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中国社会结构中，除了特质显著不同的现代都市和内陆乡村以外，二者之间还夹杂存在着一个不可忽视的空间，那就是“小城镇”。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迅猛发展，中国大地沿袭数千年的一元化农业体制逐步瓦解、变质，除现代意义上的都市与滞留传统的乡村这一对立空间以外，地处“村之首，城之尾”①的小城镇也被赋予了某种新的内涵，实际上构成了三元对立。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城市文明不可避免地以其异端性、独立性浸淫着乡村社会，而乡村文明又以其强固的社会结构和传统力量在这一斗争过程中力图继续保持其长期的控制权②。城乡冲突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具有城乡二重性的小城镇成为二者之间物质与文化的桥梁，各种文明交汇、激荡的空间。
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重要作家皆生长于小城镇，如鲁迅、沈从文、茅盾、郁达夫、郭沫若、废名、萧红、路翎、师陀、施蛰存等等。生于斯长于斯的特殊因缘关系使得“小城镇意识”③无形地渗透在作家血液当中。不论是出于批判、欣赏、留恋还是何种原因，他们都会很自然地在文学叙事中以小城镇为背景甚至为文学角色。这股潮流随着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愈加强盛，投注于笔端变化成了外来工业文明与本地传统经济产生激烈冲突的江浙小城镇系列（茅盾《林家铺子》、《多角关系》、《霜叶红似二月花》，施蛰存《上元灯》集等）；政治集权、民风保守的巴蜀小城镇系列（沙汀《在其香居茶馆里》、《淘金记》、《困兽记》等）；文化单一且具有高度稳定性的东北、湘西小城镇系列（萧红《呼兰河传》、《小城三月》，师陀《果园城记》、沈从文《边城》）等等，正是这些文本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一道独特的风景――小城镇文学。现代小城镇文学创作的大量出现，充分地展示了近现代乡土中国在现代文明冲击下的特殊状态，“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以及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④，小城镇作为乡村与大中城市的连接纽带，随时上演着乡村文明与都市文明的争斗融合，而小城镇题材创作也以其绚烂多姿的城镇风景和内蕴丰富的艺术形象，客观展现了这一独特的的社会区域在２０世纪上半叶独特的政治、经济与文化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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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中国长期工业化进程的不平衡发展，上海、天津、广州等重要的工商都市已经形成了与当时中国整个经济发展状况不相协调的畸形繁荣。而一部分小城镇或者由于近邻于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或者由于地处东部沿海海岸，使得它们能够得风气之先，在交通设施、经济体制、娱乐文化等方面，明显先进于内陆地区。尽管整体上仍受控于封建专制的总体氛围，甚至也保留了江南小城镇特有的小桥流水、柳絮飘飞的古典文化韵味，但毕竟“已开始受到外来工业文明的冲击，较明显的浸染了现代工商气息，展现出近现代中国社会初步蜕变的某些身影与足迹”⑤。这其中茅盾、施蛰存笔下的江浙小城镇就极具代表性。
茅盾的《多角关系》中的小城镇毗邻上海，因而经济和文化上也颇受影响。高跟皮鞋、电灯、电话、甚至火车等现代事物在这里司空见惯，这与挂个牙医牌子都要引来大惊小怪的呼兰河小城（《呼兰河传》）自然不同，那里只有惟一的一条十字街，几乎集中了全城的各种店铺和各个行业；与川西北的“某镇”（《某镇纪事》）也是大相径庭，镇上的一位老太爷六十寿诞时租来的一架瓦斯灯，会引起全城的骚动。但是，即便江浙小城镇比这后两个小城明显发达，这里仍然是传统的农业社会文明，约定俗成的传统经济和传统文化必然不会允许小城镇妥贴顺畅地迈向现代工业文明，于是代表现代经济的城市文明力量与代表传统经济的乡土文明力量，就不断地在小城镇这一特殊的时空交锋与争执，冲击与回击，而小城镇文学也正是在这样一次次的冲突中，完成其内涵和自身特征的表达。
茅盾以江南市镇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塑造了“小城镇商人”这一独具特色的形象。以《林家铺子》中的林老板、《多角关系》中的唐子嘉、《霜叶红似二月花》中的王伯申等为代表的“小城镇商人”，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一文学形象在现代文学领域中的缺憾和不足⑥。
小城镇商人在出生于江南城镇商人之家的茅盾笔下，成为了２０世纪上半叶中国城乡经济破败的牺牲者和见证人。喜庆的新年对唐子嘉老板来说却是凄凉的年关，他从上海回到县城的家里逃避债务，逼租和抵押田地都抵不住市面的萧条；虽同为商人，但林老板等人仍明显有别于都市资本家，他做生意“巴结能干”，他像上海大商店学习“一元货”的方法，虽然取得了不错的销量，可是先进的外来经营手段在破败的传统经济面前势单力薄，加上战事和各种欺压，林家铺子很快出现危机。销路的停滞，同行的毁谤，官吏的欺压、钱庄的逼迫，滞胀的风险，地痞的威胁，外来经济的冲击，传统农业经济的衰败与破产，使他们成为动荡时代的牺牲者。在林老板等人身上更多的是小城镇经济和小城镇意识的投射：生活的沉寂（家――店铺――家――店铺），并无吴荪甫等一掷千金的豪气；视野的狭窄，不过就是想把小店经营好，还债结账，充其量提高销售额扩大店面，和股票交易所里翻云覆雨、只手遮天的大户比起来更是微不足道。即使是那些所谓“大鱼”在外来的冲击下也常常溃不成军，更何况这些小虾小蟹。他们的恐惧更深刻，他们的发展更艰难，境遇更悲惨，即使试图靠近拥抱，也有可能被不知名的烈焰灼伤，更何况人类在“变”与“不变”之间本能的最初反应多是恐慌。小城镇独特的经济孕育出独特的小城镇文学，在逐步被摧毁被撕裂的格局中，人们的心理也开始发生裂变，于是施蛰存的城镇心理小说便也出现。上海周围被现代文明熏陶的小城在他的小说中成为中国畸形社会的缩影。《周夫人》、《春阳》、《雾》、《特吕姑娘》等既从女性的心理侧面来反映在现代资本主义侵蚀下所发生的衰败的社会变化，又粗略地融入对封建社会的哀叹与对局部资本主义化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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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汀的内陆小城镇包含着时代历史充沛的内容，外面的欧风美雨被这里的崇山峻岭所阻隔，更多体现的是大陆农业文明的封闭与保守。在沿海城镇正轰轰烈烈地进行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被迫过渡与转型时，这里的小城镇却顽强不屈地不肯退出历史舞台，满眼显现出的皆是触目惊心、已然停滞的现实。长年的兵匪混战，官府、粮绅、军阀、袍哥既各自为政，又狼狈勾结。保路运动、辛亥革命的浪潮只在其上空缓缓滑过，现代文明并未留下真正印记，这里依然是一个封闭、阴郁、历史停滞的空间⑦。沙汀在讲述巴蜀小城镇带泪带血的故事同时贡献了这里特有的人物形象：小城镇基层社会管理者及其幕僚。不同于乡土作家着重叙述中国现代农民的历史性命运和揭示中国农民的活的灵魂，沙汀的小说中呼之欲现的人物，均是城镇大小土豪劣绅：乡长、商会会长、联保主任、团总、豪绅、舵把子、袍哥大爷、……好一幅色彩斑斓的群丑图。内部权力的交替沉浮并不影响他们巧取豪夺、欺男霸女。所谓中央的政治指令传达到这里已经严重走形，《淘金记》中“七七事变”后政府规定各地停止一切娱乐，而北斗镇的大爷龙哥，却照旧要玩狮子耍龙灯，不过将龙灯改为“张口吞太阳”，真正是“山高皇帝远”。这里最是鞭长莫及，最能保留黑暗的遗物，也最能保留无法无天⑧。沙汀小说的批判深度，使他自身的现代意识与对巴蜀之地封闭的政治环境的真实描写在小说中找到一个契合点。
为承载其批判封建主义伦理道德观念、家族礼教制度的主题，鲁迅小说主要选择和营造了中国封建主义政权解体前后的乡村和小镇的空间意象⑨。鲁迅小说中的“鲁镇”目睹了传统中国中灰暗沉重的人生悲剧，在《狂人日记》、《药》、《故乡》、《祝福》、《孔已己》等众多作品中，鲁镇不仅作为背景环境，甚至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参与出现在创作中。它是中国几千年来的缩影与象征，是一切封建正统文化沉积的底层，举凡宗法观念、盲目排外、男尊女卑、等级家长制度等等，都在这里通行无阻，长久保存。“鲁镇”堪称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中最著名、最受关注的小镇形象。在“鲁镇”的世界里，鲁迅对其所提供的统治阶级――“劣绅”形象刻画得极为深刻。在中国传统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中，家庭是以父子关系为中轴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家庭关系的秩序化，人们对封建礼教文化的认知正是从对“父亲”处于绝对权威地位的家族管理制度开始的⑩。在没有士类支撑门面的鲁镇小家庭里，当然也要选出“德高望重”者来充任这个社会群落中“父亲”的角色，充任社会仲裁者、舆论领袖的角色，“地方上的事情向来是归绅士地保们管理的”，诸如《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风波》中的赵七爷，《阿Ｑ正传》中的赵太爷因而纷纷粉墨登场，各种大小事件如阿Ｑ是否可以姓赵，爱姑是否能够离婚，甚至关于偷鸡摸狗之类的私事以及庆典祭祀、徭役赋税等公共事物，都由所谓的绅士进行“公断”裁决。
鲁迅的小城镇作品的巨大成功之处在于他不仅塑造了“劣绅”形象，还塑造了更具典型意义的被统治者形象。鲁迅常把这些人的悲喜命运投射在小城镇里人们活动与交往中心的茶馆、酒店等特殊场所中。这是中国特有的小城镇风光，流言蜚语在这里滋生，精神空虚的人们在这里排遣心情。小小的一间茶馆就能看出人们的经济实力、社会地位、政治权利、人际关系和文化传统，也能看出城镇居民是如何的无聊与墨守成规。在《呐喊》、《彷徨》中，鲁迅有三分之一的作品写到茶馆与酒店――咸亨酒店、华家茶馆，灰五婶的酒店等等。《药》中的茶馆主人华老栓终日为儿子的病情奔波，《明天》中红鼻子老拱和蓝皮阿五在酒店里唱着下流小调，《示众》中愚昧又麻木的市民众生，还有生活在《孔乙己》里的小城镇知识分子的尴尬与凄苦……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国小城镇住民世界的形象体系，这与“革命加恋爱”中的咖啡店、公馆、洋场是如此不同。茶馆作为信息集散中心每天混迹着各色人等，老主顾们日日到来随缘居茶店（张天翼《清明时节》）固定的座位来报到，对坐在靠窗一桌的区董先生们毕恭毕敬。县城里的少爷们每日必到雅集园（茅盾《霜叶红似二月花》）喝茶聊天。沙汀对于茶馆的描绘当属最多，四川省的“茶馆”根本就是自发、自然形成的政治权力空间。只有一条街的“北斗镇”（沙汀《淘金记》）却有八九个茶铺。它虽然是一个消费场所，却有着严明的等级制度，镇民按照社会地位，每天坐到固定的座位喝茶聊天，争先恐后地为有地位的人付茶钱。茶馆自有它古朴、豁达的韵味，潜移默化地铸就小城镇镇民的脾胃性情、特殊风貌，但它的懒散却也证明了它毕竟是落后的农业文明的代表事物。小城镇人们日复一日逛茶馆讲是非，浑浑噩噩，心安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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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镇在现代化进程中经历了经济模式被迫转型的迷茫与挣扎，但出于对自身极端低下的政治地位的习以为常，当面对强加于身的悲惨命运时，未曾想过任何改变而只是以惊人的强韧力、抑或可称为惰性来承受，绵延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稳定性力量累计到今天，社会已坠入无法前进的禁锢中。现代文学的作家们把他们这方面的敏锐感受凝聚在小城镇的场景中展现。在小说中他们淡化了作品的时代性和时间性，突出了稳定文化内涵下导致的一幅幅静态的生活图景。
师陀笔下的果园城从清末到民国２５年，虽然遍经沧桑，却总是“像那城头上的塔一样保持着自己的平静，猪可以蹒跚途上，女人可以坐在门前谈天，孩子可以在大路上玩土，狗可以在街岸上打鼾”[11]。果园城静静地俯瞰着城里的芸芸众生，和停滞不前的呼兰河小城一样“成为一个封闭、落后、悲伤的生存空间”[12]。它们的世界自成一体，外面的工业文明、挣扎与竞争丝毫影响不了这里的依然故我。在其他作家笔下，小城镇空间往往只是作品的背景，但在师陀与萧红笔下，果园城与呼兰河才是真正的主角。萧红在《呼兰河传》中曾反复描写呼兰河人的生活态度：“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地长去；长大就长大，长不大也就算了”[13]。这样的生命力既强韧却也没有价值，连死亡也没有什么可悲哀的。人们在永不止息的时间面前年华逝去，认同命运的态度让人沮丧而悲哀。孟林太太（《桃红》）生活在死寂的气氛中，无声地倾听着岁月的流逝，一步步毫无意外地走向衰老和死亡。就连想象世界中的阿嚏也娶了老婆，日出日落的过日子；小城人是麻木的，在无知无觉的生活中陷入无知和冷漠。外面的世界无论有什么变化，谁在革命，谁在变法，似乎都影响不了这里居民。日子照常过，因儿子淹死而发疯的卖豆芽的王寡妇，每天还是平平静静地去卖豆芽；曾因争风吃醋而淹死过人的染缸房，染缸里出的布匹照常行销。呼兰河只是旧中国广袤大地上的一个小小的缩影，但是即使在那里，封建礼教制度也早已经化为血肉成为人们身体的一部分，作为神圣的标准、公理的化身被人们欣然接受着，并在遵守过程中获得一种维护正义的快意，封建文化意识的可怕之处就在于这种极端稳定的集体无意识的文化认同，人们受制于他人同时又制约他人。这种早已约定俗成的社会政治结构和社会心理状态，只能使旧中国在代代相承的穷困生活和野蛮习俗的泥淖中苦苦挣扎，永不得翻身。
萧红和师陀采用了回忆性的视角，尽管描写了压迫和苦难，但仍展现给读者那流注于字里行间的伤感情绪和令他们难以忘怀的美好时光。小说通篇充满了诗情，记忆中的“精神家园”令身处喧嚣都市的作家感慨万千，留恋情怀溢于言表，但现代意识也如实地促使他们呈现那停滞不前、恒久不变的静态生活图景，显示出批判的态度倾向，这是城乡两种文明对话聚焦在他们身上的直接反映。于是我们看到，在萧红和师陀笔下的小城镇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因素已经退居幕后，文化的常态对人们生存状态的影响成为作家更为关注的要素。
柔石的《二月》中创造了一个城乡文明交织冲突的生存空间――芙蓉镇，这里表面上虽然不像呼兰河那样封闭，其实骨子里仍牢牢受制于封建意识。作为现代文明代表的萧涧秋为了寻求心灵的宁静和解放来到这里，但他感受到的却是另一种精神创伤。芙蓉镇上其实没有什么典型意义的坏人，但是就算没有黄世仁南霸天，没有什么兵、匪、官绅，没有个别的艰险邪恶人物，悲剧依然要发生，因为存在了几千年的稳定文化已经具备使人压抑窒息的能力。芙蓉镇带着残酷的诗意的美，它的居民愈安分，它的社会秩序愈正常，它揭露悲剧的症结就愈带普遍性和深刻性，也就愈使我们对那个停滞不前的时代感到心痛。作家以自己独特的文本体验证明着小城镇生活折射出来的城乡文化冲突的现实性和尖锐性。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外来文明面对力量强大的传统力量时，往往被同化、稀释，经过短暂的交锋后，就暂时从人们的精神视野中渐渐消失了，预备下一次的交手角逐，如此循环，小城镇也因此成为外来文明与本土传统，现代浮躁与封建保守各种意识激荡冲突的空间。城镇小知识分子形象就蕴含在这一空间。最早关注他们命运的当属鲁迅、叶圣陶等人。和大都市的知识分子不同的是，他们身处更严格的宗法体制内，作为一个早期的特定时代小城镇区域内外来文明接收者，先觉的批判目光与比都市更加顽固、更加猛烈的宗法力量的巨大挤压，使得他们的内心世界更加暗淡、更加矛盾和痛苦，在强大的传统文化压制下，要么被同化成动物性的人，要么被扼杀成为牺牲品。
相较于萧红的留恋与批判，柔石的痛惜，沈从文对他的湘西小城更多的是礼赞、欣赏的态度。他精心构筑的“希腊小庙”是人们朴实本性的自然流露，像翠翠、天保、傩送、三三……皆是最和谐美满、最纯洁高尚的人类情感的化身。边城的生活充满了浓郁的理想色彩，是作家对现实体验滋生出来的第二时空，这里交织着作家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和谐与矛盾。其实不只他一人，对于许多出身于乡土城镇的现代作家来说，“乡恋情结已经成为一种强固的集体无意识”[14]，连鲁迅都在《社戏》中感慨着，“再也没有那么好的戏了……”，淡淡的乡愁让人唏嘘不已，于是出现了现代文学中众多的家园意识、精神回归，师陀、萧红、沈从文的笔下无一不透露着对精神家园的渴望。但是强烈的现代意识和健全的文化人格又促使鲁迅等人清醒地看到传统文化中的罪恶、丑陋的一面，他选择了与沈从文不同的文学思维、创作视角。最终，中国近现代具有独特文化的小城镇，就在众多作家无情的质疑与深情的眷恋之间徘徊。但是，无论是哪种文学思维和创作视角，留恋也好、批判也罢，当他们选择了“小城镇”作为自己的叙事背景或角色时，其实就呈现了作家自身创作背后的同一性――小城镇意识。
现代作家大多数出身于内地城镇与乡村，为了理想与生活来到了都市。他们对繁华的上海，心理上的陌生与抗阻多过于赞美和欣赏。他们还没有被现代工业文明异化，仍然坚守着传统文明中诸如真诚勤奋、礼让谦和、温良恭俭等信条，同时他们也是中国最早接受外来文明和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也深刻清醒地认识到乡土文明的愚昧和落后[15]。身兼城乡二重性的小城镇作为传统文化的象征符号很自然的跃入现代作家的文学视野。他们赞美小城镇，是对小城镇及其代表的乡土文明合理内核的认同，实质上是对传统文化价值观中“美”的部分的认同，身处喧闹的都市，他们最敏感的是隐藏在快速都市节奏中的丑恶部分。而在他们的小城镇中，现代作家连同他们笔下的主人公都可以得到片刻的精神休歇；他们批判小城镇，是站在世纪文化冲击、变革的至高点，审视中国几千年来传统文化中早已腐朽的部分。众多浸染着作家们无尽思索的小城镇文学，上演着悲欢离合世俗民间故事的同时，也呈显着文学创作风格迥异的现代作家们同一的小城镇意识，从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中国现代社会实现深刻转型的踉跄和漫长之旅，对日后中国文学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前行不无启迪意义。
注释：
①吴祥钧、徐大伟：《小城镇经济管理》，中国经济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２页。
②[14]参见张磊：《城乡交响中的小城乐章――浅论现代作家的小城意识》，《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２００１年第６期。
③[15]参见栾梅健：《小城镇意识与中国新文学作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１９９７年第２期。
④沈从文：《长河・题记》，《沈从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３３９页。
⑤⑥参见易竹贤、李莉：《小城镇题材创作与中国现代小说》，《汉江论坛》（武汉）２００３年第１１期。
⑦⑧参见吴福辉：《乡镇小说・序》，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３页。
⑨逄增玉：《现代文学叙事与空间意象营造》，《文艺争鸣》２００３年第３期。
⑩赵士林、彭红：《走向极端的文化传统――浅析未庄、鲁镇文化的稳定性》，《社科纵横》１９９７年第４期。
[11]师陀：《果园城记》，《芦焚短篇小说选集》，江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
[12]赵冬梅：《现代小说中的时空关系》，《河北学刊》２００３年３月第２３卷第２期。
[13]萧红：《萧红小说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