猛烈抨击美国在亚洲的扩张，断言这种军事冒险是决不会有出路的。
时过境迁，几十年过去，世界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正如法国著名学者雷蒙・阿隆当时说过的那样，即使戴高乐有朝一日退出政治舞台，他所提出的外交政策的理念也不会因此而消失，因为它深深扎根于现实之中。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戴高乐下野后，从蓬皮杜到希拉克的４位法国总统所推行的外交政策，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戴高乐主义的色彩。尽管法国一再声明自己是西方世界的一员，愿与其他国家共同捍卫所谓“西方文明”，但却始终未重返北约军事组织，在世界许多重大问题上都坚持自己的立场。而对美国，法国则始终不卑不亢，２００３年坚决反对美国出兵伊拉克便是一个明证。至于英国，不妨说戴高乐在此问题上确是独具慧眼，因为英国尽管在１９７３年加入了欧共体，但至今仍使用英镑，与欧元保持距离，对未来欧洲的联合也一直持冷淡的态度。在东方，戴高乐所倡导的中法建交一直推动着两国关系迅速向前发展，近年来两国领导人频繁互访，在建立多极世界和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都达成了广泛的共识，中法文化年和法中文化年的举办，更进一步加深了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合作。
遗产之三：顺应时代的“非殖民化”
戴高乐最初也和许多法国政界人士一样，曾坚持殖民主义的立场，认为法国如没有殖民地，就无法保持一个世界大国的地位。二战后，他反对法国撤出印度支那，并支持法国在１９５６年发动入侵埃及的战争。但正如法国前总统德斯坦所言：戴高乐的思想是“紧跟时代的，是随着时代的潮流不断发展的，他比任何人都能更好地适应形势的变化。”法属殖民地人民解放斗争的蓬勃开展，终于迫使他面对现实，逐步改变原有的立场。
第五共和国建立之初，戴高乐精心策划建立了法兰西共同体，把所有法国在中非和西非的殖民地都吸收进去，赋予它们以自治权，试图借此保持住法国在那里的影响。然而，这些殖民地很快都纷纷宣布独立，戴高乐尽管对此深表不满，但只得无奈地承认现实，改用建立互利的双边关系的办法来维系法国在那里的存在。
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戴高乐遇到了更大的考验。自１９世纪３０年代至６０年代，法国逐步完成了对阿尔及利亚的征服，从此阿尔及利亚和法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在不少法国人的心目中，阿尔及利亚并非法国的殖民地，而系法国的天然延伸，是法国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因而１９５４年阿尔及利亚人民发动起义时，不仅当时的法国政府，而且各个社会阶层，甚至包括法共都主张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戴高乐自然也在其中。戴高乐正是在１９５８年阿尔及利亚军事叛乱后东山再起的，此后不久在巡视阿尔及利亚时对叛军发表的讲话中又宣称：“我理解你们?选”使当时大多数的法国人都理解为戴高乐将把阿尔及利亚战争进行到底。
然而事隔不久，戴高乐却于１９５９年９月出人意料之外地宣布，将给阿尔及利亚人民以自决权，由阿尔及利亚人民自行决定自己的命运。戴高乐的这一表态在极端殖民主义分子中立即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他们于翌年１月在阿尔及利亚掀起武装暴动，摆出公然对抗的架势。面对极右势力的挑衅，戴高乐毫不动摇，立即下令平叛，仅花７天便结束了这场“街垒战”。此后戴高乐开始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展开谈判，平定阿尔及利亚部分驻军在１９６１年４月发动的叛乱，并不顾“秘密军”组织多次对他本人的暗杀，促成１９６２年３月埃维昂协议的签订，宣布法国承认阿尔及利亚的独立。
戴高乐跨出这历史性的一步实系明智之举，从此法国走出了阿尔及利亚战争的阴影，也终结了二战后长达１７年之久的殖民战争，可以把精力集中在发展经济和壮大国力上，从而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为了在阿尔及利亚实现和平，戴高乐本人也经历了一个痛苦的历程，即“反对敌人，反对朋友，也反对我自己”，还竭尽全力，把“法国人的感情和法国的利益溶合在一起”，以避免“民族团结的破裂”。应该说只有像戴高乐这样有权威、有毅力的人才使法国有可能在殖民地问题上转了一个大弯，在处理和第三世界的关系上争取到了主动，而且至今仍活跃在南北对话中。
说起戴高乐，就必然会谈起戴高乐主义。然而什么是戴高乐主义，却至今众说纷纭，未有定论。著名法国学者勒纳・雷蒙把戴高乐主义比做波拿巴主义，指出它们的共同点是“无限崇尚民族的伟大，极力维护民族的团结，并通过强大国家的权力来达到上述的目的”。戴高乐的亲信德勃雷则干脆把戴高乐主义称之为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因为“它的核心便是保障法兰西的命运”。知名学者莱奥・阿蒙强调戴高乐主义一方面主张维持传统的社会秩序，但并不因循守旧，而是希望通过发展科技来实现新的人道主义。由于戴高乐本人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所以也有人认为戴高乐主义也就是某种社会天主教主义。
如今，在法国已很少有人再议论什么是戴高乐主义了，但戴高乐本人的威望依旧，戴高乐广场、戴高乐机场、耸立在香榭丽大街上的戴高乐铜像……处处都表明法国人民依然在怀念着这位世纪伟人。
戴高乐生前常说，他本人凌驾于所有党派之上，代表全体法国人民的利益。对此我们似可不必去进行争辩，因为首先确有必要摆脱过去僵硬的阶级分析法，把所有人都强行划入某个阶级，事先套上某种帽子，再来个一棍子打死；其次戴高乐一生的活动从客观上来说确是和法兰西民族的利益相符合的。然而，我们也应看到法国历史和现实中的一个特色，即上面已提及的自大革命以来即形成的社会分裂，其中的右翼主张实行等级制度、信奉宗教、崇尚军事和反对激进的改革。这种传统的、温和的右翼为不少法国人所接受，而戴高乐正是这种右翼的代表，这也正是戴高乐获得成功原因之所在。
不同的历史人物都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活动，因此无法通过某种固定的模式来议论他们的功过是非，只有根据史实，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才能对历史人物作出公允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