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天朝田亩制度》既有革命性，又带有反动性和封建性。《资政新篇》则是近代中国第一部全面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系统纲领，是要求中国实行政治、经济改革的自强方案。对洪秀全应予基本肯定，又不能全盘肯定。
关 键 词洪秀全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太平天国评价
作者华强，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太平天国史学会副会长。（上海：２００４３３）
《探索与争鸣》２００４年第９期发表了潘旭澜教授的“还洪秀全的历史真面目”（以下称《还》文），２００５年第４期发表了他的“再论〈天朝田亩制度〉与〈资政新篇〉”（以下称《再》文），笔者有一些不同观点，现提出与作者商榷。
关于《天朝田亩制度》的评价
一个半世纪前问世的太平天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以下称《天》文）不过３０００多字，却包括了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内容。经过众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对《天》的评价大体一分为二，绝对的歌颂或绝对的否定都已少见。
中国以农立国，农民生计与土地密切关联。土地问题解决如何，关系到社会兴衰和政权兴亡。历史上强盛的王朝、富裕的社会，必定是土地问题解决得比较好的年代，例如唐王朝实行均田制，故有贞观、开元之治；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大大小小数百次农民起义，几乎没有不与土地相关的。宋代钟相提出“等贵贱、均贫富”，明末李自成提出“均田免粮”，都表现为以平均地产为核心的平均主义。
平均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时期，平均主义是落后的、倒退的，甚至是反动的；而在封建主义社会，它针对土地高度集中的封建生产关系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太平天国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那时候，中国社会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因此，太平天国时期的平均主义显得十分微妙。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评价《天》文时指出，《天》文表现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制度“一方面有巨大的革命性，另一方面在实质上又带有反动性”，［１］这里的革命性主要是针对中国封建主义因素，反动性主要是针对中国资本主义因素。关于《天》文的革命性，我们毋庸刻意贬低；对于《天》文的反动性，我们也毋庸故意掩饰。
《天》文提出“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矛头直指封建土地所有制，彻底否定了地主对土地的所有权，与半个多世纪后孙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主张，其实质没有什么不同。列宁说：“农民希望把土地从地主那里夺过来加以平分，这不是乌托邦，而是革命。”［２］
《天》文提出“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妇女也能分得一份田，表明妇女的地位与男子平等。《天》提出“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３］，表明了中国农民阶级的社会理想。正因为《天》文将社会方案过于细化和理想化，所以《天》文在实际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天》文要求的社会绝对平均，在资本主义已经发生萌芽的封建社会表现了它的反动性。《天》文提出“功勋等臣，世食天禄”，允许永安封王以前参加太平军的将士享受优厚待遇并世袭王位，在反对封建私有制的同时又建立起新的封建私有制，表现了《天》文的封建性和落后性。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天》文是中国农民阶级第一次提出的关于土地问题的纲领，因此，它的意义显得不一般。正像康有为秘不示人、也无法实现的《大同书》一样，《天》文作为农民阶级的一个土地革命纲领，即便是一纸空文，也不会湮没它历史的光辉。正如幼儿学步习字，虽是歪歪扭扭，但再愚昧的家长也会充满期待，绝没有棒杀的。中国共产党注重农民土地问题，从制订《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到制订《五四指示》和《中国土地法大纲》，土地制度一步步完善，其间经过了２０年。我们没有理由要求１００多年前的农民领袖制订的第一个土地法大纲就是完美无缺的。
《再》文承认《天》文是反封建的，但又说《天》文“是以一种特殊的奴隶制来反封建的”。［４］《天》是不是以一种特殊的奴隶制来反对封建制呢？
如上所述，《天》文由于过于细化和理想化而没有在太平天国实行。太平天国当时可能已经预见到《天》文若干不切社会实际的一面，预见到推行该方案的难度，根据种种资料看，《天》文似乎没有被太平天国认真宣传过。《贼情汇纂》的作者张德坚说，清军当时缴获了大量太平天国的印书和文献，“独无此书”，“即贼中逃出者亦未见过”。［５］《天》文的癸好初刻本至今尚未发现，从一个方面印证了张德坚的说法是可信的。１８５４年，太平天国宣布“照旧交粮纳税”，即计亩征税。太平天国后期实行“着佃交粮”，即允许地主收租。从大量史料中发现，《天》文虽然没有实行，但太平天国治下的农民生活有一定的改善是不争的事实。汪士铎《乙丙日记》记天京郊外陈墟桥蔡村佃农“交长毛钱粮，不复交田主粮”。［６］１８６０年，洪秀全应李秀成之请，颁布《减赋诏》：“际此新天新地之期，未有余一余三之积，朕格外体恤民艰，于尔民应征钱漕正款，令该地佐将酌减若干。尔庶民得薄一分赋税，即宽出无限生机。”［７］同时，洪秀全宣布重新颁布《天》文，表明《天》文是太平天国关于土地问题的既定纲领。
洪秀全《减赋诏》颁布后，太平天国在一些新克服的地区实行了有利于民生的减免政策。例如１８６１年冬太平军攻克浙江南浔，１８６２年《南浔镇志》载：“农民上年粮棉均免，尚不困乏”。［８］还有一种情况属于变相的减租免粮。太平天国在其所占领之地，命乡官编造田亩花户名册，作为征收田赋的依据。各地佃农往往匿田，例如浙江嘉兴，１８６１年“编田完粮”仅及原额十之一二，苏州常熟“佃户中每有以多报少”。《李秀成自述》记，“苏州百姓应纳粮税，并未足收，田亩亦听其造纳，并不深追”，“后又将郡县百姓民粮、各卡关之税轻收，以酬民苦。”［９］根据洪秀全的《减赋诏》，农民赋税减低将近一半。生活得到改善的苏州人民在阊门外建汉白玉碑一座，上书“民不能忘”。李鸿章攻克苏州后，曾经查问此事，“民以减粮对”。［１０］除苏州建碑外，常熟于南门丰乐桥建“报恩牌坊碑”一座，碑文记太平天国时期常熟“士农工商，各安其业；平租佣之额赋，准课税之重轻。春树万家，喧起鱼盐之市；夜灯数点，摇来虾菜之船。”［１１］碑文虽有溢美之词，但也从侧面反映了太平天国时期人民安居乐业的情景。由此可见，当时苏州、常熟人民生活的改善，绝不是奴隶能够享受到的待遇。
关于《资政新篇》的评价
《资政新篇》是洪仁�于１８５９年总理朝纲后向天王条陈的施政纲领，希望“善辅国政以新民德”，故名《资政新篇》。（以下称《资》文）《资》文凡４章，提出太平天国政治、经济两大改革方案。政治改革方面即“用人察失类”，要求“禁朋党之弊”。经济改革方面即“设法”，提出吸取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具体为三个方面，即“风风类”、“法法类”、“刑刑类”。洪秀全除“准卖新闻篇”两条批“钦定此策杀绝妖魔未迟”，其余均批“钦定此策是也”，表明洪秀全对《资》文的认可与欣赏。外籍传教士报道，“天王对于引进欧洲的进步事物，诸如铁路、蒸汽机等类东西极为赞成。”［１２］洪秀全“向西方学习”，应当就是学习“欧洲的进步事物”。
《资》文问世后，无论国内、国外，当时对它的评价都比较高。伦敦布道会派驻马六甲任英华学院院长的理雅各，１８６２年７月１１日致伦敦布道会函中提到《资》文时，对《资》文赞许有加。即使清政府方面，对《资》文的评价也不低。曾国藩慕僚赵烈文在其《能静居士日记》中记，“《资政新篇》一本，贼族洪仁�所作以上洪逆者，文理较明白。其中所言，颇有见识”，“观此一书，则贼中不为无人。”［１３］
关于《资》文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进步性，已有若干文章阐述。后人尤为称道的是《资》文中的“法法类”，洪仁�提出“兴车马”、“兴银行”、“兴邮亭”、“兴医院”、“兴跛盲聋哑院”、“兴鳏寡孤独院”、“禁溺子女”、“禁酒及一切生熟黄烟鸦片”，以及对残疾人和鳏寡老人的关注，要求禁毒等，表现了《资》文的进步性。又如“专利”，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专利”？我们对“专利”真正的关注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而《资》文在１００多年前就已经提出“专利”问题了。《资》文提出“与番人并雄”，［１４］希望中国成为一个与西方并肩的世界强国，这是何等气概！因此，太平天国“向西方学习”，这是毋庸置疑的。
不仅洪秀全具有“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太平天国的许多高级官员都具有“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例如英王陈玉成，洪仁�在论及《资》文时说，“英王陈玉成弟早见及此，驰书来府，请订章程以救时弊。”当时防守镇江的太平军将领罗大纲也主张“向西方学习”，他对访问镇江的英军舰长费士邦说：“将来外国人可以随便使用汽船、铁路、电线及其他西洋机器而无碍。”［１５］
《再》文说，《资》文颁布后，“包括李秀成在内的将领都不屑一顾”。此事见于《李秀成自述》，“伪干王所编各书，李酋皆不屑看也”。其实，李秀成是一个十分热衷于“向西方学习”的高级将领。他对《资》文表示“不屑看”，是因为对洪仁�不满。洪仁�“到京未满半月，封为军师，号为干王”，“封过后，未见一谋”。［１６］李秀成因战功封王，而位居洪仁�之下，所以表示“不屑看”。
其实，李秀成对西方文明不仅欣赏向往，而且身体力行。李秀成在苏州建立的“洋枪队”约２０００余人，聘请外国教练百余人，以西式武器装备，也以西式军法操练。“洋枪队”的规模甚至超过清政府的“洋枪队”。在李秀成的军营里，建有“洋炮馆”，设有“洋炮官”，负责洋炮的修理及管理事宜。他的部队里曾经拥有一艘缴获的火轮船“飞而复来”号，他曾派人携带重金到上海采买外国新式枪炮。在相当于临终遗言的《李秀成自述》里，他提出要仿造“大西炮架”，提出“欲与洋鬼争衡，务先买大炮早为先”。［１７］一个外国传教士何默斯受李秀成接见，何默斯说，“他请我坐在这椅子上，便开始问我许多关于外国机器的问题。”［１８］总之，洪秀全“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在太平天国是有基础，有土壤的。《资》文没有能够实行，因为从《资》文问世到太平天国失败仅仅５年时间。
《资》文是近代中国第一部全面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系统纲领，是要求中国实行政治、经济改革的自强方案，所以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在《资》文问世前后，中国的许多仁人志士提出振兴中国的方案：黄宗羲提出“工商皆本”，郑观应、薛福成提出“工商立国”，魏源、林则徐提出“师夷长技”，容闳提出“以西方学术灌输中国”，冯桂芬提出“鉴诸国”等等。研究者对于这些方案给予了充分肯定。
在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著作中，对于《资》文的阐发可能相对多一点，因为《资》文这样的方案是中国农民阶级的产物，它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中国的农民阶级要求走资本主义道路，其意义自然是不一般的。研究者丝毫没有抬高一方、贬低一方的意思。
笔者注意到，《还》文承认“《资政新篇》具有进步内容”，“仍应给予较高评价”。《再》文也承认《资》文“包含了不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仿效。它比清政府的陈旧落后制度有许多进步之处”，“它是比较早地多方面介绍国外资本主义社会的文献，并且建议洪秀全参考实行，应当给予必要的肯定。”［１９］这样看来，笔者与潘旭澜教授还是有一些共同点的。
关于对洪秀全及太平天国的评价
潘旭澜教授对《天》文和《资》文是基本否定，对洪秀全则是全盘否定的。《天》文和《资》文是太平天国两个重要的纲领，洪秀全是太平天国的领袖，作者否定了《天》文和《资》文，否定了洪秀全，也就否定了太平天国。
对于洪秀全，学术界已经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如何评价洪秀全及如何评价太平天国，不是一篇短文所能阐述的。学术界曾经很不恰当地拔高过洪秀全，但众所周知，那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学术界早就摆脱了那个时代的阴影，对洪秀全、对太平天国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在今天，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全盘肯定的人已经少见了，但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全盘否定的人也不多。
在封建社会，造反究竟有没有理？每一个研究历史的学者对此需要作出一个基本判断。如果造反有理，那么站在封建统治者对立面的洪秀全应该基本肯定；如果造反无理，那么站在封建统治者对立面的洪秀全应该全盘否定。二者必居其一。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甚多，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评价也涉及到对历史上数以百计农民起义的评价。
笔者主张对洪秀全应予基本肯定，不仅因为洪秀全“向西方寻找真理”，更因为洪秀全是站在代表人民的立场上，向封建统治者叫板造反的。发生在一个半世纪前的那场风暴是历史的必然，没有洪秀全，也会出现张秀全、王秀全这样的造反者们。洪秀全称清政府为“妖”、“魔”，清政府称洪秀全为“匪”、“寇”、“贼”，这样的称谓在清方资料和太平天国资料中比比皆是。我们今天称洪秀全为“匪”、为“寇”、为“贼”，这是“还洪秀全的历史真面目”吗？
笔者也主张对洪秀全不能全盘肯定，因为洪秀全金田起义后，像历史上的许多农民领袖一样，迅速走向封建化，腐化堕落、任人唯亲、沉迷宗教、我行我素，一个农民领袖和封建帝王的种种毛病在他身上几乎都能找到。
如何评价太平天国？笔者仅就《还》文中的一些观点作一简要回应。《还》文说，“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造反，引发了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大灾难，仅苏、浙、皖、赣、闽五省，人口过量死亡就多达七千万。中国当时最富庶的地区，经济受到极惨重的打击。太平军所到之处，文化受到无法弥补的破坏。同时，导致沙皇俄国侵占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６０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又导致英、法联军轻易地攻占天津、北京，大肆抢掠，火烧圆明园。”
关于人口过量死亡问题，将此归罪于太平天国是不确切的。太平天国时期，中国究竟死亡多少人口，已经有专家作了研究。如目前研究所说“过量死亡就多达七千万”，这位专家指出，“太平天国期间中国人口的过量死亡并非都是太平军所致。许多史料显示，在这场空前的浩劫中，死于清军之手的人口绝不亚于死于太平军之手。”［２０］
至于“中国当时最富庶的地区，经济受到极惨重的打击”，这也是不确切的。太平天国的确曾经禁止过商业，但很快改变了这一政策。太平天国后期，苏州、杭州、常州、无锡、常熟等商业繁荣，史有记载。苏州成为“百货云屯，流民雨集，盛于未乱时倍蓰”。［２１］《归里杂诗》记杭州武林门外“十里长街列市廛”。［２２］《蒙难琐言》记常州“其热闹十倍于前”。［２３］《如梦录》记无锡“各镇口热闹如城市”。［２４］以上资料均为清方记载而非太平天国文献。可见，对于当时太平天国治下江浙一带城市商业的繁荣，即使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的人也不能不正视的事实。
至于沙皇俄国侵占中国土地，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这是太平天国的责任吗？《还》文认为太平天国起义，使清政府专于内而疏于外，结果导致外患。这一假说即使成立，潘教授又如何解释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呢？沙皇侵占中国土地，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这是清政府的腐败与无能。这样一个腐败与无能的政府，人民就应该起来推翻它。
一部数千年中华史，总是官逼民反。造反被统治者视为大逆不道，列为十恶之首。造反者株连九族，历史上因谋反而人头落地者不知凡几，洪秀全不是不知道，但震撼中原大地的农民大起义还是发生了。洪秀全造反以后，祖坟被掘，他本人在死后被焚骨扬灰，李秀成等太平军将领更是受凌迟酷刑。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人民走投无路，才会不惜冒死揭竿而起。造反者铤而走险，始作俑者是统治阶级而不是劳动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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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秦维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